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第二十章生活不是小说
进了高地大门,路西的几栋平房是机关办公室,路东有十几栋单身宿舍。住在这里都是些单身汉,有没结婚的,也有两地分居的。这些单身汉的业余时间很难打发。除了几部已经看得能背下来的电影,就是战区各单位宣传队的那点破节目,于是在高地兴起了一股打牌之风。那时连扑克都找不到,早就被当作四旧破掉了,没有哪个厂家敢生产这玩意。工人们便用纸壳、X光片自己画扑克,画好之后再在背面喷上油气,比买的还漂亮,尽管制作的过程漫长,但制作也是一种乐趣。后来又自己动手做象棋、克琅棋。所谓克琅棋就是先做一个带边的一米见方的棋盘,棋盘四角有四个洞,每个洞口靠角的地方摆一个象棋子,四边每边摆六个棋子,还剩四个棋子摆在洞口靠中间那边,称为老头子,玩的时候四个人各占一角,用一根类似教鞭的杆子击打老头子,再通过老头子撞击对角上那个棋子,那个棋子被打落进洞里以后,再把自己对面边上的六个棋子一一打进洞去。每人一次只准打一杆,棋子进洞奖励一杆,谁先把对面的七个棋子打光谁就赢了,也可以打对家,两人一组玩。长大后,我再没见过这种娱乐器具,不知是不是大川工人的发明。在制作这些娱乐工具的时候,工人们也显示了自己出色的才干,各工种纷纷发挥自己的长处,车工车棋子,木工做棋盘,钣金工看见木棋盘之后,又把它改制成铁板的,喷上油漆之后比木制的还要光滑好用。那些象棋做得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要张开五指才能抓起来,再加上一个大大的棋盘,可供几十个人在一起“打群架”。所谓打群架就是许多人伸着脑袋研究一盘棋,参与者分成两伙,一伙帮黑棋,一伙帮红棋,七嘴八舌地研究下一步怎么走,执子的不过是个傀儡。
一到晚上,电工们把灯拉出来,宿舍前一片灯火辉煌,这里便成了一个娱乐市场。打扑克的、下棋的、打克琅棋的,一堆堆一伙伙便开张了。还有一些带家的职工吃过饭也拿着蒲扇来这里凑热闹。
101冶这支装备精良、技术精湛的建筑队伍后来垮了,如果要追根溯源,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垮的。文革前不是这样的,1965年来的时候,也有人打扑克,但只是偶尔玩一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疯狂过。大部分青工都在看书学习,两地分居的老职工玩一玩尚可,学徒工如果干这个,哪怕只有一次,也会遭到师傅的训斥,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不学好。那些拉家带口的干这个,也会被人看成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现在已经不分男女老少,甚至连礼节、辈份都不讲了,师徒、父子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玩。表面的现象只是玩一玩,而实际上是人们的精神垮了,那股建设好三线,让毛主席睡好觉的心气儿没有了。开始公司领导还干涉一下,大会小会地批评,后来他们也不管了,因为他们觉得工人们有事干比没事干好,没事干的时候他们会想家,会闹事。1958年入厂的那批工人,到现在还是二级工,十多年没有涨过一级工资,因此构成了全国性的582现象。有的已经三四个孩子了,还是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像赵叔和李秀娥家的情况,还不是最困难的,比他们困难的有的是。来到大川后,少数干部托门路又调回了北京,引起了工人们的情绪波动,从文革前开始,就不断有人闹着要回北京,那时刘天明还在,他在大会小会上不断地给大家做工作:“希望大家安心留下来,国家不会忘了你们这些三线建设的功臣的,如果真要回,我们也要把02工程建好了再回,对党、对毛主席有个交代,哪能刚来了就走呢?我的家也在北京,我也想回去,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想回北京的,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回,我绝不回去!”
