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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欧洲政策引发的不均衡（第2页）

有一种托词，说联合公司是对于行业进行更加好的管理的需要。这是根本没有依据的。对于工人行使的真实并且有效的惩戒并不是公司的惩戒，而是顾客对于他的惩罚。是对于失去工作的恐惧让他不敢欺诈，并且纠正他的马虎大意。相反拥有垄断性的公司肯定削弱了这种惩罚的力量。无论他们表现好坏，一些特定的工人都得必须雇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非常多有组合的城镇中，甚而在某些最必要的行业里都无法找到可以差强人意的工人。假如你想要你的产品做得还算可以，你就应当把你的产品带到郊区去做。由于那里的工人并没有垄断权能够依赖，只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所以你只能尽量在郊区制作好之后再运进城镇。

欧洲的政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某些职业的竞争局限到一个较小的人数当中，使非常多想进来的人无法进来，才引发了劳动和资本在不同用途中利与害在整体上非常重要的不平衡。

第二，欧洲的政策经过扩大某些职业中的竞争，让其超出了自然的限制，所以引起了劳动以及资本在不同用途中利与害在整体上相对的另外一种不均衡。

为某些职业培养合适数目的青年人一直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是公众，有的时候是一些私人热心者的资金为这种培养建立奖金、助学金及举办展览会等。它们吸引了太多的年轻人加入那些职业，以至于超过了自然的限制。我确信，在所有基督教国家里大多数牧师的教育费用就是由这样的方式来支付的。他们当中恐怕没有几个是完完全全自费的。所以，时间的冗长、花费昂贵的教育并不总是给那些受到教育的人带来相对应的回报。同时教堂里挤满了人，他们为能得到工作，宁可接受比那些教育应得的报酬低得多的薪酬。这样的穷人的竞争就争夺了富人应该得到的报酬。毫无疑问把教区牧师助理或者教堂牧师和一个普通行业的短工相比较是不合适的。但是，教区牧师助理或者牧师的收入却完完全全可以视作和短工的工资是同样的性质。他们三者都是按他们和其自己的上级所制定的契约拿取报酬。

依据我们从几次全国宗教会议所公示的法令中的法律发现，直到14世纪中叶英格兰教区的牧师助理或者教区领薪的牧师的薪酬是5马克，其所包含白银和现今10镑货币所包含银的量相等。在同一时期一个泥工师傅的工资是每天4便士，其含银量和现在的1先令相等，单单泥工短工的工钱是一天3便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9便士。这两个劳动者假如是常常有人雇佣的话，其工钱就远远超过教区牧师助理的工钱。泥工师傅假如他一年里有1／3的时间没有活干，此时他的工资就将和教区牧师助理的工资完全相同。安妮女王12年第12号法令宣称：“因为对于教区牧师助理并没有赋予充足的生活费用以及鼓励，许多地方的牧师助理的待遇非常差。所以，特授权各地的主教签字盖章为牧师助理发放一定金额的补助费或者津贴。也就是一年不多于50镑，不少于20英镑。”现在一个教区牧师助理一年可以拿到40镑也就能算作是高收入了。即使有国会这一法令，还是有许多牧师助理年薪在20镑以下。在伦敦许多的制鞋短工一年能够赚40镑，并且在那个大城市里无论哪个行业没有一个勤劳的工人一年不赚取20镑以上的。自然这个数目常常没有超过许多农村教区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任何时候当法律试图去调控工人工资的时候，其结果永远是降低了工资，而不是提高了工钱。即使在许多情况下，法律试图提高牧师助理的工钱，并且为保持教会的尊严，需要教区长为教区牧师助理提供高过他们自己愿意接受的微薄的生活费用的薪酬。但是法律在这两个方面的企图看来一样是没有什么效果，它既没有提高教区牧师助理的工钱，也没能把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到要降低的程度。由于它没法阻止前者因为处境穷困以及过多的竞争而甘愿接受低于合法报酬之下的报酬，也没法阻止后者因为雇主们指望从雇佣他们中得到利润或者快乐而竞相争雇佣以取得高于合法报酬之上的报酬。

