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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学说（第2页）

然而，这个体系的主要错误看上去就在于它把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阶级都说成了完完全全非生产阶级。接下来的几点观察能够表明这样的说法的不妥之处。

第一，大家都公认这个阶级每一年要再生产他们每一年消费的价值，至少是让维持和雇佣他们的资金能够持续存在。单纯就依照这一点，把非生产这个名称用在他们身上看上去就非常不妥。我们不应把只是生育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婚姻就称为不生产的，尽管它只补充了父亲和母亲，而没有增加人类的数量，只不过就像以前一样维系了人类的生存。诚然，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除了再生产了维持他们生活和雇佣他们的资金之外，每一年再生产了净产物，也就是说，地主的自由地租。这就像一对夫妇生育了三个孩子，必然是比只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更具有生产性一样，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必然比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更具有生产性。只不过，前者的产量高并没有让后者变成了不生产的。

第二，依照这一点，把工匠、制造业者视同家丁、仆役是完完全全不妥的。而且家仆的劳动没法让维持和雇佣他们的基金持续存在。维持和雇佣他们的费用完完全全是由他们的主人开支，不仅这样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具有偿还那部分开支的性质。他们的工作完完全全是一种服务，大多数时候是在他们完成工作的瞬间，他们的服务也就随之消失了。它不固定或体现在任何能够偿还他们的工资和生活维持费的价值的可卖出的商品中。相反，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天然地固定或体现在某一可卖出的商品中。正是依照这一点，我在论述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那一章中把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划分在生产劳动者中，然而把家仆划分在非生产劳动者中。

第三，依照任何一个设想，说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没法增加国家的实际收益，仿佛都是不妥的。比方说，哪怕我们能够假设，宛如在这个体系中所假设的，这个阶级每一天，每一个月和每一年消费的价值完完全全等于他们每日、每月和每一年生产的价值，然而我们却没法由此而得出结论，他们的劳动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产生的实际价值，对社会的实际收益没有增加任何东西。

比方说，一个工匠在收割后的前6个月里做了价值10镑的工作，尽管他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了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却实实在在地使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增加了10镑的价值。当他消费了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必需品这半年收益时，他已经生产了同等价值的产品。这些产品能够为他自己或是此外某人购买同等的半年收益。因此，在这6个月期间所消费和生产的价值是同等的，不是10镑而是20镑。诚然，在任意一个时刻里，可能存在的是不多于这10镑的价值。然而假如被工匠消费了的这10镑价值的谷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士兵或家仆消费了，在6个月末尾存在的那部分年产物的价值就将会比因为工匠的劳动而实实在在得到的全部要少了10镑。

因此，尽管工匠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尽管在任何一个时候能够假设不可能多于他所消费的，然而在任何时候市场上货物的实际存在价值因为工匠生产的结果要多于他没有生产时的价值。

当这样的体系的庇护者们宣称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消费等同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时，他们可能是指那些人的收益，或预定用于他们消费的基金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然而假如他们把自己表述得更准确些，只不过宣称那个阶级的收益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那么读者就非常容易地会认为从这个收益中很容易节省出来的东西必定会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所以，为了做出一个就像论据一样的东西，他们就一定要把自己表述得就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不仅这样这个论据，即便把事物如果得完完全全就像假设的那样，结果也是一个非常没有说服力的论据。

第四，农民、农村劳动者和工匠、制造业者和商人相比，他们能够扩大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社会的实际收益。任何一个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只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得到增加：

（一）对某种社会中实际上维持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

（二）使某些有用的劳动量增加。

有用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首先依靠于工人能力的提高。此外，有赖于他所利用的机器的改良。就像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比农民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能够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工，让每个工人的劳动简化到更加简单的一种操作一样，他们与此同样能够改良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所以，在这方面，耕作者阶级和工匠、制造业者相比就不可能有任何优势。

实际用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有用的劳动量的增加一定要完完全全依靠雇佣它的资金的增加；然而这个资金的增加又一定要完完全全和管理调节这个资金的利用的个别人，或某些把资金借给他们的人从收益中所节省出来的数额同等。假如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就像这个体系所假设的，比土地拥有者和耕作者天然地更倾向于节俭和储蓄的话，那么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更加可能扩大用于他们社会的有用劳动量，从而增加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实际收益，也就是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

第五点也是最终一点，每个国家居民的收益就像这个体系所假设的完完全全由他们的劳动所可以得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构成，一个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的收益在其他事物同等的情况下一定要总是大大地超过没有商业或制造业的国家。通过贸易和制造业，每一年能够进口比他自身土地在他们实际耕作的状态下所可以带来的更多的生活资料。城镇居民尽管经常不拥有土地，然而他们通过劳动却可以换取到其他人民的土地原生产物，它们不但向他们带来工作的材料，而且向他们带来维持生活的基金。一个城镇和他靠近农村的关系经常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

