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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第二十四章 文明时代的野蛮（第2页）

“能。他替我坐了两年牢，你用两年的青春还了他，难道还不够吗？你真的要准备和他过一辈子？”

“当然是要过一辈子。难道还能离婚？”

“为什么不可以？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你和他完全是一种协议婚姻，难道你就不打算再回头了？”

“就算是协议婚姻，我也得遵守协议呀！”

姐姐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并没有往多处想，经梁晓川这么一点，她也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和锦生的婚姻是否一定要维持下去。协议她已经遵守了，现在分手也不算失信，可是真让她离，她也难下决心，她虽然不爱锦生，但是结婚以后锦生对她确实不错，吃的穿的用的都尽着他，事事都先考虑丈人家再考虑自己家，对我们家的大小事情，没有一件不上心的，姐姐没想到的他都想到了，姐姐当干部，需要这样一个人给她操持家务，处理后方的事。人都是有感情的，别说是自己的丈夫，就是养个小猫小狗时间长了还难舍难分呢，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呢？况且已经有了孩子，她不能让孩子刚生下来就陷入父母离异的矛盾之中。要她离婚，目前几乎没有可能。于是她说：“木已成舟，谁也无法改变了，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还是早点找个人结婚吧。”

就在这时候，姐夫接她来了。姐夫是个直肠子，出了门就问：“他和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是工程上的一些问题。”

“你别骗我了，梁晓川一直不结婚，我就知道他对你还不死心。”

“你可不许胡说呀，人家可是正派人。”

“他要是个坏人我倒不怕了，怕就怕这种正派人。我是玩不过。”

后来，梁晓川又向姐姐表达过几次他的感情，姐姐虽然没有答应过他什么，但是心里总是觉得有几分遗憾。姐夫也看出来了，他的反应比姐姐还强烈，有点吃不下睡不着的。他是觉得心里有愧，平白无故让梁晓川坐了几天牢，自己去顶替，本来就是罪有应得，还白讹了人家的老婆，总觉得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见了梁晓川就感到抬不起头来。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对姐姐说：“你要是想离就离吧，我不能霸占你一辈子，强扭的瓜不甜，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姐姐说：“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要和你离婚了？你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不要把人都想歪了！”

姐姐的态度让姐夫心里踏实了一些，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到处张罗着给梁晓川介绍对象，把古城沟各单位的漂亮姑娘都打听遍了，可是费力不讨好，梁晓川根本不领那个情，连见都不见。最后一次还把他说急了：“我的事情我自己管，用不着你来操心！”

父亲退休的时候，大哥还是没有接上班。公司里没有残疾人接班的先例。请示大公司人事处，大公司也没批。那时候杨怀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又当上了大公司的人事处长。二哥听说大哥又被他卡了一次，去找他算账。当着众人的面，杨怀恩不能示弱，说：“你还想再进去一次吗？那就来吧！”二哥见周围人多，打也把他打不了怎么样，就没有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说错了，揍你太便宜你了，迟早有一天我要杀了你！”

大哥既然没接上班，就准备让弟弟接。姐姐到人事科了解了一下政策，人事科的干部说，育海接班没问题，现在就可以办，但是育海已经下乡这么长时间了，很快就能抽上来，让他接班有点亏了，不如把这个指标留给我妹妹，将来她就可以不下乡了。姐姐问指标能不能留，人事科说按惯例一直是这样，未成年子女可以等到成年以后再接班。妹妹倒是聪明伶俐，她也愿意把指标让给四哥，她认为自己下乡肯定能抽上来。可是家里一商量，觉得弟弟已经受了这么多苦，马上就要熬出头来了，何必再让妹妹下一次乡呢？于是就把指标留给了妹妹。

大哥二十五岁了。他的工作问题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我和二哥私下里向父母亲表示，即使大哥一辈子找不到工作，我们也会养着他。母亲说：“胡说！难道他就不娶媳妇不成家了？你们能养他全家吗？你们要是有这个心，就赶快出去托托人，帮他想想办法。必须得让他工作！”

姐姐为大哥的事专门回来了一趟，她托人给县民政局的一位干部写了个条子，也不知管不管用，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姐姐带着大哥去了民政局。那位干部很热心，说：“本来101冶的残疾人子弟应该由101冶自己解决，因为地方上要解决的人也很多，压力很大。但是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会尽量帮你们想办法的，县里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福利工厂，一旦厂子开张营业，我一定帮你们解决。”

