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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学说（第1页）

第九章论重农主义学说

把土地生产物看成任何一个国家收益和财富的唯一来源的体系，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过。不仅这样，现在它也只不过存在于法国几个大学问家的思考之中。对一个从来没有可能也永远不可能对世界的任何一部分造成任何伤害的体系的错误必然也不值得去作详尽的研究。然而，我将竭力尽可能清晰地说明这个非常天才的体系的要点。

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尔伯特是—位非常正直、非常勤勉和知识渊博的人，而且，对公共账目的检查极富经验眼光敏锐，总而言之是一个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能力把公共收益的征收和支出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不幸的是这位大臣信奉商业体系的一切偏见，那是—个在性质和本质上都受到限制和调控的体系。这类体系不可能不合于一个在事业上辛勤操劳的人的心意，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调控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工作，对于每个部门建立必要的检查的控制，让它们各司其职。

他竭力用对政府各个部门所采用的模式来调控一个大国的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不允许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公平的条件下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利益，却给予某些工业部门一些特权，然而对某些部门却又施加某些严格限制。就像其他欧洲的大臣一样，他不仅更加热衷于鼓励城镇的工业（和农村的工业相比），而且为了支持城镇工业，他甚至宁愿抑制和压制农村工业。

为了让城镇居民的食品便宜，他鼓励制造业进行对外贸易。他全然不允许谷物出口，从而让农村居民没法把他们的产品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运往任何一个国外市场。这个禁令再加上法国古代各省法令中对谷物运出的限制，还有差不多一切各省对耕作者所征收的沉重的赋税都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和压制了法国的农业，让它远低于在这样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条件下自由发展的水平。在全国各个地区也都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挫伤和压抑的状况。关于他的原因的大部分调查已着手在进行。他的原因之一，看上去就是科尔伯特先生的各种制度给予城镇工业比农村工业的优惠。

有句谚语说：假如枝条一面弯得太多，要把它变直，你就一定要把它往另一面弯得与此同样的多。那些提出农业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收益和财富唯一来源的体系的法国哲学家好像是采用了这个格言；就像在科尔伯特先生的计划中，城镇的工业和农村的工业相比之下必然是被过高地估计了一样，在他们的体系中城镇工业看上去又必然是与此同样地被低估了。

他们把为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在任何一个方面作出了贡献的不同阶层的人民划分成三个阶级。第一个是土地拥有者阶级；第二个阶级是耕作者、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阶级。他们给这些人加上生产者阶级的光荣称号；第三个阶级是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他们用非生产阶级这个带有羞辱性的称号，来竭力贬低他们。

所有者阶级对年产物的贡献是通过他们有的时候投在改良土地、建筑物、排水沟、围墙和其他改良上的费用；他们或者在土地上建筑这些设施或者是维护这些设施，不仅这样，通过它们让耕作者可以用同等的资金提高产量，因而也可支付更大的地租。这样提高的地租能够被觉得是所有者在改良他的土地中所投入的费用或资金所应得的利息或利润。这样的开支在这个体系中叫做土地费用。

耕作者或者是农民对年产物所作的贡献是通过他们投在耕作土地的费用，在这个体系中叫做原始的和常年的费用。这个原始费用包括农具、牲畜、种子还有农民的家庭、雇工和牲畜在他从事耕种的第一年的大多数时间或者直到他可以从土地上收回某些回报时的生活费用。而常年的费用包括种子、农具的损耗、农民的雇工、牲畜的每一年生活费还有农民家人中能够被看成耕作中的雇工的人的生活费用。

在土地生产物中交付地租后剩余归他的那一部分，首先应足够弥补在合理的时间内，至少在土地耕作期间他一切原始费用还有资金的寻常利润；其次应足够弥补他一切常年费用还有资金的寻常利润。这两类费用是农民用于耕作的两大资金，除非这些资金按时返回，而且附有合理的利润，他就没法和其他行业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持续经营他自己这个行业。同时，从他自己的利益思考，他必定会尽可能放弃这个行业，去寻找另一行业。让农民能够持续生产所一定要利用的那一部分土地产物应该看成用于耕作的专款，假如地主侵犯了这个专款，他必定会减少他的土地的生产物，而且在不多的几年里他不仅会让农民无力支付和土地年产值同等的租金，不仅这样没法支付他原本完完全全能够得到的合理的地租。正当属于地主的地租只不过在完完全全支付了以前为提高总产或是一切土地产物所支付的必要的一切费用之后的净产物。