荷兰正是这样从其他国家吸取了大多数的生活资料；从霍尔斯泰因和日德兰获取牲畜，差不多从欧洲一切国家获取谷物。小量的制造品就可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所以，一个商业和制造业国家很容易用他一小部分制造品购买其他国家大多数的原生产物。相反，一个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大多数时候都一定要用他大多数的原生产物去购买一小部分其他国家的制造品。前者出口的仅可以维持和供应极少数的人，然而进口的却可以维持和供给大量的人。后者出口的可以供应和维持非常多人，然而进口的仅可以供应和维持极少数的人，前者的居民必定总是享受到大量他们自己的土地在他们耕作的实际状态下所可以带来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后者的居民必定总是享受到数量小得多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这个体系尽管有它一切的这些缺点，可能是迄今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这个问题最接近真理的体系了，不仅这样，就依照这一点它就非常值得每个愿意认真研究这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原理的人去深刻思考。

尽管把用于土地的劳动表述为生产性劳动，然而一再重述的一些生产性劳动观念可能还是过于狭窄。这个体系把国家的财富表述为不是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是由社会的劳动每一年再生产的消费品构成：不仅这样，在把完完全全自由说成是可以让这个年度再生产尽可能最大的唯一措施时，这样的体系看上去在每一方面就都是公正的、宽宏大量和自由的了。

这个学说的追随者人数非常之多，不仅这样，因为人们大部分喜欢反论，喜欢显示自己可以理解常人所没法了解的东西，所以这个学说支持的关于制造业的非生产性质的反论可能对增加它的赞美者的人数做出了很大程度的贡献。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在法国的学术界被称之为“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必然对他们的国家曾有过某些贡献。他们不仅把非常多以前从没有非常好研究过的问题提出来给公众讨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让公共行政在重视农业上产生了必定的影响。

所以，因为他们讨论的结果，法国的农业得从以前所受到的非常多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土地租佃期已从9年延长到27年。在此期间，没有来的土地购买者或所有者均不得侵犯。从前不允许谷物从王国的一个省运往另一个省的省级限制已经完完全全取消，“谷物能够出口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自由在通常情况下”已作为王国的习惯法被建立了起来。这个学派的著作浩如烟海，它们不仅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或什么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不仅这样，讨论文官政府的每一部门应负的职责，一切这些著作也都含蓄地遵循着魁奈先生的学说，看不出有任何的改变。

基于这个原因，绝大多数的著作中非常少有什么不同。在曾任马提克岛总督的梅西矣·戴·拉·李维埃先生的一本小册子的名称中能够找到关于这个学说最明确和最连贯的说明，它的名称是《政治团体的自然和基本秩序》。整个学派对他们导师的钦佩不低于任何古代哲学宗派对于他们体系的创始人的钦佩，尽管他们的导师本人是一个非常谦逊和非常朴实的人。一个非常勤奋和深受尊敬的作者戴·米拉波侯爵说：“自从有这个世界以来，曾经有三大发明给予了政治社会稳定，它们独立于其他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发明之外。第一个发明是文字的发明，它赋予人类以原原本本地传达他的法律、契约、编年史和发明的力量。第二个是货币的发明，它把文明社会间的一切关系捆绑在一起。第三个是经济表，它是上面所说的两个发明的结果，它通过完善他们的目的是使两者更加完整。它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现，我们的后代将会从中受益。”

现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制造业、外贸和城镇工业相比对农业和农村工业更加优惠。此外一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就遵循了一个不同的准则，对农业比对制造业和外贸更加优惠。

制造品因为体积小而包含的价值大，依照这一点就比大多数的原生产物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所需的费用要少得多，所以差不多在一切的国家它们都是外贸的主要支柱。除此之外，在幅员比较小，内陆贸易条件比不过中国的国家，通常都需要外贸的支持。那些幅员不辽阔仅仅够带来一个狭小的国内市场的国家，或者国内省间交通非常不便让任何一个地区的货物没法享受到该国所可以带来的国内市场的国家，没有广阔的国外市场，就不可能繁荣。

一定要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完完全全取决于分工，然而能够引进到任何制造业的分工程度如前面已经讲过的：一定要受到到市场的大小的调控。然而满清帝国的辽阔的市场众多的居民，多种的气候还有相应的不同省份内不同产物，再加上大多数省份之间的非常方便的水运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是这样的广阔，以致一个国内市场就足够支撑非常大的制造业，而且允许极其细致的分工。

