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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论赋税06（第1页）

第二节论赋税06

与此同样，供私人家庭利用制造的麦芽，也不受收税人员的访问和调查，然而在此场合家庭须按每人7先令6便士缴纳货物税。7先令6便士等于10蒲式耳麦芽的货物税，这个数量完完全全等于任何节饮家庭的一切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平均可能消费的。然而在富裕的大家庭，经常在乡间款待宾客，家庭成员所消费的麦芽的饮料只构成家庭消费的非常小一部分。然而，或者是因为这样的征收赋税，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供私人利用的制造麦芽不与酿造大多数时候相等。非常难想象，这样的供私人利用的酿造或蒸馏不征收同一种税究竟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经常有人说，对麦芽征收较轻的税，能够得到比现时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重税更大的收益；在酿酒厂比在麦芽制造场瞒骗税收的机会更大；为自己消费而酿造的人，免纳一切税，然而为自己消费而制造麦芽的人却没法免税。

在伦敦的黑啤酒酿造厂，一夸特麦芽大多数时候酿造两桶半以上，有的时候酿造三桶黑啤酒。向麦芽征收的各种税为每夸特6先令；向黑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为每桶8先令。所以，在黑啤酒酿造厂，向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的税为每夸特麦芽产物26至30先令。在供大多数时候乡村销售的乡村酿造厂，一夸特麦芽所酿造的非常少低于两桶浓啤酒和一桶淡啤酒，经常为两桶半啤酒。对淡啤酒征收的各种税为每桶1先令4便士。明显，在乡村酿造厂，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就每夸特麦芽的产物来说，非常少低于23先令4便士，经常为26先令。明显，整个王国平均计算，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赋税总额，就每夸特麦芽的产物来说，估计不少于24或25先令。然而，通过取消对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通过把麦芽税增至三倍，也就是说，每夸特麦芽从征收赋税6先令提高到18先令，有人说，从这样的单一税可能得到比现时从一切那些重税所得到的更多的收益。

的确，在过去的麦芽税中，包含了每半桶苹果酒4先令和强烈每桶啤酒10先令的税。1774年，苹果酒税的收益只有3083镑6先令8便士。这个数量可能比它的大多数时候数量略少，这一年对苹果酒征收的各种税都比平常收益少。对强烈啤酒的征收赋税尽管比较重，然而收益更少，因为对这样的酒类消费较少。然而为了弥补这两种税在平时可能有的数额，在所谓地方货物税中包括了，第一，每半桶苹果酒征收过去的货物税6先令8便士；第二，每半桶酸果汁酒征收过去的货物税6先令8便士；第三，每半桶醋征收过去的货物税8先令9便士；最终，每加仑蜜蜂酒征收过去的货物税1l便士。一切这些税的收益可能能够抵偿所谓对苹果酒和强烈啤酒每一年征收的麦芽税而有余。

麦芽不仅可以用来酿造啤酒和麦酒，而且可以用来制造下等火酒和酒精。假如麦芽税提高到每夸特18先令，那就一定要降低对以麦芽作为部分原料的各种下等火酒和酒精所征收的货物税。在所谓麦芽酒精中，麦芽大多数时候只占原料的1／3，余下的2／3为大麦，或1／3大麦和1／3小麦。在麦芽酒精的蒸馏厂中，比在酿造厂或麦芽制造场走私的机会和引诱都要大得多。

这样的机会是因为酒精的容积小而价值大产生的；这样的引诱是因为税率较重产生的，计每加仑酒精征收赋税3先令10便士。增加对麦芽的征收赋税，降低对蒸馏的征收赋税，走私的机会和引诱都会减少，这可能让国家收益进一步增加。

在过去的一段时候，大不列颠的政策是抑制火酒的消费，因为觉得它有损害大多数时候人民的健康和腐化他们的道德的倾向。依照这样的政策，对蒸馏的减税没法太大，方便于不致在任何方面降低这样的酒类的价格。火酒能够依过去的就像过去同样贵，同时啤酒和麦酒这样的卫生的、振奋精神的酒类的价格能够很大程度降低。这样而来，人民能够解除他们现时最为抱怨的负担之一，同时国家的收益能够大为增加。