是耕作者的劳动在完完全全支付了一切必需的费用后带来了这样的净产物，所以这个阶级在这个体系中被非常尊敬地称为生产阶级。依照同一理由，在这个体系中他们的原始的和年度费用被称为生产费用，因为它们在补偿自身的价值后，还可以让这些净产物每一年再生产。

所谓的土地费用，或者说地主投在改良自己土地上的费用在这个体系中也被尊称为生产费用。直至一切这些费用加上资金的寻常利润通过他从他土地上所得到的预付地租完完全全偿还以前，这个预付的地租应该被教堂和国王都看成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且对它不应征收什一税或其他税。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阻碍了土地的改良，也就阻碍了教堂什一税以后的增长，阻碍了国王税收的以后的增长。因为这个原因，在事情井然有序的状态下，这些土地费用在完完全全再生产了他自身的价值外，在必定的时期后会带来净产物的再生产，它们在这个体系中被看成生产费用。

然而，地主的土地费用还有农民的原始的和年度的费用是这个体系中唯一的三个被看成生产的费用。一切其他的费用和一切其他阶层的人，甚至那些在人们的寻常的理解中被看成最可以生产的人在这个账户上均被看成完完全全是非生产的。

在人们的寻常理解中，工匠和制造业者，尤其他们的劳动是大大地增加了土地原生产物的价值的，然而在这个体系中却被看成完完全全非生产阶级。据了解，他们的劳动仅仅补偿了雇佣他们的资金的寻常利润。这个资金包括材料、工具还有他们的雇主预付给他们的工资；而且这个资金是预定用来雇佣雇工和维持他们的基金。那么他的利润是预定用来维持他们的雇主的生活的基金。

他们的雇主就像预付给他们工作所需的用来支付材料、工具和工资的资金一样，他也预付给自己一部分维持他自身生活所必需的费用，他维持自身生活的费用大多数时候和他所指望的通过他们的产品所可以创造的利润成比例。除非他们的产品的价值能够偿还他预支给自己的生活维持费用还有他预付给工人的材料、工具和工资，要不然他的价格就没法偿还他对产品所投入的一切费用。所以，制造业资金的利润不像地租，不是在完完全全支付为了取得利益所一定要投入的一切费用后所剩下的净产物，农民的资金给他生产的利润就好像制造业主的资金给制造业者生产的利润一样。然而农民的资金还给另一个人生产地租，这一点制造业主的资金就没有。所以，投入雇佣和维持工匠和制造业者的费用，假如能够这样说的话，只不过是让他本身价值持续存在，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价值。所以它全然是一种非生产性费用。相反，投在雇佣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身上的费用除去持续保持了他本身价值的存在外还产生新的价值，也就是说，地主的地租。所以它是生产费用。

商业资金和制造业资金都是不生产资金。它只不过让他的自身价值持续存在，没有生产任何新的价值。它的利润只不过补偿了投资人在运用它的期间或者直到他收回资金之前所预付给自己的生活费用。这个利润只不过对投资人在运用资金时所一定要投入的费用的部分补偿。

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对于土地原生产物的一切年产量的价值来说，从来没有增添任何东西。诚然，它大大增加了对土地原生产物某些特殊部分的价值。与此同时，它引起的对其他部分的消费明显地等于它附加在那些部分的价值。以至于在任何时候，总额的价值丝毫没有因上面所说的增值而增大。

