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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论奖金（第1页）

第五章论奖金

在大不列颠，经常有人请求对某一种产业的产品发给出口奖金，政府有时也给予这样的出口奖金。人们觉得，有了出口奖金，我国的商人和制造商在国外市场上出售货物就可以和竞争者一样价格低廉或者更低廉些。据说这样就能够让出口的数量比较大些，从而让贸易差额变得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加有利。在外国，我们没办法给予我们的工人垄断权，就像我们在国内市场上所做的那样。我们没办法强迫外国人购买我国工人的货物，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所做的那样。从而，他们觉得，差一点的办法，就是付钱给外国人，让外国人购买。重商主义体系正是如此提议，用贸易差额的办法来让整个国家致富，将钱放在我们任何人的口袋中。

他们觉得，只应当对没有奖金就没有办法进行的那些贸易部门发给。可是，商人出售货物的价格可以补偿在生产和上市中所用的资本并带来普通利润的，任何一个贸易部门都是没有奖金就可以进行的。任何一个如此而来的部门显然和一切其他没有奖金也在进行的贸易部门处在同一水平上，从而没办法要求比它们多出一个奖金。只有商人不得不通过不足补偿他的资本还有普通利润的价格出售货物的那些贸易，或他只得通过少于将商品送入市场的实际成本卖出货物的那些贸易，才需要得到奖金。

奖金是为弥补这样的亏损而发给的，是为了鼓励他继续或开始从事这样一种贸易：它的每一笔交易都亏损在里面所用到的资本的一部分，它的性质是，假使其他的贸易都像它，不久就没有什么办法给国家留下任何资本。

应当指出的是，靠奖金进行的贸易是在两国之间可以长期经营下去然而老是亏本或通过低于上市成本的价格卖出货物的贸易。可是假使不用奖金去补偿商人在货物价格上的损失，他自己的利益不久就会迫使他去用此外的方式运用他的资本，或找到一种货物价格可以补偿他送货物上市使用的资本并带来普通利润的贸易。

奖金的效果，也就像重商主义体系一切其他办法的效果一样，只不过迫使一国贸易进入如此而来一种渠道，它不与贸易自行进入的渠道可以得到更多利益。

谷物贸易论文的睿智的消息灵通的作者十分清楚地表明，自从谷物出口奖金第一次建立通过以来，谷物出口价格（估价颇为适中）大大多于了谷物进口价格（估价十分高），它超过的数额比在此期间支付的一切奖金数额大得多。他觉得，依照重商主义体系的正确原理，就清晰地证明，这样的强迫的谷物贸易对国家有利；出口的价值多于进口的价值，他的数目比国家为让谷物出口所作为一切特别开支要大得多。他没有思考到，这样的特别开支或奖金，只不过是社会为让谷物出口实际所作开支的一个非常小部分。农场主在谷物生产中用到的资本也应当计算在内。除非谷物在外国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仅可以补偿奖金而且可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还有他的普通利润，否则社会就会损失这个差额，或者说国家资本减少了那么多。可是觉得一定要发给奖金的理由，正是如果价格不足够办到这一点。

据了解，自从奖金设置以来，谷物的平均价格已经大为下滑。我想要表明，自上世纪末以来，谷物平均价格开始稍有下滑，本世纪头64年中继续下滑。可是这个事件，假定它就像我相信的那样是真实的，必定是没有奖金也会发生的，不可能是因为奖金才产生的结果。它在法国也就像在英格兰那样发生，尽管在法国不仅没有奖金，而且直到1764年以前，谷物出口通常被禁止。从而，这样的谷物平均价格的渐渐下降，既不是因为这种规定，也不是因为那种规定，而是因为白银价值的渐渐的悄无声息的上升，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编已经表明在本世纪中在欧洲的通常市场上已经发生。说奖金可以有助于降低谷物价格，那仿佛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

已经指出的是，在丰收年份，奖金造成极其不寻常的出口，必定让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维持在它自然会落到的水平以上。这就是奖金制度公开宣布的目的。在歉收年份尽管经常停止发给奖金，可是它在丰收年份造成的大量出口，必定经常阻碍用一年的多余去弥补另一年的不足。所以，无论在丰收年份还是在歉收年份，奖金必定让国内市场上谷物货币价格略为高出应有的水平。

在实际的耕作状态下奖金必定有这样的趋势，我觉得任何有理性的人是不可能有异议的。可是有很多人觉得，奖金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鼓励耕作：第一，奖金为农场主的谷物开辟更为广泛的外国市场，他们觉得这会增加对谷物的需求，从而增加谷物的生产；第二，保证他得到比在实际耕作状态下所可以预期的更好的价格，他们觉得这会鼓励耕作。他们如果得到这样的双重鼓励，在长时期内必定增加谷物的生产。

