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第三章 国债02（第1页）

第三章国债02

1702年开始，通过马特勒克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的战争积累的国债更要多一些。1714年12月31日，国债已经达到53681076镑5先令6便士又1／12便士。对南海基金认缴的短期和长期年金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债的数额，导致到1714年12月31日国债就已经达到了55282978镑1先令3又5／6便士。从1723年起国债开始减少，然而减少得非常慢。直至1739年12月31日，在长达17年的太平时期里偿还的总额还不多于8328354镑17先令11便士又3／12便士。所余国债在那年还有46954623镑3先令4便士又7／12便士。

1739年开始的和西班牙的战争还有随后爆发的和法兰西的战争引起了国债的进一步增长；1748年12月31日在签订埃·拉，查帕尔条约时，国债已经达到了78293313镑1先令10便士又1／4便士。然而持续17年的太平日子偿还的国债却不到8328354镑17先令11便士又3／12便士。然而不到7年的战争增加了31338689镑18先令6便士又1／6便士。

在佩兰先生执政的时间里，国债的利息降低了，或者说，至少是采取了一定的降息措施，从4甲降到3甲。因此偿债基金增长了，偿清了一部分国债。1755年上次战争爆发之前，不列颠所拥有的长期国债金额为72289673镑。等到1763年1月5日缔结合约时，长期国债已经达到122603360镑8先令2便士又1／4便士。无担保国债已经宣布的是13927589镑2先令2便士。然而战争引起的费用并没有因为缔结合约而终止；所以，在1764年1月5日长期国债尽管已增加到129586789镑10先令1便士又3／4便士。（之中部分是因为发行新的国债，部分却是因为无担保国债改为长期国债）；然而（依照一位消息非常灵通的作者对不列颠的商业和财政的考察）还有一笔长期国债是应该被列入该年和次年的。这笔国债的数目是9975017镑12先令2便士又15／44便士。所以，不列颠的长期国债和无担保国偾加在一起，依照那个作者的统计，是139516807镑2先令4便士。授给新国债认购者作为奖金的终身年金在1757年按14年年金估计，价值大概为472500镑；与此同样，作为授予1761年和1762年国债认购者奖金的长期年金按照27年半的年金估计，价值大概为600826875镑。在大概持续7年的和平岁月里，谨慎然而真诚的爱国者佩兰先生的政府还无力偿还600万镑的过去的债。然而在差不多同样时间的一个战争里，所举的新债却多于7500万。

1775年1月5日，不列颠的长期国债是124996086镑l先令6便士又1／4便士。无担保国债除去议会批给皇室的年俸债务那部分以后，为4250236镑3先令11便士又1／8便士。两部分加在一起共计129146322镑5先令6便士。依照这个统计在11年的太平岁月里一切偿还的债务仅为10415474镑16先令9便士又7／8便士。然而，即便是国债中减少的这个小小数量都不全是由国家的时常收益中节约出来的。偿还债务的有几笔款项是完完全全和国家的时常收益无关的外来款项。在这些额外款项中我们能够推算出来的有连续三年对每磅土地税所附加的1先令的附加税；东印度公司向国库缴纳的200万镑还有银行为更新特许状然而缴纳的11万镑作为对土地的补偿，除此之外，还有几笔数额也需要算入那些外来款项之列。因为它们是上次战争中产生的，可能应该看成从开支中减去的项目。主要如下：

镑先令便士

对法战争战利品的收益690449189

法国战俘赔偿金67000000

出售割让岛屿所得9550000

合计1455949189

假如我们把查特姆伯爵和克尔克拉先生的账目上的余额还有同类的其他军费的节余和从银行、东印度公司所得款项以及每磅土地税中所附加的1先令全部都加在这个金额上，他总额必定要很大程度多于500万镑。所以，自从缔结和大概以来从国家日常收益的节余所偿还的债务，平均一年还不到50万镑。毫无疑问的是，和平恢复后因为债务的偿还利息从4%减到3％，还有部分终身年金到期，偿债基金很大程度地增加了。假如和平还会持续下去，可能每一年可节省出100万来偿还国债。所以，在去年的1年内就偿还了100万。然而，与此同时，还有一大笔皇室债务仍没有偿还。然而我们现在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争。战争的进展可能证明和过去有过的任何战争同样耗资巨大。在下一战役结束以前可能就要举借新债，它的数额可能接近于国家由日常收益中节省出来所偿还的一切过去的债。所以期望从目前国家日常收益中所节省出来的钱一切偿清国债，简直是一种臆想。