牧师巨额的薪俸以及教会的尊严支撑着教会的荣誉，即使教会中有一些下级人员的处境低下。人们对于牧师职业的尊敬也能够对他们在金钱薪酬上的微薄作出某些补偿。在英格兰还有所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教会在事实上占有非常多优势。从苏格兰、日内瓦的教会还有其他几个新教会的事例当中我们能够确信，在如此一个拥有威望的职业当中，接受教育的几率又是这样容易获得，所以获得较为可观的牧师薪俸的希望就诱使相当多的有学问、品行端庄以及受人尊敬的人加入这个圣职。

在那些没有俸禄的律师以及医师这类职业里，假如也有那么多的人接受教育不要自己来花钱，可以享受公费的话，职业上的竞争马上就会非常剧烈，并且导致他们货币报酬的大幅下降。如此一来，就不值得自费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去从事这样的职业了。这些职业将会完全由公共慈善机构所培育的人士充当。他们的数量多了，并且生活困难，就会迫使他们愿意接受非常微薄的收入，现今受人尊敬的律师以及医生职业也就可能完全降格。

常常被称为文人的那班落魄的人的处境和我们上述假设当中的律师以及医生的处境或许十分相近。在欧洲各个地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教会培养出来的，但是又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没能进入神职。由于他们受的一般就是公费教育，他们的人数各地常常也是非常多，所以导致他们的劳动价格也下降到了最低等。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样的文人能够利用自己的才能找到的唯一职业就是担任公办学校以及私办学校的老师。换言之将自己学到的稀奇而又有用的知识传授给他人。这种职业要比印刷术发明之后所产生的为书商写东西的人的确更有面子、更有用，常常收入也更加多一些。想要当一个出色的自然科学的老师所需要的时间、学习、才智、知识以及专心最起码和当一名最大的律师以及医生所必需的同等。但是一名出色的教师常常报酬却和律师或者医生的报酬非常不相称。由于前一种职业挤满了用公费培育起来的贫苦人，之后两种职业里却没有哪几个不是受的自费教育。即使公办以及私办学校教师的一般报酬看来非常低，不过假如那些为了面包而写作的更加穷的文人并没有被赶出市场而参加竞争的话，他们今天的待遇毫无疑问的还要更加低。

在过去，在以帮助贫苦人们学习来达到上述有学问的职业为目标的这种慈善机构建立之前，出色的教师的报酬好像一直是非常丰厚的。苏格拉底在其所谓反诡辩学派的演说当中就曾谴责当时的教师相互矛盾。“他们对于他们的学生做出了最为堂皇的许诺”，他说，“并且要把他们教育成聪敏、快乐、正直的人，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工作他们只需要四五迈纳那样微薄的报酬”。他接着说，“传授智慧的人，他们自己自然应该是聪明的。不过假如一个人作这样一桩买卖只需要这样一个价钱，那他肯定是一个最为愚蠢的笨蛋”。在这里他肯定无意夸张那份报酬，我们能够相信那时的报酬的确只有他说的那样多。4个迈纳相当于现今13镑6先令8便士；5个迈纳相当于现今16镑13先令4便士。所以，雅典最出色的教师那个时候的薪俸常常不会少于这两个数目中高的一个。苏格拉底自己向每一个学生索取10迈纳，也就是33镑6先令8便士。听说，他在雅典讲学的时候，他拥有100个学生。我了解这是他在一个时期讲学时候的学生总数。也就是说，我们称作一个课程听课的人数。就像雅典如此大的一个城市，又那样有名的一个教师，而他讲授的又是那时最时尚的学科——修辞学，100个学生应当不算太多。所以，他每讲授一个课程应当赚了1000迈纳，也就是3333镑6先令8便士。在另外一处讲学的普鲁达克说道，他讲的伦理学也是1000迈纳。1000迈纳是教学的普通价格。那个时候的许多出名的教师看来都发财了。乔治阿斯曾经以纯金制成自己的雕像赠给德尔菲庙堂。我觉得，我们自然不应猜想，那座雕像有他真人那样高大。关于乔治阿斯的生活以及当时另外两位出色的教师希波阿斯以及普罗特格拉斯的生活，柏拉图曾经描述得非常豪华，甚至近于铺张。听说柏拉图本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阔绰。亚里士多德当了亚历山大王子的教师之后，获得了亚历山大本人还有其父菲力普王最优厚的待遇，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是亚里士多德仍然认为回雅典自己开设讲坛，更加合算。

