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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费用06（第1页）

第二节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费用06

一个在精神上的残疾和畸形和一个在肉体上丧失了举足轻重的肢体中的某一部分或肢体失去了作用的人完完全全没有差别。然而在这两者中明显前者更为可怜、更为可悲。因为幸福和痛苦同时存在于精神之中，它们必定更多的是倚赖于一个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一个残疾的或完完全全好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主要依赖于身体健康或不健康，残疾或不残疾。也就是说，即便是人民的尚武精神对保卫社会无用，然而防止胆小鬼所必定具有的那种精神上的残疾，畸形和不幸在人民大众中的散播仍然非常值得政府的高度关注，就像防止麻风病或其他讨厌的疾病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值得政府的高度关注一样。尽管这些疾病不是致命的，也没有生命危险，尽管这样的关注不可能对社会再有什么其他大的好处，只能是防止这样而来一个重大公害的传播。

对于在文明社会中看上去经常让一切下层人民的理解力麻痹的无知和愚昧，我们也能够这样来看待，一个人假如不对他的智力功能给以恰当的利用（假如能够这样而来说的话），那比一个胆小鬼还更可鄙，就好像都是人性的品质中更基本的部分残废和畸形了。尽管国家从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中没法得到什么好处，然而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仍然很值得国家的关注，让他们不至于完完全全没有受到过一点教育。不仅这样，国家还是可以从对他们的教育中得到必定的好处的。

他们受到的教育愈多，他们就愈不可能受到狂热和迷信的迷惑。这样的迷惑在愚昧的民族中常引起最可怕的骚乱。除此之外，有教养、有理智的人民的行为总是要比愚昧和愚蠢的人民行为更为得体和有秩序。他们任何一个都感到自己表现的体面些，就更可能得到他们守法的上级的尊重，因此他们也更乐于尊重那些上级，他们也更乐于分析和更有力量看透闹派别和煽动暴乱的人怀有私心的抱怨和牢骚。所以他们也就不易被误导而平白无故或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地去反对政府。在自由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在非常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人民对政府的行为可以作出赞同的判断。举足轻重的就是没法让人民对政府的行为作出轻率或反复无常的判断。

第三项对各种年龄人民进行教育的机构的经费

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大部分是那些进行宗教教育的机构。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教育，它的目的不是要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好的公民，而是为他们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上（也就是他们的来世）做准备。讲授包含这样的教育的教义的教师也就像其他教师一样，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完完全全依靠听讲人的自愿捐献；也能够是来自依照国家的法律专门指定的某一基金，它们能够是地产、什一税或土地税；一种国家的薪金或者是补助。处在前一种场合的教师的敬业精神、热情和勤奋可能比处在后一种情况下的教师要高得多。在这一方面，新教的教师在反对那些古老的过去的体制时总是拥有极其大的优势，过去的教的牧师躺在他们的圣俸上，忽视了维持大多数人民对信仰和礼拜的热情，不仅这样，听任自己懒散，最终变得完完全全没法来捍卫自己的教会。

国教和捐赠基金富有的教会的牧师经常变成了有学问和高雅的人士，他们具有绅士的一切品德，或是让他们博得绅士的尊敬的品德。然而他们却渐渐趋向于丧失过去让他们在下层人民中间得到威信和影响的那些品质，那些品质可能是他们的宗教成功和得以成为国教的原始基础。

这样的牧师在受到一群群众欢迎而又勇敢的狂热分子（尽管他们也可能是无知然而愚昧）的攻击时，他们就感到自己毫无防卫力量，就像亚洲南部的那些懒散、柔弱而吃得非常好的民族，在遭遇到北方的活跃、坚忍然而饥饿的人的入侵时一样。这样然而来的牧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大多数时候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请求当地行政长官把他们的对手作为破坏社会治安的暴徒而加以迫害、消灭或驱赶。

罗马天主教的神甫就曾经是这样呼吁地方行政当局迫害新教徒；英格兰的教会就曾是这样迫害他们的不信奉国教者。通常来说，任何一个宗教的教派，当它一旦享有一个世纪或者是两个世纪的合法机构的保护，它会发现自身已经没法对任何向它的教义或原理进攻的新派进行十分有力的反击和自卫。在这样的场合，就学问和写作方面，有的时候国教可能会占优势。然而在争取群众的艺术，争取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在艺术上却总是要输给对手。在英格兰，这些艺术早已经被国教里面拥有富裕捐赠基金的牧师所忽视。