古埃及的政策还有印度斯坦的政府的政策看上去也都是偏向于农业，然而，轻视其他行业。

在古埃及和印度斯坦，所有人民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或部落，每个等级都是从父亲到儿子只可以从事某一职业或某一类职业。僧侣的儿子就只可以作僧侣；当兵的儿子就只可以当兵；劳工的儿子只可以当劳工；纺织工的儿子只可以当纺织工，裁缝的儿子只可以当裁缝，等等。在这两个国家里，最高的等级是僧侣；当兵次之；在这两个国家里农民和劳工又超过商人和制造业者。

古埃及人对海洋怀有一种迷信的反感，同时因为印度教不允许他的教徒在水上生火，从而不允许在水上蒸煮食物，这样而来，事实上就不允许了他们到远海航行。埃及人和印度人差不多一定要完完全全依赖其他国家航运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剩余产物，然而这个依赖性必定限制了市场，所以也必定阻碍了剩余产物的增加，而且它对制造品增加造成的挫伤必定比对原生产物增加造成的挫伤更大。因为比制造品重要的土地原生产物更加需要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

一个制鞋匠一年里能够制造300多双鞋子，然而他们的家庭可能一年还穿不了6双。除非他至少有50个就像自己家庭那样的顾客，要不然他就没有方法卖掉自己的劳动的一切产品。在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里，人数最多的工匠阶级也不到全国家庭总数的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然而，就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大国，根据有些作者的统计，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口占全国居民的一半，然而有些作者的统计为1／3，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一个作者觉得低于1／5的。然而因为法国和英国的农作物的绝大多数是为国内所消费，依照这些计算，任何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必定要求有一两个或最多4个就像他自己那样的家庭的光顾才可以卖掉他的一切劳动产物。所以，在一个有限的市场的不利条件下，农业比制造业能够更好地支撑自身的发展。

诚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国市场的限制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由非常多方便的内陆航运得到了补偿，方便的内陆航运通过最有利的方式为那些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产品打开了整个的国内市场。幅员辽阔的印度也让该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广阔，足够支撑各种制造业的发展。然而古埃及幅员狭小，还比不上英格兰，这就必定使得该国的国内市场时刻都显得过于狭小，难以支撑大量的制造业的发展。作为印度斯坦的一个省的孟加拉大多数时候要出口大量的大米，然而它更加出名的不是出口谷物，而是出口大量的制造品。相反，古埃及尽管出口一点制造品，特别是高级亚麻布还有其他一点货物，然而却总是通过他出口大量的谷物而最著名。它长期是罗马帝国的粮仓。

古希腊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政策尽管对农业比对制造业或外贸更加尊重，然而看上去它们主要是阻碍后者的发展，并不是对前者给予任何直接的或有意的鼓励。在古希腊的几个古国，对外贸易是完完全全不允许的。不仅这样有些国家则觉得工匠和制造业者的职业有损于人体的体力和敏捷，让身体没法养成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所要在人体中形成的习惯，从而让身体没法经受到战争的疲劳和所遭遇的危险。这些职业被认为只适宜于奴隶，所以自由民不允许从事这些职业。也就是说，即便在那些没有颁布这样的禁令的各邦，举例来说在古罗马和雅典，大多数的人民事实上也是不允许从事现在大多数时候为城镇居民中下层人民所从事的那些职业的。

在雅典和古罗马，这些工作几乎都是由富人的奴隶来承担。他们为了主人的利益而操劳，当自由民的产品和富人的奴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时候，他们主人的财富、权势和所得到的保护差不多使穷苦的自由民没有方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然而，不管是在机器的改进方面，或是在便于劳动和缩短劳动时间方面。对工作的组织和分配，所进行的一切最重大的改革也都是自由民的发现。假如有一个奴隶提出任何这类改良，他的主人就会非常容易地把他的建议看成偷懒的借口，是想用主人的钱去减轻自己的劳动。

这时，这个穷苦的奴隶不但得不到奖励，可能还要受到斥责，甚至还要受到某种惩罚。所以，在奴隶所从事的制造业，大多数时候完成同量的工作总是要比那些由自由民所从事的制造业所花费的劳动多。所以，前者的产品大多数时候必定要比后者生产的产品昂贵。孟德斯鸠先生曾经指出过，匈牙利的矿山尽管并不比靠近的土耳其的矿山更富饶，然而开采的费用却总是比土耳其的少。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矿山是由奴隶来开采的，那些奴隶们的手臂就是土耳其人想到过的唯一可利用的机器。然而匈牙利的矿山是由自由人开采的，他们利用了大量的机器，然而机器带来方便缩短了他们的劳动时间。从现在所明白的一点点关于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制造品的价格，能够看出比较高级的产品是非常昂贵的。丝绸的重量是通过黄金计算的。