我的回答是，不管奖金可以让外国市场多么扩大，它在任何一个具体年份，必定是靠放弃国内市场来达成的，由于每一蒲式耳靠奖金来出口而没有奖金就不可能出口的谷物，会留在国内市场上来增加消费，同时降低谷物的价格。一定要指出，谷物奖金，还有每一种其他的出口奖金，会对人民征收两种税收：第一，为了支付奖金他们只得缴纳的税收；第二，因为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上涨而产生的税收负担。因为所有人民都是谷物的购买者，所以所有人民一定要缴纳这样的税收。在这样的商品上，第二种税比第一种税要征收的更多。让我们这样假设，各个年份平均每夸特小麦出口奖金为5先令，让国内市场上每蒲式耳小麦价格比自然收成状况的实际价格只提高6便士，或每夸特提高4先令。

即便是依照这个十分适中的假设，人们除了要缴纳为支付每夸特出口小麦5先令奖金的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自己所消费的每夸特小麦4先令的税收。可是，依照这位消息十分灵通的谷物贸易论文的作者的说法，出口谷物和国内消费谷物的比例是1：31。所以，他们第一种税就要支付5先令，第二种税就一定要支付6镑4先令。

对于这样一种第一生活必需品支付如此沉重的税收，必定会减少贫苦人民的生活资料，或者说必定会稍微增加他们的货币工资，二者均和他们的生活资料货币价格的提高成比例。就他在前一场合所起的作用来说，它必定会降低贫苦人民的教育和抚养子女的能力，从而必定会限制国家人口的增长。就他在后一场合所起的作用来说，它必定会让雇佣的工人人数比应有的少，因此必定会限制国家产业的发展。所以，由奖金造成的谷物不寻常出口，不仅在第一年使国内市场和消费的缩小和国外市场和消费的扩大相等，而且，因为限制了国家的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它的最终趋势是阻碍和限制国内市场的扩大，所以在长时期内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整个的谷物市场和消费。

他们觉得，这样的谷物货币价格的提高，因为让这样的商品对农场主可通过得到更多利益，必定会鼓励谷物的生产。我的回答是，假使奖金的效果是提高谷物的真实价格，或者说可以让农场主通过同样多谷物按附近地区普通维持其他劳动者的方式——无论为大方的、适中的或节俭的——维持更多的劳动者，情形有可能是那样。可是很明显，无论是奖金，还是任何其他的人为制度，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奖金影响的，不是谷物的真实价格，而是它的名义价格。尽管奖金制度所征收的税收对纳税人是沉重的负担，对于接受奖金的人来说却没有多大好处。

奖金的真正效果，与其说是提高谷物的真正价格，不如说是降低白银的真正价值；或让同样多白银交换到的谷物数量还有一切其他国产商品的数量都比较少，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国产商品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调节劳动的货币价格，后者一定要让劳动者可以购买足够数量的谷物，依照社会的进步、停滞或衰落状态强迫雇工所采用的维持工人的奢侈的、适中的或节俭的方式，去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生活。

谷物的货币价格也支配一切其他的土地天然产物的货币价格，后者在任何一个改良时期必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相应的比例，尽管这样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差别。例如，它支配牧草和干草、肉类、马、马的饲料、内陆运输还有全国大多数国内商业的货币价格。

因为支配一切其他的土地天然产物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也调节差不多一切制成品的原料的货币价格。因为调节劳动的货币价格，它也调节制造工艺和技巧的货币价格。因为调节两者，它也就调节整个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还有作为劳动和土地产品的每一样东西的货币价格，必定随着谷物价格升降的比例而升降。

所以，尽管因为有了奖金，农场主可以将每蒲式耳谷物卖得4先令而不是3先令6便士，付给地主的地租也随着产物货币价格的上升成比例地增加，可是4先令可以购买的其他国产货物并不比以前多，农场主的情况和地主的情况均不可能因为这样的变化而有所改善。农场主没办法耕种得更好一些，地主没办法生活得更好一点。在购买外国商品方面，这样的谷物价格提高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小小的好处。在国产商品方面，却没办法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然而农场主的差不多一切支出、甚至地主的大多数支出，都是用在国产商品上。

白银价值的下跌是矿山富饶导致的结果，在商业世界大多数地区与此相同地或差不多是与此相同地起作用，它对任何特定国家的影响十分小。它所造成的一切货币价格的上升尽管没办法让接受者在实际上更富一点，却也没办法让他们在实际上更穷一点。一套银器变得实际上更贱一点，可是每一样其他东西的真正价值依然和从前相同。可是白银价值的下落假使是因为特殊情况或政治制度的影响然而仅限于一个国家，那就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它远远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人真正更富，然而只会让任何一个人更穷。