现在关注和运用它们的主要是不信奉国教者和卫理公会教徒。然而，在非常多地方现在通过自愿捐赠、委托权和其他逃避法律的方式为不信奉国教的牧师所筹措的独立供给看上去也大大减低了那些牧师的热情和活力。他们中的非常多人也变成了非常有学问、有独创和受到人尊敬的人，然而同时他们却已经不再是受到人欢迎的传教士。卫理公会教徒不具备那些不信奉国教者一半的学问，却成为当前最走红的人。

罗马教会通过自身利益的十分有力的驱动，可能让低层教士的勤奋和热情比任何耶稣教教会中的牧师都可以保持着更大的活力。教区中的牧师，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极其大一部分生活资料是从人民的自愿的供奉中获取的。然而忏悔又给增进这个收益的来源非常多新的机会。托钵教团就像有些军队中的轻骑兵和轻步兵不进行掠夺就没有薪金一样，他们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是取自这样的供奉。

教区牧师就像他的报酬部分依靠薪金，部分依靠收受到学生的学费或酬金的教师一样，他们必定总是要依靠他们的勤奋和名望。托钵教团就像他一切生活来源完完全全依靠他自身的勤奋的教师。所以他们一定要尽各种艺术来激发寻常百姓的热诚。据马基雅弗利的观察，在13和14两世纪时期里建立起来的圣多米尼克和圣佛兰西斯两大托钵教团曾经让人民对天主教的日益减少的信仰和虔诚重新恢复起来。在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里，虔诚的精神就完完全全是靠僧侣和比较贫穷的教区教士支撑的。教会中具有绅士和通达世故的人的一切才艺，有的时候甚至具有有学问的人的一切才艺的高层神职人员，尽管都非常留意维护对下级必要的纪律，然而对百姓的教育那么不屑一顾。

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过，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手艺和职业都具有这样一种性质，那就是当它们在促进社会利益时，同时也对某些个人有用或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行政官的一条固定不变的准则可能就是在引进一种技艺以后，就顺其自然，听任从中受益的人去自由发展。当手艺人渐渐发现他们的利润会因他们的顾客的青睐而提高时，他们就会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技巧和勤奋，同时因为事物没有受到任何不明智和错误的干扰，他们的商品必然在任何时候都会差不多和需求成比例。

也有一部分行业尽管对国家有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任何个人不带来任何好处或快乐，然而最高当局却又没办法不对这些职业的从业者采取灵活的政策。它一定要给他们公开的鼓励让他们能够生存。为了防止他们非常容易地流于怠慢，还一定要给那种职业一种特殊的荣誉，建立起长时期的等级和严格的依赖关系，或采取其他的对策。从事财经、海军和行政的人员基本就属于这一类。

乍看上去，我们可能很容易地认为神职人员属于第一类职业。与律师和医生的职业一样，对于他们的鼓励，我们能够放心地把它看成是个人的慷慨，那些人遵循他们的教义，从他们的精神上的指引和协助中找到益处和安慰。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勤奋和警惕将会从这样一个附加的动机里得到增强：他们职业上的技能还有他们调节人们思想的灵巧将会从他们日益增加的实践、学习和留心中连续增长。

然而假如我们对这件事情可以观察得更仔细一点，我们将会发现牧师们的这样的怀有私心的勤奋正是任何一个明智的议员所要极力研究和防止的。因为在每一种宗教里面，除了真理，都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通过把迷信、愚昧和幻想相互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歪曲真理的很容易产生的倾向。任何一个宗教从业人员为了让自己在他的信徒的眼中显得更庄严和神圣，总是向他们宣讲其他一切教派如何凶暴可憎，而且竭力通过一点新花样激发他的听众的已有些倦怠的热诚。

在他反复灌输的教义中将会全然不顾真实、道德或礼仪，而采用最可以扰乱人类感情的教条。为了吸引听众参加他的任何一个集会，他总是更加勤奋地想尽办法影响群众的感情和成功骗取他们的信任。结果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将会发现他为了节省牧师固定薪俸这样的表面的节约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同时他会发现事实上他可以和这些精神上的向导所达成的最恰当和最有利的妥协方式是收买他们的懒散，对他们的职业指定一定的薪金，让人们感到除了为了防止羊群在寻找新的牧场时误入歧途外，其他更多的活动都是多余的。这样而来教会的固定薪俸尽管最开始是出于宗教的观点，然而最终证明对社会的政治利益却是有利的。