有一个作者曾经把欧洲不同债务国的国债，特别是英格兰的国债，描述为附加在国家另一大资本上积累的一个大资本。通过它，国家的商业得到了扩张，国家的制造业得到成倍地发展，国家的土地得到耕种和改良，这些发展和改良单是凭借那另一个资本是远远没办法办到的。然而那个作者没有思考到贷款给政府的首批债权人贷给政府的资本，从他们贷款的那一时刻起，他们就是把由资本功能转化为了收益功能，从维持生产性的劳动者转化为维持非生产性人手；大多数时候政府在借人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费和浪费掉了，没有任何再生产的希望。作为一种回报，贷出资金的债权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得到了多于他原有价值的国债年金。这个年金毫无疑问偿还了他们的资本，而且让他们能够实行和过去同样规模的商业和贸易，或是更大规模的商业和贸易。也就是说，他们或者能够用这个年金担保对此外的一个人借贷新的资金，或者通过卖出那个年金从此外的一个人那里得到一笔同等于甚或还多于他们贷给政府的资金的新的资金。然而，他们用这样的方法购买或向别人借入的新的资金一定要是以前就存在于国内的，而且一定要就像一切资金一样总是用于维持生产劳动。当它进入那些曾经贷款给政府的人的手中时，尽管在某些方面它对他们来讲是一笔新资本。然而它对国家却不是什么新的资本，不仅这样，然而是从某些用途中抽回的方便于归还此外的人的资金罢了。尽管它对于他们来说是偿还了他们借贷给政府的资本，然而对国家来说，它是没有偿还。假如他们不把那笔资金借给政府，然而国家就把有两笔资金，两份而不是一份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年产物。为了支付开支政府从当年没有用作抵押的赋税来筹集收益时，私人收益的必定部分只不过是从维持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转移到维持另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而已。在那些税收中人民所支付的某些部分无疑地可能积累成了资本，后来也投入了维持生产性劳动；然而绝大多数可能是用掉了，投入了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然而，用这样的方法开支的国家费用无疑地多少要妨碍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不一定会引起对任何现存资本的破坏。

当国家费用是由举债开支时，那样的话，它的开支必定对国内原有的某些资本一年要组成一点破坏。具体地说，把原本定为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年产物的某些部分转为维持非生产性劳动。假如政府在当年可以筹集起足够支付国家费用的收益，却在这样的场合，赋税将要比它们原本应有的轻些，这个时候国民的个人收入的负担尽管较小，因此他们通过节省收益中的某些部分而积累成资本的力量所受到的损害也要小得多。假如说举债的方法对过去的资本的破坏要多些，那么它和用当年的税收开支当年的国家费用的方法相比，对新资本的积累或得到的妨碍也要小些。在举债的体制下，人民个人的节约和勤劳能够非常容易地修补政府的浪费和奢侈可能有的时候对社会总资本所造成的破坏。

然而，只有在战争持续的期间，举债体制才比其他体制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假如战争的费用总是可以通过当年筹集的收益来支付，却不大多数时候收益所依赖的税收也就不可能持续到那一年以后。私人积累的力量尽管在战争期间要小些，然而在和平时期就会要比在举债体制下要大得多。战争不一定引起对任何过去的的资本的破坏，然而和平却必定会促使新资本更多的积累。战争大多数时候会比较快地结束，不可能不负责任地实行下去。在战争持续期间，人民感到战争的负担，迅速就会对它感到厌倦，然而政府为了迁就人民也会尽可能地在能够结束时就结束它。在没有切实然而可靠的利益可图时，想到战争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人民也不可能不负责任地要求战争。这样而来，让私人积累力量多少受到到损害的时期更为少见，不仅这样，为时也会更短。反过来，让私人积累力量达到最大限度的时期将会比在举债体制下要持续长久得多。

除此之外，当举债获取必定进展，举债所带来的赋税的加重有的时候在和平时期和上面所说的征税制度在战争时期相同，与此同样会损害个人积累的力量。不列颠的和平年月的收益在现在是一年多于10万镑。假如这个收益没有用作抵押，管理恰当，无需发行一先令的新债，就足够实行最激烈的战争了。假如不列颠没有采用那个弊害无穷的举债制度，不列颠现今在和平时期受到债务拖累的个人收益的积累力量就不可能受到和耗资最大的战争时期与此同样大的损害了。