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一点希望，大哥阴沉的脸上，多少有了一点笑容。从那以后，大哥就经常到民政局去打听新厂子开工的消息，可是等了半年多厂子仍在筹建中，丝毫没有开工的迹象。母亲着急，又给姐姐写了信，让她再回来一趟，去找找那个民政干部。姐姐回来了，又去找了那个人，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残疾人福利工厂这么久还没开工，让你们久等了。”在他的努力下，把大哥安排在安家山砖瓦厂当了会计。

安家山砖瓦厂就在我家门口，在安家山的南面，这里的土质均匀，没有任何杂质，非常适合烧砖，这个厂的建立也是02工程带起来的，最早的产品主要是供应02工程的需要，建起来之后，各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厂子也越办越红火。但这是一家大集体企业，工资很低，学徒工只有十六块钱，转正以后也只有三十多块钱，即使这样大哥和我们全家已经很满足了。我们一家人对那位民政干部真是千恩万谢，想请他吃顿饭，但是怎么请也请不来，给他买了一些毛料和烟酒他也都给退回来了。

大哥被正式录取的时候，正是年根底下，我们都回到了大川，准备过年，也正好给大哥庆祝一下。吃晚饭的时候，大哥喝了点酒，脸上红扑扑的，十分兴奋，吃完了饭，他拿着那把小提琴上了山，我想跟他去，他不让，他说要自己待一会。不一会，我们听到了他的小提琴声，我们全家都跑了出来，远远地听见大哥站在安家山上拉起了琴。夜深人静，琴声传得很远，高地有不少人跑出来听他拉琴。也许他是要拉给人们听，怕大家听不懂，所以那天他一首外国曲子也没拉，开始拉的是《社会主义好》、《北京火车到边寨》和《牧歌》，我想这几首曲子和他当时的心境是吻合的，可是后来他又拉起了《梁祝》和《二泉映月》，就有点伤感的味道了，拉完《二泉映月》，居然又拉起了《江湖水》，母亲越听越不对味，对我说：“去把你哥叫回来吧。”

我爬上山去，悄悄走到大哥身旁，朦胧的夜色中，我看见他满脸都是泪水。

大年三十，一家人忙着过年，还差些酱油醋之类的物品不齐，母亲让我趁着商店上午还开门，让我赶紧去把这些东西置办齐了，于是我拿塑料网兜兜着几个瓶子出去了。刚走到高地大门口，看见一个人在那里卖冰糖葫芦。我吃最后一串冰糖葫芦还是在北京吃的，来到大川以后就没见过这玩意，于是带着一股好奇心走过去看看，到了跟前我尴尬了，卖冰糖葫芦的是春桃的丈夫高天宝。我认识他，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去了，但是他没有认出我来。

高天宝留在大川想干点临时工，帮助春桃解决生计问题，可是只有一条胳膊能干什么？那些活都是要出力气的，对健全人来说都不轻松，何况一个残疾人，而且人家也不要，于是他就做起了小买卖，夏天卖冰棍，冬天卖冰糖葫芦。春桃正年轻，还在追求进步，在那个年代，家里有个做小买卖的，让她脸上很不好看，可是为了生计，也只能如此了。开始生意还凑合，可是后来就有了竞争，高地和114厂家属区，光推车卖冷饮的就五六个，再加上那些小商店和地摊，一天卖不了几个钱。做冰糖葫芦是他新学的手艺，可是卖了没几天也有了竞争。看见他大年三十还在街上卖冰糖葫芦，我觉得很不忍心，我不是可怜他，我是可怜春桃。我摸了摸口袋，里边有二十块钱，能买一百串冰糖葫芦，再看看他那根插冰糖葫芦的草靶子，总共也超不过100串，于是说：“这些我全要了。把那个草靶子也给我吧，要不我没法拿。”他问我：“你要这么多冰糖葫芦干吗？”我找不出理由，冲他发了火：“我愿意，你管我买多少呢！”他一边接过钱一边向我解释：“我怕吃不了不好放，我天天都在这，想吃了啥时候来都行。”我说，你别管了，我们家人多，两天就吃完了。

我以为这样是帮了他一把，谁知晚上春桃领着他找到家里来了，硬把那二十块钱塞给了我，还给父亲带了两瓶酒来，这下没帮上她，反倒白耽误了高天宝半天生意，还让她倒贴了几块钱。