举例来说，制作一对花边的人有的时候可以把只值1便士的亚麻的价值提高到30镑。乍一看他好就像以此把部分原生产物的价值增加了大大概7200倍，事实上他对天然生产物全年总量却没有增加半点价值。织一对花边可能要花费他2年的劳动。然而花边完成时他得到的30镑只不过是对他从事织花边的2年期间为自己所垫付的生活费的补偿。通过每天、每月或每一年的劳动，他对亚麻所附加的价值只不过是对他在那一天、那一月或那一年所消费的价值的补偿。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土地原生产物的总额增加任何价值。他持续连续消费的那部分产物总是永远等于他所连续生产的价值。在这个昂贵而无关紧要的制造业中，所雇佣的大多数人的贫穷能够让我们相信在大多数时候的情况下他们工作的价格不可能多于他们生活费用的价值。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工作却不是这样。在大多数时候的情况下，地主的地租就是在完完全全补偿了一切消费、补偿了投入在雇佣和维持工人和他们的雇主的一切费用后总是在持续连续生产的价值。

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只节省来增加社会的收益和财富，或者就像这个体系所说的，通过使食品匮乏，也就是说通过剥夺一部分本来想要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才可以增加社会的收益和财富。他们每一年生产的除了那些基金，再无其他。所以，除非他们每一年节省其中的部分，除非他们每一年剥夺自己的某些享受到社会的收益和财富，通过他们的劳动绝不可能有任何一点增长。

相反，农民和农村劳动者能够完完全全享受到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一切基金，同时还可增长社会的收益和财富。除了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他们的劳动每一年可带来一个净产值；这个净产值的增长必定让社会收益和财富增长。就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来国家，它们拥有大量的所有者和耕作者，能够通过勤劳和享受到致富。相反，就像荷兰和汉堡这样一部分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构成的国家，它们只能够通过节省和生活的匮乏来达到富裕。因为国家的处境不同，国家的利益也十分不同，人民的寻常性格也大不同样。自由、坦率和友好非常很容易地成为前一类国家中人民的寻常性格中的一部分。在后一类国家中，构成他的人民寻常性格中一部分的便是狭隘、无耻和自私，讨厌一切社会娱乐和享受。

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这些非生产阶级完完全全是靠此外两个阶级——拥有者阶级和耕作者阶级——的费用来维持与雇佣。后两个阶级给前一个阶级带来加工的材料和维持生活的基金，供给他们在雇佣期间所需要消费的谷物和牲畜。拥有者和耕作者最终还要支付非生产阶级的一切工人的工资，还有他们一切雇主的利润。这些工人和他们的雇主事实上就是所有者和耕作者的仆人。就像在室内工作的家仆一样，他们是在户外工作的仆人。然而，前者和后者都与此相同是由同一主人所供养。两者的劳动与此相同都是非生产的。它对土地的原生产物的总值不增添任何东西。它不仅没法增加那个总值的价值，而且是之中一定要支付的一个费用。

然而，这个非生产阶级不但有用的，而且对于其他两个阶级还大有用处。通过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勤劳，所有者和耕作者用比他们自己应投入的少得多的劳动产品既能够购买到他们需要的外国货物，又可购买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制造品。假如他们想要用笨拙而不熟练的方式自己去进口外国货物或者制造自己国家制造品供自己利用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要花费大得多的劳动，然而借助非生产阶级耕作者就可免去非常多操劳，否则那些操劳将会让他们分心没法专注耕作土地。没有分心然而可以专心一致地耕作造成的产品的优势完完全全足够支付耕作者或他们自己维持和雇佣非生产阶级所需的一切费用，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尽管就他本质然而言完完全全是非生产的，然而它通过这样的方式间接地增加了土地的产品。他们的劳动会是生产性劳动的生产力可以自由地专用于他本身的工作上，也就是说，土地耕作上；因此耕作这一职业常常因为不通过耕作为业的人的劳动然而经常变得更加轻松和耕作得更好。

从任何一方面讲，限制或挫伤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勤劳从来就不可能符合所有者和耕作者的利益。这个非生产阶级享受到的自由越大，构成这个阶级的一切不同行业的竞争就越激烈，其他两个阶级就会得到更便宜的供应，不管是外国货物，还是自己国家的制造品。