有人提到过，支付国债的利息是把钱由右手转给左手。货币并没有流到国外去。它只不过一部分居民把他们的部分收益转手给了另一部分居民。国家一分钱也没有减少。这个辩解完完全全是建筑在商业体系的诡辩上，经过我对这个体系的详细研讨，可能没有必要再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讨论了。除此之外，这个辩解的如果是一切国债都是出自一国的居民，这一点恰巧又不正确。荷兰和其他几个国家，在我国的国债中都拥有极其大的份额。也就是说，哪怕一切国债是出自一国的居民，它也并不能够弊病少些。

土地和资本是个人和国家一切收益的两个来源。资本支付农业，制造业或者是商业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的工资。收益的这两个来源的管理分属于两类不同的人民：土地的拥有者和资本的所有者或利用者。

土地的拥有者为了他自己的收益关心的是尽可能让他的产业处在良好状态，修建和修葺佃户的住屋，修建和维护必要的排水管道和围栏还有其他应由地主实行的昂贵的改良的费用。然而因为不同的土地税的征收，地主的收益可能会很大程度地减少；同时因为对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征收了各种不同程度的税，那份已被减少了的收益可能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已非常微小，导致他可能感到他已全然无力来实行或维持那些费用昂贵的改良。当地主停止尽自己的责任时，他的佃户更是全然没有力量去持续他的工作。随着地主的贫穷的加剧，国家的农业必定衰退。

当对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加征各种赋税时，资本拥有者和利用者就会发现他们从资本所得的收入在某一特定的国家购买不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同等的收益所可以购买的同量的生活必须品和便利品，这个时候他们把倾向于迁往其他某个国家。同时，当为了征收那些税收，一切或者绝大多数巨额资本的利用者把连续地受到税收人员令人感到压抑和烦恼的造访时，这个时候迁移的倾向迅速就会变成真正的搬迁。伴随着支撑它的资本的流走，国家的工业必定衰退，因此随着农业衰退将会是商业和制造业的毁灭。

假如把从土地和资本两者所产生的收益的绝大多数从这两大收益来源的拥有者，从直接对保有每一块土地的良好状态和每一笔资本管理的良好状态怀有浓厚兴趣的一批人手中转移到此外一批人（国债的债权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兴趣）手中，从长远来看，必定要引起对土地的疏忽和对资本的转移或浪费。国债的债权人毫无疑问对国家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有着广泛的兴趣；因此也对土地处在良好状态、资本处在良好的管理感兴趣。假如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了一点衰退，各种税收的收益就会不再足够支付他所应得的年金或利息。然而国债的债权人单作为一个债权人来说，他对任何一片土地的良好状态或任何资本的良好管理并没有任何兴趣。作为一个国债债权人他对这样的特定土地或特定资本都没有任何了解。他没有调查过什么。他也能够不关心它。在某些情况下土地的荒芜和产业的破产他可能全然不明白，不仅这样，它们对他也无直接影响。

举债的实施渐渐地削弱了任何一个采取了举债措施的国家。它似乎是意大利各共和国首先采取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仅有的两个残存的能够说是独立的国家也都被它削弱了。西班牙似乎都是从意大利各共和国学习了这个措施（不仅这样，它的税制可能比他们的还更缺乏明智），和他的国家的天然实力相比西班牙削弱得更多一些。西班牙的债务有非常长的历史。在16世纪末，大概是英格兰没有欠1先令的债之前的100年，它就深陷一团债务之中了。法兰西，尽管有非常多的天然资源，在与此同样的债务的重压下渐渐凋萎。荷兰共和国也就像热那亚或威尼斯相同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曾让其他各国都得到了削弱或荒废的举债措施难道在不列颠就能够是全然无害的吗？

