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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债（第1页）

第三章国债

我在前面章节已经充分阐明，在商业没有得到发展和制造业没有得到改良以前的没有开发的社会状态下，人们对于只有商业和制造业可以给人们带来的那些昂贵的奢侈品还是全然一无所知时，一个拥有大量收益的人能够花费或享受到那笔收益的唯一途径就是尽他所能地赡养多少人，就赡养多少人。能够说一大笔收益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可以调节大量的生活必须品。

在那种没有开化的状态下，收益大多数时候都是用大量的生活必须品，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的食品和粗布，谷物和牲畜，羊毛和生皮来实现的。当时既没有商业又没有制造业能够把一个人消费之外剩余的东西实行加工让他可以交换更多一点的东西，他就只有用自己的剩余物资供养（他能够供养得起的）人们。这样的没有奢侈的款待和没有夸耀的慷慨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富人和显贵们的主要开销。然而这些开销，我在本书第三篇也已与此同样说明，不易于让他们破产。可能再没有什么自私的享乐会是这样的轻浮，追求这样的享乐有的时候是毁灭不了一个睿智人的。然而热衷于斗鸡却毁灭了非常多人。尽管奢侈的款待和夸耀的慷慨也毁灭了一部分人，然而我相信被上面所谓的那种款待或慷慨而毁灭的人数量不可能非常多。

在我们封建的祖先中一个家庭经常是长时间持有着大片的地产，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习惯于量入为出的生活。尽管一些大地主时常举行乡村式的款待，在我们现在看上去仿佛和前面讲的那种生活方式不相符合，因为我们一贯觉得那种方式是和节俭分不开的，然而我们也一定要承认他们至少还是尽量节俭的，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把他们的一切收益都花费掉。他们部分的羊毛和生皮大多数时候有机会变卖成钱。可能部分的钱他们在购买当时所可以带来的少数虚荣和奢侈的物品时花费掉了。然而有一部分他们大多数时候则贮藏了起来。的确，他们再没有别的任何途径能够处置它们，没办法不把他节省出来的钱存起来。做生意对于一个绅士来说是十分有失体面的，把钱放债在当时被看成是放高利贷，不仅为法律所不允许，那将会更为不体面。再说，在那种极端动乱的时代，把钱存在手上也方便，一旦有一天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能够把一点值钱的东西随身带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去。极端的动乱让他们感到把钱储存起来最方便，把储存的钱隐瞒起来也与此同样方便。人们经常发现的一点无主的宝藏或财宝充分证明在那些年代储存和藏匿财宝是多么常见的事。被挖掘的宝藏在那时被看成是君主收益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在今天就是把王国里一切被挖掘的宝藏归在一起可能还没法构成一个拥有非常大的庄园的乡绅的收益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样的节省和储存的喜好在君主和臣民中与此同样盛行。在那些没有多少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里，我在本书的第四篇中已提到过君主所处的境地，自然而然让他倾向于节俭以求积累。处在那个境地的君主的费用都没法由他们的虚荣心来调节。他喜欢有一个装饰华丽的宫廷，然而时代的愚昧，所可以给宫廷的华丽装饰带来的也仅仅是几件小玩艺儿。当时不需要任何常备军队，所以甚至君主的费用都像一个大的领主，仅限于对他佃户的奖金和对家臣的款待。然而奖金和款待很少会导致浪费，尽管虚荣心总是会导致浪费。所以欧洲的一切君主都有财宝，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过了。据了解，现在任何一个鞑靼首领都还有财宝。

在商业国家里各个地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昂贵的奢侈品，君主就像他的疆土上绝大多数的大领主那样很容易要花费他的收益中的大多数购买那些奢侈品。他自己的国家与他的邻国供应的种类繁多价格昂贵的小玩艺儿，构成了宫廷辉煌然而又毫无意义的华丽；为了追求与此相同的华丽，他的贵族们辞退了他们的家臣，让他们的佃户自己独立，自己也渐渐地变得就像他的领地里大多数的自由民那样无足轻重。影响着他们行为举止的那种轻浮的**与此同样也影响着君主的行为举止。怎么可以设想他应该成为他的疆土上对这样的享乐能够无动于衷的唯一的富人呢？假如他不是，那么他可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收益中的大多数花费在那些享乐上，导致非常大地削弱了国家的防卫力量，我们没法期望他不把维持国防力量所必须的资金之外的一切资金都花费在那些享乐上。他的日常费用变成了和他的日常收益同等，假如开销不时常多于收益，就算是好的了。再也不可能期望积累财富，当遇到特殊事件需要特殊费用时，他就一定要号召他的臣民作特殊的捐助。已故的和现在的普鲁士国王是欧洲自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610年死后，仅有的两个积累了一点财富的伟大王子。导致积累的节俭在共和政体的政府和君主政体的政府里差不多与此同样变得都十分少见。意大利的共和国，荷兰的联省全都已经负债。伯尔尼州是欧洲唯一的一个积累有财富的共和国。瑞士的其他共和国全都没有。对于某种华丽壮观的建筑的喜爱，至少对其他的公共装饰的喜爱经常是在一个小小的共和国里似乎严肃的元老院的会议室里和最大的国王的**的宫廷里同样盛行。