戴夫南博士反对对现行货物税制度作出这样的改变的看法，仿佛是没有依照的。这些反对看法是：这样的税不就像现时这样来划分，平等地落在麦芽制造人的利润、酿酒商的利润和零售商的利润上；就它的影响利润来说，会完完全全落在麦芽制造人的利润上；麦芽制造人非常不容易在他的麦芽提价中收回他付出的税额，就像酿造人和零售商在他们酒类的提价中那样；不仅这样，对麦芽征收的这样重的税可能会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

任何赋税都没法在长时期内降低任何一个行业的利润率，后者必定总是和靠近的其他行业保持它的水平。现行对麦芽、啤酒和麦酒的征收赋税并不影响经营这些商品的商人的利润，他们几乎全都是从自己商品的提高价格中收回垫支的税，还有额外的利润。诚然，税收会让征收赋税商品的价格高昂，以致减少对它的消费。然而麦芽的消费是在麦芽酒中，对一夸特麦芽征收18先令的税不可能让这样的酒的价格比在征收其他的税（现时为24或25先令）时更高。反过来，这样的酒可能变得更便宜些，它的消费非常可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非常不容易理解，为什么麦芽制造人要在他的麦芽的提高价格中收回18先令，有的时候会比现时酿酒商在他们酒类的提高价格中收回24、25先令、30先令更难。没错，麦芽制造人在每夸特麦芽上现在要垫支的税不是6先令，而是18先令。然而酿酒人现在要垫支的税是每夸特他酿造所用的麦芽24、25先令，有的时候是30。麦芽制造人垫支不太多的税，比起现时酿酒商垫支比较多的税来，不可能更不方便。麦芽制造人在他的仓库中所储存的在长时期将要利用的麦芽，不可能比酿酒人在他的酒窖里时常保存的啤酒和麦酒更多。所以，前者也可以和后者相同快地收回他的货币。然而，不论垫支较重的税可能会给麦芽制造人带来多么大的不方便，能够通过给予他比现时大多数时候给予酿酒商的信用较长的信用去补偿。

假如对大麦的需求没有降低。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也就不可能减少。然而制度的改变，将对酿成啤酒和麦酒的麦芽征收赋税从每夸特24和25先令降到18先令，非常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大麦的需求。除此之外，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总是会和其他同等肥沃和同等耕种良好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润接近相等。假如少些，一部分大麦耕地不久就会转到某种其他的用途；假如多些，更多的土地就会转用于种植大麦。当土地的任何一种产物的大多数时候价格能够称为垄断价格时，对它征收赋税必定会减少栽种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当葡萄酒远远落后于有效需求，以致它的价格总是超过和其他同等肥沃、耕种良好的土地的产物的比例时，对葡萄酒这样的贵重的产物的征收赋税，必定会降低这些葡萄园的地租和利润。

葡萄酒的价格已经达到大多数时候送往市场的数量所可以得到的最高价格，不减少这样的数量就不可能把他价格提高；不承担更大的损失就不可能减少那种数量，因为土地没法转用于种植任何其他具有同等价值的产物。所以，赋税的一切重量会落在地租和利润上，准确地说是落在葡萄园的地租上。当有人提议对食糖征收新税时，我们的食糖种植人经常抱怨，这样的税的一切重量不是落在消费者身上，而是落在生产者身上，生产者绝没法把他们纳税以后的食糖价格提得比以前更高。

在纳税前的价格仿佛是垄断价格，用来表明食糖不是恰当的征收赋税对象的论据，可能正好证明它是恰当的征收赋税对象，垄断者的利益，当他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时，必然是最恰当的征收赋税对象。然而大麦的大多数时候价格从来不是垄断价格，大麦耕地的地租和利润从来没有多于和其他同等肥沃、耕种良好土地产物的比例。对麦芽、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从来没有降低大麦的价格，从来没有减少大麦耕地所需要的地租和利润。对酿造人来说，麦芽的价格时常和对它征收的税额成比例地上调，这样的税，还有对啤酒和麦酒征收的各种税，时常提高价格，或降低这样的商品的质量。这样的税的最终支付时常落在消费者身上，而不是落在生产者身上。