能够说，这些不同国家所建立的税收制度都比不过英格兰的税收制度。我相信这是事实。然而应该记住当一个最明智的政府把一切可以征收赋税的对象都已征收赋税时，在急需的时刻；它必定要求助于不宜征收赋税的对象。明智的荷兰共和国在有的场合也被迫像西班牙那样求助于对大多数不便于征收赋税的税收。假如在国家收入尚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之前，新的战争又爆发了。在战争的进程中这次战争就像上次战争一样耗资巨大，非常可能出于没有方法抵挡的需要，不列颠的税收制度也会变成荷兰、甚至西班牙税收制度那样让人民感到不堪重负。的确，要感谢我国现在使用的税收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工业造成什么大的困难，甚至在耗资最大的战争中我国人民的节俭和良好的品行通过节约和积累可以修补因为政府的浪费和奢侈在社会总资本中造成的漏洞。在不列颠所实行过的耗资最大的上次战争结束时，不列颠的农业依然就像以前那样繁荣，制造业者雇佣了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力，商业就像以前那样连续扩展。因此，支撑工业不同部门的资本必定也和以前曾经有过的一样。和平恢复后，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国内城乡的房租都有所提高，这是人民财富和收益增长的一个证据，过去的税的大多数年收益，特别是国内税和关税的主要部门收益的持续增长是消费连续增长还有唯一可以支持消费增长的生产增长的又一明证。不列颠看上去非常轻松地就支撑了半个世纪以前没有人相信它所可以支撑的负担。然而，我们也不要因此就匆忙地作出结论它现在能够支撑任何负担。也不应过于自信，它可以没有什么困难地支撑一个比以前曾经承担过的更重一点的负担。

当国债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我相信，就不可能有完完全全偿清的时刻。假如说利用国家收益解脱国债的事例曾经有过，那也总是通过破产解除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是公开承认的破产，有的时候是一种假设而不是真正的破产。

提高硬币的名义价值是最常用的应急措施，通过这个措施把真正的国债的破产披上一件偿还的外衣。举例来说，一个6便士的硬币通过议会或者通过皇室宣布把他名义价值提高到1先令，然而26便士提高到1镑的名义价值。一个在过去的制度下借了20先令或者接近4盎司白银的人在新的体制下就只需归还26便士，或者不到两盎司的白银。12800万镑的国债大概极其于不列颠长期和短期国债的总是和。假如通过这样的方式偿还，就只需偿还现今的货币6400万镑。这是一个地道的假偿还，国债的债权人把实实在在地在该欠他们的债务中1镑被骗走了10先令。这个灾难所涉及的还远不过国债的债权人，然而任何一个私人的债权人也把受到相应的损失，不仅这样，对任何人没有任何好处。在大多数场合对于国债的债权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附加损失。那就是假如国债的债权人确实是欠了别人非常多的债务，然而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国家支付给他们的同一硬币来支付他们的债权人通过弥补他们的损失。然而在大多数国家，通过货币贷和国家的人绝大多数是富人，他们对于他们的其他同胞大多是处在一种债权人的地位，而不是处在一种债务人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虚假的偿还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减轻国债债权人的损失，只不过加重了他们的损失。不仅这样对国家也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使灾难殃及到更多的无辜群众。它对私人财产造成最广泛然而又最严重的破坏；在大多数场合它让懒惰然而挥霍的债务人反而通过勤劳然而节俭的债权人为代价发富起来，而且把国家大多数资本从本可让他增值的人的手中转移到非常可能把他挥霍和毁掉的人的手中。当一个国家需要宣布破产时，就像一个人需要宣布破产时相同，一个公平、光明正大和公开承认的破产不管对债务人的名誉和对债权人的利益都将会一个损失最小的措施。为了掩盖真正破产的羞耻，而求助于这样一种极易识破、同时又极端有害的窜改戏法，国家的荣誉必然也是难保的。

然而，差不多一切的国家，不管古代的和现代的，当滑到了一定要采用这样的手段的地步时，有的时候也都玩弄这样的窜改戏法。在第一次古罗马和迦太基战争结束时，罗马人降低了阿斯（当时罗马人计算一切其他硬币的价值标准）的价值，从1阿斯的含铜量由12盎司减到2盎司。也就是说，他们把2盎司的铜提高到过去总是表示12盎司的名义价值。通过这样的方法，共和国就能够用实际应偿还债务的1／6来偿还原有的巨额的债务了。这样突然和巨大的破产，今天我们必定认为会引起群众极度强烈的不满。然而，它却没有引起任何不满。因为执行这个贬值的法律就像其他一切和硬币相关的法律那样，是由护民官通过人民大会的议会来实行的，可能还是一个极受到群众欢迎的法律。