那个时候传授知识的教师或许并没有其后一两个世纪那样多。而那个时候教师的过分竞争就不仅仅多少降低了教师劳动的价值，也降低了对于他们人格的尊敬。但是其中最为杰出的所享受的报酬和尊敬看来总是要比当今从事同一个职业中的所有人要高得多。雅典就曾经派遣学院派的卡尼阿达斯以及斯多葛派的狄奥吉尼斯出使过罗马。即使那个时候的雅典已失去了当年的宏伟，但它依然是一个独立的著名的共和国。卡尼阿达斯也是个巴比伦人。雅典人是最妒忌外人担任职务的一个民族，竟然派遣卡尼阿达斯担任这个重任，足见他们对他的高度重视。

这样的不均衡从整体上来看也许是对于公众利大于害。它或许多少要降低一点公办教师这一职业的身价。不过文学教育费用的低廉无疑是一个优越性，它极大地抵消了公办教师地位降低带来的不利。假如欧洲大多数地区进行教育的学校以及学院的机构组织得比现在更加合理，公众从中间受到的益处也许还要大一些。

第三，欧洲政策因为妨碍劳动以及资本从一个行当向另外一个行当、从一个地方向另外一个地方自由地流动，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引发了不同用途中的利与害在整体上非常不便的不均衡。然而学徒制甚至阻碍在同一地区之内的劳动力从一个行业向另外一个行业的自由流动。联合公司的垄断权同时甚至不允许劳动力在同一个行业中的流动。

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制造业之中的工人工资高，而另外一个制造业中的工人的工资却只够勉强糊口。由于前者是处在一种蓬勃发展的状况。所以，不断需要新的人手。而后面的是处于一种衰微状态，所以人手不断变得过多。这两种制造业有的时候可能处于同一城市，有的时候可能是邻居，但并没有能力互相给予什么帮助。由于在前一种场合学徒法或许反对与支援，而在后一种场合既有学徒法规又有垄断的联合公司声讨支援。事实上，在许多不同的制造业当中，操作都非常相似，工人能够非常容易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外一个行业，假如没有那些荒谬的法律妨碍他们的话。比如，纺织粗麻布的技术和纺织粗丝绸的技术就几乎完全相同。纺织粗绒的技术即使多少有些不同，但其中的差异也非常小。一个织麻布或者织丝绸的工人几天就可以完全学会。所以，假如这三种主要的制造业当中有哪种不景气，这一制造业的工人就可以在其他两种处在较为繁荣境地的行业里寻找到一种作为后路。如此工人的工资在兴旺的制造业当中既不会涨得过高，而在不景气的制造业当中也不会下降得过低。当然，在英格兰因为通过了一项特别的法规，亚麻布职业对于全民开放了。但是因为整个职业在英格兰大多数地区开发得不够，它对于其他不景气的职业的工人可以提供的后路不多。在实践学徒法的地方，那些工人就没有其他的出路，只能够去乞求教区的救助，或者当普通劳动者（即没有技术的工人）了。但是，按照他们的习惯，他们更加适合于从事和他们自己行当接近的制造业的工作，但不大适合于从事普通的劳动。所以，他们一般只能够求助教区的救济。

只要是妨碍劳动从一个行业往另外一个行业自由流动的物品，也就一样妨碍资本的自由流动。由于一个行业所能够容纳的资本量在非常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业所能够容纳的劳动量。但是，公司法对于资本从一地向另外一地的自由流动赋予的限制要少于对劳动的限制。一个富裕的商人在所有地方想取得在一个自治城市中经商的权利要比一个贫困的技工想在那里得到工作的特权要容易得多。

我坚信公司法对于劳动的自由流动的障碍在欧洲各个地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然而济贫法所赋予劳动自由流动的阻碍，据我所知，却是英格兰所特有的。这一障碍就在于穷人难以在教区以外寻找居住的地方，甚至不得在教区之外的地方出卖劳动力。公司法主要是防止技工以及制造工人的自由流动。而取得居住权的困难则甚至妨碍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自由流动。或许有必要对于这种混乱的起源、发展以及现状做某些说明，这也许是英格兰政策中最大的混乱。

当修道院被毁掉，穷人无法得到那些宗教机构的施舍的时候，政府也采取过其他的某些救济措施，不过均未奏效。伊丽莎白第43年颁布了第2号法令，规定各个教区有帮助本区贫民的义务，与此同时教区中专管贫民救济的人员要每年任命一次。他们会和教区委员通过教区税征收足够多的救济款项。