普林尼告诉我们有些使用某种特殊方法染的衣料，1磅重就要值100第纳尔，或3镑6先令8便士。用此外一种方法染的其他衣料1镑就值10第纳尔，或33镑6先令8便士。然而一定要记住，1罗马镑只值我们常衡12盎司。诚然，这么高的一个价格看上去主要是因为染料。然而假如不是衣料本身比我们现在制造的任何衣料要贵很多，也就不可能用这样昂贵的染料染了。要不然，附属物的价值和主体物的价值太不成比例了。同一作者所提到的一种放在桌旁的长椅上能够靠的叫做特里克里纳丽的毛织枕头或垫子的价格更是贵得令人难通过置信。这样的枕头据了解要值3万多镑，有的要值30多万镑。这么高的价格他也没有说是因为染料的原因。

阿邑斯诺特博士说，古代的时髦男女的衣着看上去比现在的花样要少得多。我们在古代雕像上面所看到的极少的款式证实了他们的说法。他依照这一点推论古代人的衣服总的来说必定比我们现在的便宜。然而这个结论仿佛有些勉强。因为当时髦的服装价格十分昂贵时，他花样必定非常少。然而随着制造技术和工业生产力的增高，任何一件服装的价格都变得适中时，花样很容易就会增多。富人不可能通过任何一件服装的费用来夸耀他们自己时，自然而然就会竭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服装来做到这一点。

前面已经指出过，任何一个国家商业的最大和举足轻重的部门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间所进行的贸易。城镇居民从农村得到构成他们的生产材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的天然生产物；他们通过送回农村一定数量的制造品和半成品来支付这个天然生产物。在这两部分人民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基本上是由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和必定数量的制造品构成的。所以，后者越贵，前者就越便宜。任何一个国家里任何提高制造品价格的试图就是降低土地原生产物价格的试图，从而会阻碍农业的发展。

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也就是说，一定数量原生产物的价值，所可以购买的制造品的数量越小，那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就越小，对地主通过改良土地或农民通过改进耕作而提高产量的鼓励也越小。除此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想减少工匠和制造业者人数的试图，必定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土地原生产物的一切市场中这个举足轻重的市场，从然而更进一步挫伤农业的发展。

正是这样，每一种体系或者竭力通过某些特殊的鼓励使产业的某种特殊部门得到比他自然情况下发展更大的一份社会资金：或者竭力通过特殊的限制强迫原本把用于投资该产业的部分资金从该产业中分离出来。两者事实上都是和他原想要促进的伟大目的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没有加速，反而延缓了社会走向实际富裕和强大的进程，它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了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量的真正价值。

所以，当优惠和限制的体系一切被取消以后，一个清晰而简单的天然的自由的体系就自然地建立了起来。每个人只要他不违犯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完完全全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就能够把他的勤劳和资金和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一类人的勤劳和资金进行竞争。君主也可以完完全全摆脱监督，引导私人的劳动而且让他最符合社会利益的责任。在想要履行那种职责时，他总是一定要面对数不清的迷惑，而且人类的智慧或知识也总是不足够让他能够合适地去履行那一职责。依照天然的自由的体系，君主只有三个职责需要履行，而且是三个十分重要的职责，它们对寻常人来说是简单易懂的：

（一）保护社会免受到其他社会的侵犯和入侵；

（二）尽可能保护社会每个成员免受到社会任何其他成员的不公正待遇或压迫；

（三）建立或维护某些公共工程和某些公共机构，它们是任何一个人或少数个人为了得到自身的利益绝不可能建立和维护的。因为他的利润永远也不可能补偿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的费用，尽管它们经常对社会整体所作的贡献可能远多于对社会整体的补偿。

君主要恰当地履行这几种职责必定需要一定的费用，然而这个费用又必定要求一定的收益来支持它。因此在下一篇我将会竭力阐述：首先，什么是君主或联邦的必要费用？而且其中的哪些费用应由全社会的共同贡献来支付；其中哪些仅由社会某一特定部分或社会某些特定成员的贡献来支付，此外，全社会可用哪些不同的方法来支付全社会不容推卸的费用，还有每一种方法的主要优点和不方便之处，再者，什么理由和原因让差不多一切现代政府都拿出他收益的一部分进行抵押或举债，还有这些债务对国家实际财富和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的影响是什么？所以下一卷自然而然地把它分为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