在罗马就像在古代其他一切共和国那样，穷人总是欠了富人的债，然而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保全他们在每一年选举中的选票常通过极高的利息贷款给穷人。这些钱从来没有得到过偿还，迅速积累成了一个巨大的数量，债务人还不起，其他任何人也为他偿还不起。债务人为害怕强制偿还，因此被迫不需要再给任何好处投给债权人推荐的候选人的票。尽管一切法律反对行贿和收买，然而候选人所给的馈赠，还有元老院有的时候发放的谷物就成为罗马共和国后期比较贫穷的公民所倚赖生存的主要资源。为了从对他们债权人的服从中彻底解脱出来，这些比较贫穷的公民连续地要求废除一切债务或者要求通过他们所叫作的新法。也就是要求一种法律，让他们在支付他们所欠债务的一定比例后就能够取消一切债务。具体地说就是把一切硬币降低到他的原有价值1／6的法律，因为它要求他们只需要支付他们实际欠债的1／6。这个法律是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新法。为了能够满足人民的要求，富人和上流社会的人在非常多不同的场合被迫同意废除过去的债和实行新法。他们之所以同意这个新法，部分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理由，部分是因为通过把国家收益从债务中解放出来，可以让政府恢复元气，因为那个政府是他们自己占有主要领导地位的政府。这样而来，通过一个措施12800万镑的债务很快就可缩减为21333333镑6先令8便士。在第二次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期间阿斯又进一步贬值。首先由2盎司铜降到1盎司，这以后又由1盎司降到半盎司；也就是说降到它的原有价值的1／24。把罗马硬币的三次贬值加在一起折合我们现在使用的货币12800万的债务，通过这样的方法一下子就缩减到了5333333镑16先令8便士。甚至不列颠的巨额债务用这样的方法也可迅速偿清。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应急措施各国的硬币都总是在连续贬值，越来越低于它的原有价值，同一名义金额渐渐变得所含银量越来越小。

各国有的时候为了同一目的在硬币的标准成色中会掺假，也就是说，在硬币中掺入了大量的合金。举例来说，假如在我国1磅重的银币中掺入的不是18本尼威特的合金，而是依照现在的标准掺人了8盎司的合金；1英镑或20先令的这样的硬币将会和我们现今货币的6先令8便士差不多。我们现今货币6先令8便士所含的银量将会因此就提高得和1磅的名义价值非常相近。成色标准的掺假和法国的所谓的增大价值或者是直接提高硬币的名义价值具有同样的效果。

硬币的增大价值或直接提高它的名义价值总是不仅从本质上来说也必定是一个公开宣布的措施。通过这样的措施重量较小、体积较小的硬币获取了过去重量较大、体积较大的硬币的同一名称。与此相反的是，成色标准的掺假却总是一个隐蔽的行动。通过这样的行动铸币厂发出的同一名义价值的硬币设计得尽量让它和过去流通的价值较大的硬币同样重，有同样的大小，有同样的外观。当法国国王约翰为了还清他的债务，在他的硬币中掺假时，铸币厂的一切官员都郑重宣誓保密。这两种行为都是非常不正当的。然而简单的增大价值是一个公开而粗暴的不公正，而掺假是一个谎言性的不公正。因此，后一行为一旦被揭露（它不可能长期被隐瞒），它总是要引发比前一行为更大得多的愤懑。硬币经过任何的增大价值然后非常少有可以恢复到过去的重量的；然而在经受到了最大的一次掺假后，硬币却差不多总是恢复到他原有的成色。所以也就没有发生过由于群众的愤懑和愤怒而没有方法平息的事。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末期还有爱德华六世当政之初，英格兰的硬币不但名义价值提高了，而且成色标准也掺了假。在詹姆斯六世没有成年的时候，苏格兰也发生过类似的骗术行为。这样的骗术行为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有的时候也发生过。

当国家的收益在支付平时编制每一年的费用后的剩余和超出部分非常无足轻重时，不列颠的国家收益要想可以完完全全从债务中解脱出来，或者可以向彻底解脱迈出一大步看上去全然是妄想。非常明显假如国家收益没有极其大的增加或者国家费用没有与之相应的非常大的缩减，要想偿清一切债务是永远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