依据这个法令，每一个教区需要负责本教区的贫民。所以谁应该被看做一个教区的贫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几经修改最后才被查理二世第13年和第14年的法令确立了下来。那就是所有人必须在某一个教区不间断地居住到40天。但是，在这40天之内假如教区委员或者教区中专门管理贫民救济的人员对于他们提出控诉，新居民租用有年租金为10镑的土地以及保证能解除原居住教区的居住权力，并且经治安官员觉得满意，不然两个治安官员能够合法地把他们从新居住地遣送回他原先的合法定居地。

听说，有关这种法令曾经发生过多次欺诈行为。教区的官员有贿赂他们本区的穷困人潜入其他的教区，在那儿隐藏40天以获取在那里的定居权，来解除他们原来教区的定居权的。所以，詹姆斯二世第1年又做了以下规定：无论何人要在新教区得到定居权所必需不间断的40天，一律从他用书面形式向当地教区委员或者教区中专门管理救济人员提交说明他的新居住地还有家庭人口之日算起。

不过，教区官员好像对于他们本教区并不老是像对待其他的教区那么办事公正。他们有的时候对闯进教区的人采用一种默认的态度，收取报告后，并不采用任何恰当的措施。因为教区的每一个人都乐于尽可能地阻挡这种闯入的新居民以免增加他们的负担。所以在威廉三世第3年，又作了以下的规定：四十日的居住时间从书面报告在教堂星期日做了礼拜后的公布之日算起。

所以，这种法令让穷人几乎无法依此法令通过连续居住40天取得新的居住权。为了让一个教区的普通老百姓不至于因这个法令而无法在另外一个教区安家立业，又规定了无需提交或者公布报告也可以取得居住权的另外的四种办法：第一，缴纳教区所课的税；第二，被推选担当教区公职1年；第三，在教区之内当学徒8年；第四，被教区雇佣期限1年，并且在整个1年内担任同样的职务。

除去对全教区作出公开的业绩，无人能按上述四种办法中的前两个办法获得居住权。由于教区人民深刻明白把一个除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经过课税或者选入教区担任公职等办法收容进来会有什么后果。

并没有一个结过婚的人可以按照后面两种办法中的任意一种获得居住权。由于当学徒极少是结了婚的。与此同时又明令但凡已婚佣工不可以由于受雇1年而得到居住权。采用通过服务获得居住权这个办法的主要结果是：它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取消了以1年作为雇佣期的古老习惯。之前在英格兰一直都习惯了1年为期。即便在今天，假如没有什么特别的协议，法律仍然趋向于承认1年是应该的雇佣期。不过雇主们并不总是愿意通过1年雇佣期来给雇工以居住权；并且雇工们也不老是愿意经过雇佣1年而获得新居住权。主要是因为取得新居住权要取消之前的居住权。他们可能因此而失去了在他们的家乡，他父母以及亲属居住地的原来的居住权。

非常明显，没有一个独立工人，无论是普通劳动者或者技工可以经过当学徒或被雇佣而获得新的居住权。所以，当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劳力以及勤奋来到一个新教区的时候，无论他是怎样健康、怎样勤奋，在一个教区委员或者教区救济人员的挑剔之下，都会被遣返。除了他租有每一年租金10镑的土地——这对于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或者交纳两个治安员觉得满意的解除原来教区居住权的保证金。当然，怎样的保证金全依照教区治安员们决定。但是他们要的不会少于30镑。法律规定但凡购买价值低于30镑的地产的人不可以获得居住权，由于那不足以作为除去原来教区居住权的担保，但这却是所有凭劳动生活的人无法支付的数目。与此同时往往要求的保证金要比这还要更高。