因为这里所提出的制度改革，唯一可能受害的人是为自己私用的目的而酿造的人。然而这一上层阶级的人民现时享有的豁免支付贫苦劳工和所缴纳的非常重的税必然是最不公正、最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就算上面所说的改革永不实行，也应该给予废止。然而可能是这一上层阶级人民的利益，迄今阻止了这一必然会增加国家收益和救济人民的制度改革。

除了上面所说的关税和货物税这样的赋税之外，还有几种其他赋税对价格会产生更不平等和更间接的影响。其中有法国的所谓通行税，这在古老的撒克逊时代称为DutiesofPassage（通行税），他最开始的目的仿佛和我们的关卡税或我们的运河和通航河道通行税同样，是为了维持道路或航行。这样的税当应用于这个目的时，最恰当的征收方法是依照货物的体积和重量。因为最开始这是一种地方的和省的税，应用于地方的和省的目的，所以它们的管理在大多数场合委托给征收的市、教区或庄园，这样的社团觉得是依这样的或那种方式对它们的利用负责的。君主是完完全全不负责任的，然而在非常多国家却自己掌握了这样的税收的管理权；尽管他在大多数场合很大程度加重了这样的征收赋税，在非常多场合却完完全全忽视了它的应用。

假如大不列颠的关卡税变成了政府收益来源之一的话，通过非常多其他国家的实例，能够明白它的可能结果是什么。这样的通行税无疑地最终落在消费者身上，然而消费者不是依照他缴税时的支出比例纳税的，不是依照他所消费的东西的价值，而是依照消费物的体积和重量。当这样的税不是按体积或重量而是按货物的推定价值征收时，它就会变成一种内地关税或货物税，很大程度阻碍一个举足轻重的贸易部门，也就是国家的内地贸易。

有些小国家，对在陆地或水上从一国运往他国的过境货物征收一种类似通行税的税。在有些国家，这样的税称为过境税。有些意大利小邦，位于波河与他支流之上，从这样的税得到一点收益，完完全全由外国人支付，这可能是一个国家可以向外国国民征收而不在任何方面妨碍自己的工商业的唯一的税。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过境税是丹麦国王向一切通过波罗的海峡的商船征收的。

作为关税和货物税的大多数的是对奢侈品征收赋税，尽管它不加区别地落在每一种收益上面，最终或没有报偿地是由征收赋税商品的消费者支付的，然而它不是平等地或成比例地落在任何一个人的收益上。因为每个人的心情规定他的消费程度，任何一个人作出贡献是依照他的心情而不是和他的收益成比例的，浪费者比他们的应有比例贡献得多，节俭者却比他们的应有比例贡献得少。在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的幼年时期，他从国家的保护得到非常大收益，然而他由消费而对国家作出贡献，大多数时候非常少。住在另一个国家的人对自己收益来源所在国的政府的维持，并不通过自己的消费作出任何贡献。假如在这样的国家不征收土地税、对不动产或动产的转移不征收任何重税，就像在爱尔兰那样，这样的不动产业主可能从一个政府得到非常大的保护，然而对它的维持不贡献一个先令。在政府在某些方面附属或依存于另一国家政府的国家，这样的不平等可能是最大的。

在附属国拥有最大限度的财产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选择住在统治国。爱尔兰正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对不动产业主征收赋税的提议在该国受到非常大的欢迎是不足为奇的。要确定何种住在国内或多久住在国内时一个人才可以作为不动产业主而受到征收赋税，或征收赋税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或终止，可能有些困难。然而，假如你把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情况除外，因为这样的税收而产生的个人所做的贡献的任何不平，可能由造成这样的不平的情况本身得到补偿，这样的情况是，任何一个人的贡献都是完完全全自愿作出的，他完完全全有权力去消费或不消费这样的征收赋税商品。所以，当这样的税是合适地估征而且对合适商品估征的，缴纳这样的税就比缴纳其他的税更少有人发牢骚。当税收由商人或制造业者垫付时，最终作出支付的消费者最终就把它和商品价格混同起来，差不多忘记了他们是在缴税。

这样的税是或能够是完完全全确定的，能够这样来评估，让有关付多少或在何时应该付也就是说，有关缴税的数量和缴税的时间，不留下任何疑点。不论在不列颠的关税中或在其他国家的同一种税收中有的时候发生什么不确定的情形，从这样的税的性质却不可能产生不确定，除了因为征收这样的税的法律措词有不准确或不灵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