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的上调是这个国家特有的现象，这会多多少少地阻碍在该国进行的每一种产业，让外国可以通过比该国自己的工人所索取的更小量的白银供应差不多一切的货物，也就是说，不仅在外国市场上、国内市场上是这样，甚至比自己国家工人的售价更低。

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一座大矿山，所有人的特殊处境，让它们成为向一切其他欧洲国家分配金银的人。所以，这些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也就应该比在欧洲其他地方价格较低。可是，差额不可能比运费和保险费数量更大；因为这些金属价值大而体积小，运费不多，保险费也和其他同等价值的货物一样。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它们的特殊处境而遭受的损失很小，假使它们的政治制度不让这样的不利加剧的话。

西班牙对金银出口课税，葡萄牙却禁止金银出口，让这样的出口承担了偷运的费用，让这些金属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比在它们自己国内高出了这样的支出的一切数额。假使你对水流建筑堤坝，坝内水满了以后，多余的水就会从坝顶流出，好像根本没有堤坝一样。禁止出口没办法让西班牙和葡萄牙保存更多的金银，可以保存的只是它们所可以利用的为限，也就是说，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允许它们可以利用的，或是铸币，或是器皿，或作镀金还有其他金银装饰品。当它们得到这个数量以后，堤坝就灌满了，以后注入的一切水流必定会溢出。所以，每一年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出口的金银，依照一切的记录，大体上等于一切进口的金银。

尽管有了这些限制，可是，就像堤坝内的水必定比外面的水更深一样，这些限制使保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数量，相比于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来说，必定会比其他国家的金银数量更多。堤坝越高才能越坚固，坝内坝外水深的差别也就越大。税收越高，保证禁令的惩罚越严重，执行监督法令的警察越警惕越严厉，金银和西班牙、葡萄牙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和其他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之差也就越大。所以据了解这样的差别非常大，以至于你经常会发现那里屋中的金银器皿极多，却看不到在别国觉得和这样的豪华相适宜或相配称的其他东西。

金银的低廉或其他一切商品的昂贵（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两者是这样的金属必定大量的结果，妨碍了两国的农业和制造业，让外国可以通过比在两国之内生产或制造所花费的较少量的金银供应它们通过很多天然产物和差不多一切制造品。税收和禁令通过两种方式起作用。它们不仅让两国贵金属的价值降低很多，而且因为在国内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原本会流入他国的金银，让他国的金银价值比应有的略高，从而让这些国家在和两国通商时能够享有双倍的好处。

打开闸门，坝内的水迅速就会比大坝外少，不久就会让两者处于同一水平。一旦取消关税和禁令，两国的金银数量就会急剧减少，他国的金银数量就会稍有增加，金银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在各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处于同一水平或接近同一水平。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这样的金银输出所遭受的损失完完全全是名义上的和虚构的。它们的货物、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名义价值会下降，会用比以前较小量的白银去表示或代表，可是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会足够维持、调节和雇佣同一数量的劳动。因为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会下降，它们的剩下来的金银的真正价值就会上调，较小量的金银会达到以前利用较大量金银来达到的同一商业和流通目的。

送往国外的金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会带回同等价值的各种货物。这些货物也不可能全都只是奢侈消耗的东西，专供懒惰的人利用，他们只有消费，不生产什么东西作为回报。因为懒惰者的真正财富和收益不可能因金银的这样的特别输出而增加，他消费也不可能所以而大大增加。这些货物或许有一大多数、必然有一些部分是原料、工具和食物，用来雇佣和维持勤劳人民，他们会再生产出自己所消费的东西的一切价值，并带来利润。如此而来社会的一部分固定资财就会变成活资财，会比以前推动更大数量的劳动。两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会很快稍有增加，几年之内或许会大为增加，如此而来它们的产业就会从现在承受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

谷物输出奖金也必定完完全全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这样的荒谬政策一样起作用。不管实际的耕作状态如何，它会让我们的谷物在国内市场上比在实际耕作状态下原本的价格稍微贵些，然而在外国市场上那么稍微便宜些；因为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或多或少调节一切其他商品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它让白银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大为降低，在国外市场上的价值稍有提高。它使得外国人特别是荷兰人不仅可以比在无奖金的情况下更为低廉地食用我们的谷物，而且有时甚至可以比我们自己的人民在同一情况下可以更为低廉地食用我们的谷物，这是一位卓越的权威，马修·德克尔爵士告诉我们的。它阻止我们自己的工人在无奖金时那样去通过小量的白银供应自己的货物，却让荷兰人可以通过较小量的白银供应他们的货物。它使得我们的制造品在每个市场上都比在无奖金时略微贵一点，使得他们的制造品比在无奖金时稍微便宜一点，从而让他们的产业得到双倍于我们产业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