和平时期缺少节俭就一定让战争时期要借债。当战争来临时，国库里除了用于和平编制的日常费用外就再没有其他的钱财。战争时期国防的必须费用是和平时期编制的三四倍，因而收益也须多于和平时期收益的三四倍。也就是说，就算君主有（他大多数时候非常少有）依照费用的增加立即增加收入的方法，然而等到构成增加收益的税款进到国库可能要在开始增收的10或12个月以后了。然而在战争开始的时刻，或者眼看就要开始的时刻，军队一定要扩大，舰队一定要做好准备，驻防的城镇一定要进入防御状态。这些军队、这些舰队、这些驻防的城镇都一定要配备武器；军火和给养。在那危急的时刻就急需一大笔费用，它是不可能去等待新征税收渐渐进入国库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政府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借款。

正是社会所处的那个商业状态通过道德因素的作用让政府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借债，同时在臣民中也产生了贷款的力量和意向。假如说社会所处的商业状态带来了借债的必要性，那么它与此同样也带来了借债的方便。

在一个充满了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国家里必定有一批人，他们的手中不仅掌握着他们自己的资金，也掌握着贷款给他们的钱，或者是委托给他们经销的货物，这些资金通过他们的手比通过一个没有经营商业单靠收益过生活的人的手在社会上流通必定要频繁得多。个人的收益常规地通过他的手一年只有一次。然而一个经营商业的商人的一切资金和信贷，则周转得迅速，有的时候一年可能周转三四次。因此，一个充满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国家必定有一大批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力量垫付一个非常大数量的金钱给政府，假如他们愿意这样来做的话。这就是商业国家的臣民中蕴藏的贷款力量。

商业和制造业在任何一个社会内不可能长期繁荣，假如那个社会没有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人民就会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对合同的履行也会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国家的权威没法常规地用于迫使一切有力量偿还债务的人偿还债务。简单来说，假如在一个国家里人民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商业和制造业就不可能繁荣。正是这个信心在日常生活中让大商人和大制造业主乐意把他们的财产托付给政府保护，在非常时期让他们愿把他们的财产托付给政府利用。他们通过借钱给政府，丝毫也没有削弱他们实行商业和生产的力量。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大多数时候还扩大了他们经营商业和生产的力量。在大多数的场合，国家的需要使得政府愿意通过极端优惠的条件出借人贷款。政府给予原债权人的担保品能够自由转让，不仅这样，出于对政府的公正的广泛信任，担保品大多数时候在市场上出卖时价钱还远比原价要高很多。商人或有钱人通过贷款给政府能够赚钱。因此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加了他的经营资本。因此，当行政当局允许他参与首先购买新的公债时，他大多数时候把它看成一种优惠。所以在商业国家的臣民中也就产生了一种贷款给国家的意向和愿望。

这样的国家的政府在非常时刻倾向于把一切寄托在他臣民的借贷力量和愿望上。它预见得到借款的容易，因此它也就不实行储蓄。

在社会的原始阶段，没有什么大的商业或制造业资金。人们把自己能够储蓄的一点钱储存起来，然而把储存的又隐藏起来。他们之所以这样来做完完全全是出于对政府公正的怀疑，出于一种恐惧，害怕别人明白他们储存了财物，害怕一旦储存的财物被发现，迅速就会被掠夺干净。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没有人有力量，也没有人愿意在紧要关头把钱借给国家。君主预见到要想借款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因此感到他一定要储蓄来防备急需。这个预见更加加强了他储蓄的天然习性。

现今不仅压迫着，而且最终将会让欧洲一切大国毁灭的巨大债务的积累过程在欧洲一切大国全然同样的存在着。国家就像个人一样，开始是用所谓的个人的信用贷款，无需指定或抵押任何特殊基金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当这个方法行不通的时候，他们才指定或抵押某种特殊基金。