压迫其他两个阶级从来也不可能符合非生产阶级的利益。土地的剩余产品，在先后去掉了耕作者和所有者生活维持费用后的剩余物后，维持和雇佣了这个非生产阶级。这个剩余物越多，它把维持和雇佣的那个阶级也必定更多。建立完完全全的公正、完完全全的自由和完完全全的平等是最有效地保障一切这三个阶级的最高程度的繁荣的其他简单的秘密。

就像荷兰和汉堡这些商业国家，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构成了这个非生产阶级，是通过与此相同的方式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费用维持生活而且受雇于他们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所有者和耕作者（之中绝大多数）远离靠他们带来加工材料和生活基金而身居极不方便的遥远地方的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他们是其他国家的居民和其他政府的臣民。

然而，这样的商业国不仅有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居民也大为有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缺，填补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的位置，那些国家的居民原本应该是在自己国家能够找到这些人的，然而因为他们政策的某种缺点在国内没有方法找到。

通过对和他们的贸易或向他们带来的商品征收高关税来挫伤或压抑这些商业国家的工业从来就不是农业国家的利益，假如我能够这样而来称呼那些国家的话。通过让那些商品变得昂贵的关税，只可能让他们自己国家土地剩余产物的实际价值在和那些商品也就是说，那些商品的价值进行交易时降低。这样的关税只可以阻碍剩余产物的增加，因而也阻碍他土地耕作的改良。相反，提高剩余产品的价值，刺激他增长，因而促进他们土地耕作的改良，最有效的应急措施是允许一切这类商业国家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贸易。

这样的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贸易甚至是最有效的应急措施，在恰当时机能够为他们带来在国内缺乏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通过最恰当和最有利的方式填补他们感触非常深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空缺。

土地剩余产物的连续增加到了恰当时机把创造一个比按寻常利润率所可能投入土地改良和耕作的资金更大的资金。然而他剩余部分又很容易地投入到雇佣自己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身上。这些工匠和制造业者在国内找到了他们工作的材料和维持生活的基金，即便技艺差很多，他们也就可能就像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样便宜地进行生产。因为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定要从遥远的地方去得到材料和生活基金，即便因为缺乏技术他们可能开始有一段时间没法那么便宜地进行生产，然而在国内找到了市场，他们便能够像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一样通过与此同样便宜的价格卖出他们的产品，后者却一定要从遥远的地方才可以把商品运送到这个市场上来。不仅这样，随着技术的提高，他们就可以把产品迅速卖得比较便宜了。所以，那些商业国家的工匠和制造业者迅速在那些农业国家的市场上受到挑战，因为售价超过对方，不久便会完完全全被挤出市场。那些农业国家因为技术的逐步改进，他的制造业便宜到一定的时候就又会把他们的销售推广到国外市场去，把产品送往非常多外国市场去，在那里通过与此同样的方式可把非常多商业国的制造品渐渐挤出市场。

农业国原生产物和制造品连续增加到一定的时候将会创造比通过寻常的利润率投入农业或制造业所可以创造的更大的资金。这个资金的剩余部分很容易转向对外贸易，投入向外国出口他自己国家原生产物和制造品中的剩余部分，因为它们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在出口他自己国家产品的过程中，农业国的商人和那些商业国的商人相比具有他们的工匠和制造业者从前曾经有过的优势。

他们可以在国内找到货物及食品，这些东西别人就一定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所以，尽管航运技术差一点儿，他们在国外市场上可以把自己的货物和商业国的商人们一样通过低廉的价格卖出，然而在技术同等时他们就把可以卖出得更便宜。所以，他们迅速就会和商业国在外贸这个领域进行竞争，到一定时候就把它们完完全全从外贸中挤走。所以，依照这一自由和宽大的体系，农业国培养自己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最有利的方法是给予一切其他各国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最完完全全的贸易自由。从而它能够提高他土地剩余产物的价值，剩余产品的连续增加会渐渐建立起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到一定时候就会培养出自由贸易所一定要的各种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