刘天明在工人中很有威望,他的话即使不能兑现,大家也感到是一种安慰,是实实在在地在关心他们,但是对现在的领导他们却不抱任何希望。有一次,杨怀恩派人把单身宿舍外的电灯掐了,收缴了各种娱乐工具,还处罚了几个利用上班时间和国家材料制作娱乐工具的人,工人们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一天下班后,几百名职工没去食堂吃饭,一起跑到安家山去祭奠老书记刘天明,哭着喊着要回北京。从此,公司领导便不敢再干涉工人的娱乐活动了。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扑克打多了,也会出人才,涌现出一些高手,牛锦生和梁晓川就是一对打百分的高手。锦生学习不行,打扑克却很在行,他打得好是因为从小就好这个,玩得多自然熟,梁晓川却是因为聪明。他过去从来不摸扑克,觉得那是浪费生命,可是失恋以后,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看书,便跑到这里来看热闹。看着看着就想下海。人们嫌他不会打,他一来都躲着他,可是打了没几次,他就摸清了里边的门道。算牌可以说滴水不漏,很快就成了高手。他所在的木工班的班长过去曾挨过他的批评,他刚下来当工人的时候,成心给他找别扭,让牛锦生给他当师傅,他心里很不高兴,他是六五年的中专毕业生,而锦生是六五年的学徒工,年龄比他还小几岁,加上搞了两年的运动,什么都不会,跟他能学什么?他想跟位老师傅学点技术,可是锦生悄悄对他说:“跟我好啊,跟我不受欺负啊,你在这能待几天!早晚还不得回去当干部?你要真想学技术,问哪位师傅还能不告诉你?”梁晓川也不想和班长再争执,就认了这位小师傅。打扑克输了要顶帽子,赢了的一方可以任意把战败者的头发搞乱,然后再把帽子反着扣在失败者的头上,这是胜利者的权利。梁晓川刚学那会老输,锦生给他戴帽子的时候总要在他头上摸一把,说:“瞧见没有,这是我徒弟!这么聪明的脑袋也得让人摸!你说你不老老实实看书去跑来受这份洋罪干吗!”可是一旦让失败者一方反过手来,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梁晓川还抹不开这个面子,每次赢了都不好意思去摸别人的脑袋,大伙觉得他这样正儿八经的玩法没劲,于是说:“你要和我们玩不到一块干脆看书去得了!”梁晓川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显得很不合群,时间长了工人们会对他有看法,于是站起来说道:“你们以为我真不敢摸他呀!”说着,伸手把牛锦生的头发揉了个乱七八糟,“你们瞧我师傅,有个师傅样么?带着徒弟打扑克,还输给徒弟了,你这个师傅是怎么当的呀?”于是大家哈哈笑了起来。后来,师徒两个便在一起搭班,共同对外了。
另一对打扑克的高手是二胡和齐兆祥,二胡经常来打扑克是因为不久前离了婚,祥子则是因为家里的事心情不畅,跑到这里来散心。这两对高手渐渐出了名,人们便撺掇他们在一起较量较量,祥子和锦生由于锦华的关系,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对方,从来不在一起打扑克,可是人们一心想看看两对高手的交锋,硬是把他们拉到了一起。开始,祥子和锦生坐在一起打牌还有点抹不开面子,可是打了两次之后,都觉得难找这样的好对手,便经常聚在一起玩,各自的烦心事谁也不提,反正来这里是为了麻痹自己,消磨时间的。可是散场以后,那心里的烦恼便会像吐酸水一样,一个劲地往上翻。
听说了杨怀恩和姐姐的事以后,梁晓川心里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始他不相信那些谣言,后来看到杨怀恩整天带着姐姐去开会,就不得不信了,有一次,他远远地看见他们俩从公司那台唯一的上海牌小轿车里下来,有说有笑的,觉得姐姐已经不再属于他了,想让自己尽快解脱出来,可是姐姐的影子就像烙在他心里一样,怎么赶也赶不走。再到后来,他听说了杨怀恩求婚不成被摘了帽子的事,心中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已经知道了他和姐姐的关系是杨怀恩捣的鬼,可是结束恋爱关系却是从姐姐嘴里说出来的,出于年轻人的自尊,他不能在遭到拒绝以后再去找姐姐,他一直等着姐姐来找他,可是姐姐没有。姐姐不是不想来找他,而是觉得没脸来。闹出这么一场笑话,姐姐觉得丢尽了脸,她认为梁晓川肯定会为这事瞧不起她。姐姐有心事,没人的时候,老是在哼一首西北民歌: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哥哥你不知妹心中的事,
心里头有话我对谁说?
我对谁说?
……
我那时还小,姐姐不背我,我从歌声里听出了姐姐的心事,于是问她:“姐,你唱的啥?”
姐姐一下子羞红了脸,说:“没唱啥。”
“姐,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心的事?我可以帮你。”
“你去玩去吧,我没事。”
“真的,你有什么话不好说,我可以去找晓川哥说。”
姐姐红着脸说:“去!瞎说什么?”
我知道让我猜中了,于是跑到梁晓川宿舍把他叫了出来:“梁哥,你是不是不理我姐了?”
梁晓川没有思想准备,让我问了个大红脸,说:“瞎说什么呀,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们的事让杨秃子给搅了,我姐根本看不上他,是他把我姐骗了,你别错怪了我姐。”
梁晓川觉得和我这样的孩子没法说,但是又不能不说,于是问道:“你姐说什么了吗?”
“没有,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只有你,你应该去找她。”
“你别瞎说,这是大人的事,你别管。”
“真的!”
“行,我知道了,你玩去吧!”
那段时间锦生也在追姐姐。锦生追我姐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上初中那会就经常给姐姐递条子,到了大川以后,更是毫不掩饰地穷追不舍,甚至在长辈们面前也不避讳,直接找我父母亲说过好几次,父母亲都把他当孩子看,每次来了就和他打哈哈,说笑一阵子,也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让他自己找姐姐说去。锦生在姐姐那里说不通,便常在我和二哥浇园子的时候来帮我们挑水,和父亲聊天。父亲不忍心看着他在这做无谓的努力,说:“大丫头在屋呢,你去和她说话去吧,这儿有他们哥俩就够了。”
锦生说:“我不和她说,我就在这挑水!”
父亲说:“你在这不是白搭工呀?她又看不见。”
“我又不是给她挑的。她看不上我,我给大爷当个干儿子还不行吗?”
有一天吃过晚饭,姐姐在高地大门口碰上了锦生。
“育荣,我听说育田把杨秃子收拾了,是吗?真解气!”
姐姐不愿意别人再提起这事,况且,杨怀恩已经和她较上劲了,今后还不知要发生什么,于是便说:“以后别再和人议论这事了,对我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听说你在他手下干得也不顺心?他报复你了?他要是敢欺负你,和我说一声,看我不收拾他!”
姐姐最害怕锦生这样不知深浅的年轻人瞎掺和,于是说:“没有。你别瞎打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