高天宝除了干过那件糊涂事，人倒还算厚道，一只手把家务全揽了下来，洗衣做饭都不用春桃，干完家务就推着小车上街去卖冰糖葫芦，两头都不耽误。可是却应了姐夫那句话，他要是个坏人倒好了，春桃可以早点下决心离婚，早点解脱。正因为他厚道，春桃一直不忍心抛弃他，就这样过了多半辈子。

高天宝用一只胳膊拎起那个草靶子扛在肩上，离开了我家。外面，已经响起了除夕夜的鞭炮声。

那年春节，我们过了一个很富足的年。母亲闲着没事干，养了一口猪，年根底下杀了，光是肉就有两百多斤。一个年过完，一家人只吃了很小一部分，除了送给街坊邻居的，还剩了一多半，母亲想拿出去卖，父亲觉得那不是工人家庭干的事，就没有卖，于是把肥的全部炼了油，瘦的腌起来，我们回古城沟的时候，一人还带了一些，那时没有冰箱，带也带不了多少。大概是那些大油害了母亲，她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突然摄入这么多脂肪，一下子胖了许多，得了高血压、脑血栓，老是说头疼。姐姐、二哥和我过完年就走了，以后偶尔回来一次，听到母亲说头疼也没在意。到医院去看，留守的医生根本不当回事，每次去看，开几片止疼片就把你打发回来了。我们那个职工医院也就是应个景，别说一个家属，就是正式工人去了，也就是开几片药就打发走了，根本不把工人的病痛当回事。后来母亲也不去了，一感觉头疼就吃几片止疼片顶着。高血压、脑血栓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防治得好完全可以治愈，至少不会有什么大危险，可悲的是不知道是什么病，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治疗，一直就这么拖着。

杨怀恩复职以后，没有忘记曾经答应过安琪的话，上下打点活动着把安琪的贪污案推翻了。安琪被放了出来，仍回财务科工作，不过党籍已经没了，科长也当不成了。安琪没想到杨怀恩对她的事还这么上心，相比之下，在她在押期间，马国栋什么也没做，他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去做。因此，安琪对杨怀恩感激不尽，两个人旧情复燃，又搞到一起去了。那时杨怀恩已经结婚了，娶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因为两个人年龄差距太大，加上与原妻和孩子的矛盾，感情一直不好。相反，与安琪倒是打得火热。

安琪在押期间，锦华一直在帮着马国栋料理家务，照料两个孩子。到了古城沟依然如此。公司里对他们的议论很多，锦华权当没听见，经常在大白天去帮着洗衣服做饭，两个人私下却很少来往，有不少人想抓他们的把柄，始终抓不着。于是一些有良知的人对锦华和马国栋的做法产生了好感，对他们的议论开始变得褒贬不一了，因为安琪已经失去了公民权，马国栋要离婚很容易，两个人要走到一起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马列被安排在古城县公交公司当售票员。他已经大了，对他们的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没看见。祥子也不干涉锦华的行为，决心以自己的方式和马国栋斗争到底。他知道，任何打骂、干涉、威胁都无济于事，只有把锦华的心争取回来，他才能真正得到她，即使得不到，他也要尊重她。

安琪出来以后，马国栋再次提出了离婚，安琪仍然不同意。开始是拖着，后来拖不过去，就又开始大吵大闹，马国栋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他以为和安琪有约在先，现在她不应该再赖下去了，但是安琪始终不松这个口，最后只好诉诸法律了。法院对这类事情的处理一般是要维护女方的权益，女方不同意就暂时拖着不判。他们要马国栋提出分居两年以上的证据，马国栋拿不出，只好等着。安琪事先找过祥子了，想和他订立攻守同盟，祥子不想和她扯连连，但是也不同意离婚。能拖一段时间，毕竟还有机会做争取锦华的工作。除了不同意离婚，祥子倒没有说别的，对待锦华还和从前一样。

一天晚上，一个偶然的机会，锦华和马国栋在办公楼里碰上了，两个人都已经被离婚折腾得筋疲力尽，马国栋请锦华到他的办公室坐坐，两个人说了一会话，说到动情处，便又睡到了一起。他们太缺乏警惕了，被人捉了奸，而且是以最原始最野蛮的方式：他们被人赤条条地捆了出来，绑在了桥头的电线杆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