相反的是，当一个农业国家通过高关税或禁令压制对外贸易时，它必定在两个不同方面会伤害他自己国家利益。首先，提高一切外国货物和各种制造品的价格必定会降低自己国家土地剩余产物的实际价值，因为它正是用这些剩余产物也就是用剩余产品的价格来购买外国货物和制造品的。其次，通过给予自己国家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它必定会把商业和制造业的利润率提高得比农业的利润率高，从而让原本投入农业的一部分资金从农业中抽回，或者妨碍原本能够进入农业的资金进入农业。

因此，这个政策在两个不同方面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首先，通过降低农产品的实际价值，从而让农业投资的利润率降低；其次，通过提高其他一切行业的利润率，从而降低了农业投资的利润率，让农业变得更为不利，然而商业和制造业却变得比它们原本可能的有更多利益。每个人因为他的个人利益的驱动都会想要尽可能把自己的资金和劳力从前者转向后者。

通过这样的压制政策，农业国家应该能够比通过自由贸易更快地培养出自己的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然而，这事颇值得怀疑，假如是在时机没有完完全全成熟以前培养出他们，过快培养一种劳动，将会压制此外一种更有价值的劳动。通过过于匆忙地培养一种只可以用来偿还用于它的资金与他寻常利润的劳动，它将会压制一种除偿还资金和利润外还可以为地主带来净产物、自由地租的劳动。过于着急地鼓励那种全然非生产劳动，压制生产劳动。

依照这样的体系，土地年产物的总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上面所说的提到的三个阶级中进行分配，还有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非生产劳动只是偿还了它自身消费的价值，然而没有在任何方面增加那个总额的价值，这个体系的天才而又学识渊博的鼻祖魁奈先生已经用某些数学公式对此作了表述。在这些公式中的第一个当中——他通过突出的方法有意把它称为《经济表》——表述了他如果的在最完完全全自由的状态下，也是最繁荣的状态下所可能实现的方式。

在那种状态下，年产物足够带来最多的净产物，不仅这样任何一个阶级可以享受到在整个年产物中应得的份额。在此后的一部分公式的表述里，他假设在不同的限制和规定的状态下这样的分配进行的方式。在那种状态下，所有者阶级或非生产阶级比耕作者阶级要受到更多的优惠。不仅在那种状态下，前者或后者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蚕食本应属于这个生产阶级的那个份额。

依照这个体系，每一次这样而来的蚕食，对这个最完完全全自由情况下的很容易产生的分配方式的每一次破坏，必定一年年降低年产物的价值和总额，而且，必定引起社会实际财富和收益的渐渐减少。依照这个蚕食的程度，依照最完完全全自由情况下的很容易分配方式受到破坏的程度，这个减少的过程必定渐渐加快或放慢。这些公式表述了减少的不同程度，依照这个体系，这个减少的不同程度总是会和那个很容易产生的分配方式受到破坏的程度相一致。

有些纯理论的医生仿佛认为只是通过某种严格的饮食和运动的制度，才可保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那个制度的任何一个最小的违反就必定引起相应程度的疾病或混乱。然而，经验却仿佛向我们表明，人体，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在极端不同的饮食和运动制度下甚至在某种大多数时候觉得极端不健康的制度下也常可以保持最完美的健康状态。然而看上去人体的健康状态本身包含着某种尚没有为人所知的保持健康的本性，在非常多方面它可以防止或纠正一个非常错误的生活制度的不良影响。

魁奈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内科医生，还是一个极端纯理论的内科医生，他对政治实体仿佛抱有同样的观念，仿佛认为只有在一个严格制度下，政治实体才可以繁荣兴旺。他仿佛没有思考到，在政治实体中每个人连续地争取改善自己处境的自然努力，就是能够在非常多方面防止和纠正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公平和压迫性的不良影响，保持健康的本性。这样而来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尽管无疑要延迟，然而却不总是可以完完全全阻止一个国家走向富裕和繁荣的自然进程。假如一个国家没有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公正就不可能有繁荣，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繁荣过。然而，在这个政治实体内，大自然的智慧幸好为纠正人的愚蠢和不公正所造成的非常多不良影响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它在自然体系中纠正自然体的怠惰和没有节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