不列颠的所谓没有担保国债就是通过上面所说的两种方式中的前一种方式借人的。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没有或者假定没有利息的借债，它就像私人记账的债务；一部分是有利息的，它就像私人用票据或期票作抵押然而借人的借债。对于特殊服务所欠的债务，或者对于那些没有带来或者带来了然而尚没有给予报酬的各种服务所欠的债务，或者是陆、海军和军械方面的特殊开支当中的一部分，对外国王补助的欠款、海员工资的欠款等大多数时候组成了前一类债务。有的时候为了支付部分这样的债务还有的时候为了其他目的而发行的海军证券和财政部证券组成了后一类债务。财政部发行的证券从发行之日起开始计息，然而海军证券却要在发行后6个月才开始计息。英格兰银行通过对它们的流通价值自愿打折扣，或者通过和政府合作对财政部证券的流通给予一定的照顾，也就是通过和票面价值同等的价值接受它们，支付到期的利息，保持它们的价值，方便它们的流通，因此让政府经常能够借到巨额的一种国债。由于法国没有银行，国家的证券（billetsdetat）有的时候没办法不打折通过60％和70％在市场上卖出。在威廉王时代重新铸币时，当英格兰银行觉得应该停止普通交易时，据了解财政部证券在市场上通过票面价值的25％到60％打折卖出。毫无疑问部分地是因为对革命后新成立的政府的稳定性表示怀疑，部分地是因为缺少英格兰银行的支持。

当这个来源逐渐枯竭的时候，为了筹资就必须指定或抵押国家收益的某些部门通过偿还债务。在不同的场合，政府有两种不同方式能够选择。有的时候政府能够只指定或抵押一个短时期，比方说一年或几年；有的时候能够是永久。在前一种场合，据推想抵押的收益在限定期间内把足够支付所借货币的本金和利息。在后一种场合，据推想抵押的收益足够支付利息或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在还清所借的本金后，政府可在任何时候偿清这个年金。用前一种方法筹措的资金，叫做通过预支法筹措的资金，用后一种方法筹措的资金，叫做通过永久付息法，或简称息偾法筹措的资金。

不列颠每一年征收的土地税和麦芽税时常是通过在征收税款的法令中加进一个借款条款而被挪用。英格兰银行却大多数时候通过一定的利息（这个利息革命后由8％降到3％）垫付这些税款。只要税款能够陆续收益国库，也就能够陆续归还。假如仍有不足，然而不足又是常有的事，就由来年的剩余来支付。国家收益中尚没有抵押出去的唯一的收益极其可观的部门也就时常是这样在收归国库之前就被花掉了。国家就像一个处在不允许他等待常规收益到手的紧迫情况下的不顾未来的挥霍者，长期处在向他代理商和代理人借款的境地，长期为利用自己的资金而支付利息。

在威廉王统治时期，还有安尼女王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在我们对永久付息的贷款方式变得就像现在这么熟悉以前，大多数的新税都是只征收一个短的时期（仅4年、6年或7年），然而每一年大多数的国库支出却由对这些税收的预期所发行的贷款来开支。税收常常不足够支付限定期内所借货币的本息，因此产生了短缺，为了弥补这个短缺就没办法不延长征税年限。

依照1697年威廉三世8年第2号法令几种税收的缺少部分由当时称作第一次总抵押，也就是说，一个由延期到1706年8月1日的几种短期内，把期满的赋税还有由那些税收积累而成的通用基金所组成的基金承担。这个基金承担的缺额是5160459镑14便士又1／4便士。

1701年，这些税随同某些其他的赋税为了与此相同的目的都进一步延长到了1710年8月1日，而且称作第六次总抵押或基金。这次基金所负担的不足额计达2055999镑7先令11便士又1／2便士。

1707年，那些税收作为发行新公债的基金又继续延长到1712年8月1日，而且被叫做第三次总抵押或基金。依照这次抵押借人的资金数额为983254镑11先令9便士又1／4便士。

1708年，全部的这些税作为一种新的国债的基金又延长到1714年11月1日，而且叫做第四次总抵押或基金。依照这次抵押借人的资金数额为925176镑9先令2便士又1／4便士。然而对吨税和磅税的过去的补助金除外，它们的一半组成这个基金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依照联合条款取消了对苏格兰亚麻的进口税。

1709年，这些税除去现已完完全全脱离了这个基金的对吨税和磅税的过去的补助。为了与此相同目的又延长到1716年8月1日，而且被叫做第五次总抵押或基金。依照这次抵押借入资金达922029镑6先令。

1710年，这些税又再次被延长到1720年8月1日，而且叫做第二交总抵押或基金。这次通过抵押借人金额为1296552镑9先令11便士又3／4便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