这一证书的使用到底恢复了多少被以上各种法令几乎完全剥夺了劳动流动的自由呢？我们能够从伯恩博士审慎的下述观察中看出来。他说：“非常明显教区有许多种充分的理由要求到任何地方定居的人交纳证书。也就是持有证书而来定居的人不可以通过当学徒、被雇佣、提交报告或者支付教区税的方法获得居住权。他们也不可以为他们的学徒以及雇工落户。假如他们成为被人控诉的人，教区自然知道应该把他们迁到何处，与此同时后一教区要付给他们的搬迁费以及生活费。假如他们生病，不可以搬迁，则发给他们证书的教区应当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有证书不可。这些也就是在平常情况下教区不愿意发证书的原因。由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领了证书的人可能会再次被遣返回来，并且情况会还更加糟糕。”这一观察的寓意看来就是教区对于打算离开的穷人不应该发放证书。就是这一非常聪明的作者在其《济贫法史》中说：“证书这件事情是有一些酸甜苦辣的。因为把证书控制在教区官员的手里，教区官员经过它有如把一个人终身禁锢了起来。无论他不幸得到居住权的地方对于他可能有多么不方便，他需要长期住下去；无论他想去居住的地方对于他有多么大的好处，他也不可以去。”

即使证书并不是表现优异的鉴定，它仅仅是证明持证人现在所属的教区，但是证书的发放或者是否接纳，全由教区官员裁定。伯恩博士说道，曾有人动议法院训令要求由教区委员以及专管救济的人员签发证书，但是皇家法院觉得这个想法太过离奇，被否决了。

我们发觉在英格兰相互相距不太远的地方劳动价格非常不平衡。这或许就是因为居住法造成的。由于居住法组织并没有证书的穷人自由地从一个教区转到另外一教区劳动。自然，一个身体康健而勤劳的单身汉有的时候并没有证书也能够在其他的教区居住；不过一个有了家室的男子假如想这样做，在大多数的教区肯定要被遣返。与此同时，假如那个单身汉之后要结婚，常常他同样也会被遣送原地。如此一来，一个教区缺少人手，却常常无法获得另外一个教区剩余的劳动力的支援。

把一个并没有犯任何过失的人从他选择居住的教区迁走，明显是违背天赋自由以及公正的。即使，英格兰老百姓是非常热爱自由的，不过像大多数国家老百姓一样却从没有真正了解自由是什么。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忍受着这样的压迫，而从来没有寻求解脱。即使一些有见解的人有的时候也抱怨定居法是一件大众不满的大事，但是它从来没有像搜查证那样成了群众大声反对的对象。搜查证毫无疑问是一种滥用职权，但是它不会像定居法那样造成一种普遍的压迫。我敢说，在英格兰没有一个40岁以上的穷人在他一生当中的某一段时间里没有感受过这种用心恶毒的定居法对于他的残酷迫害。

我将用观察的结果来作为这冗长的一章的结束。在过去的日子，最开始是用通行全国的普通法，而后又是用各县治安官的特殊法令规定了工资率。现今这两种办法已然完全废除了。伯思博士说道：“依据四百多年的经验，看来性质上无法精密限制的东西硬要尽力把它放在严格规定之下的所有的做法，时间已把它们抛下了。由于假如所有做相同工作的人都只可以拿相同的工资，那就不可能有竞赛，也就不可能有勤奋或者才能发挥的地方。”

但是，国会的特别法令依然有时企图去调控个别行业以及个别地方的工钱。乔治三世第8年就曾经明令禁止除了国丧场合外在伦敦方圆5公里的地域，裁缝师傅不可以支付给他的工人一天超过2先令7便士的工资，同时他们的工人也不可以接受一天高过2先令7便士的工资，违者施以重罚。任何时候，立法当局在试图调控雇主以及工人间的分歧的时候，他们老是以雇主作为顾问。所以，每当规章有利于工人的时候，老是公正以及公平的。但有的时候则反之，它有益于雇主。所以，法律要求不相同行业的雇主用货币支付其工人的工资，而不是以货物，是公正以及公平的。它并没有给雇主增加任何困难，它仅仅要求雇主们用货币来付给他们假装要用货物支付，而事实上又并没有付的那个价值。此条法律是有益于工人的。不过乔治三世第8年的法令却是有益于雇主的。每当雇主为要降低工人的工钱而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常常缔结一种秘密的同盟或者协定，相约赋予工人的工资不可以超过一定的数目，不然施以一定的罚金。这个时候假如工人联合组成了一个性质相反的团队，不接受某种工资，就会被施以一定的罚金，并且法律将对他们加以惩罚。假如法律是真正公平而无偏袒的，它就应当以相同的方式对待雇主。不过乔治三世第8年却通过法律实施了雇主们有时试图通过组合来建立的那种规章。工人们怨恨那种规章把最有能力以及最勤奋的工人和普通工人放在了同一个立足点上。由此看来他们这种抱怨是完全有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