然而，不论牧师的独立给养会带来什么样的好的或坏的效果，可能，对这个制度大加赞赏的人并不是从这些后果出发。宗教矛盾极端尖锐的时代与此同样也是政治派别矛盾冲突的时代。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一个政党都感到或者觉得为了他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和某一竞争的宗教派别联手。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去接受，或者至少支持那一派别的信条。运气好的情况下可以和取胜的政党联合的教派分享他盟友的胜利，凭借盟友的支持和保护，它迅速就可让他对手沉默和屈服。这些对手大多数时候也都和取胜党的敌人成了联盟，因此同样成为取胜党的敌人。这时取胜的教派的牧师完完全全变成了这个领域的主人，他们对广泛群众的影响和权威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的权力足够震慑他们自己党内的领袖，而且也足够地方长官尊重他们的看法和意向。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大多数时候都是地方长官应让他们一切的对手沉默和屈服，他们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地方长官应该给他们拨发独立的给养。因为他们对胜利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应该分享某一部分战利品也是完完全全合理的。

除此之外，他们对于为了生活来哄骗人民和依赖于人民的处境必定感到了厌倦。所以在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他们思考的是他们的安逸和舒适，完完全全没有操心这样来做未来会对他们教会的影响力和权威产生什么样的可能的后果。然而地方行政长官要满足这些要求，就只有把他本来想要获取或留给自己的某些东西分给他们，因而他是不可能热心于批准的。然而，结果总还是强迫他最终屈服，尽管经常会有非常多的拖延、回避和用矫揉造作的借口推脱。

然而，假如政治斗争没有要求宗教的援助，取胜党并没有采用任何一个教派的信条，那么当取胜党赢得胜利时，它可能就会对一切不同教派一视同仁，做到公正无私，同时会允许每个人去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牧师和宗教。在这样的场合，无疑会有非常多宗教教派。差不多任何一个不同地区的教徒就能够自己构成一个教派，或者信奉自己的某些特殊信条。任何一个牧师无疑都会想到一定要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利用一切技巧来保持和赢得更多的信徒。

然而，因为其他的牧师与此同样感受到到这样的压力，与此同样的努力，因此没有一个牧师或一个教派的牧师能够获取非常大的成功。牧师的利己和积极的热情只有在仅仅允许一个教派的社会里，或者是整个社会虽然分成两三个大教派，然而各教派有正规的纪律和正规的从属关系，这样的牧师，协同一致的行动才可能造成危险和麻烦。然而在一个分成了两三百，甚至分成了数千个小的教派的社会，那里没有一个教派的势力足够扰乱社会的安宁，牧师的热情就必定是无害的了。

当一个教派的牧师见到自己四周大多都是对手而不是朋友，他们就必定要学会那些在大教派的牧师中非常难见到的诚实和谦恭。因为那些大的教派的信条得到了地方长官的支持，受到了王国或帝国的差不多一切居民的尊敬，因此牧师们所见到的各个地方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信徒和谦卑的崇拜者。然而任何一个小的教派的牧师发现他们差不多就是自己几个人，被迫没办法不尊敬差不多一切各教派的牧师，不仅这样，他们会感到互相让步对双方都有利，也愉快。

可能到时候他们会把绝大多数的教义中所包含的荒谬、谎言或臆想的混合物都丢掉，而只留下宗教中纯粹并且合理的部分，也就是说，世界上各个世纪的圣贤们所希望见到的宗教。然而成文的法律可能还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宗教，这样的宗教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建立起来。因为有关宗教的法律总是可能将会永远是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流行的迷信和热情的影响。这样的教会管理方案，或者更确切些说，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管理方案，也就是说，所谓的独立教派，它无疑是一个特别狂热的教派，有人在内战结束时建议在英格兰成立，假如它成立了，尽管它的起源是非常不合于哲理的，可能到现在它就会让一切宗教的教义都出现最合乎哲理的十分和睦和节制精神。它在宾夕法尼亚已经建立了，那里尽管教友派占绝大多数，然而法律在事实上不偏袒任何一个教派，据了解，在那里就产生了这样的合乎哲理的和睦和节制。

然而，尽管这样的平等对待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一切教派内，甚或绝大多数的教派内产生这样的和睦和节制，然而假如这样的教派数量极其大，不仅这样，其中任何一个又小得不足够扰乱社会的安宁，那么任何一个教派对他的信条的狂热也就不足够产生任何有害的影响，相反倒会产生一点好的影响。而且假如政府决定让一切宗教自由，同时也要求任何教派没法干涉其他教派，那么也就不存在它们会被强行分裂，然后一下子变成为数众多的教派的危险了。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在任何一个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社会里，总是在同一时期流行着两种全然不同的道德体系：其中的一个能够叫做严格的或者朴素的体系；另一个能够叫做自由的，或者也可叫做放任的体系。

前者大多数时候受到寻常百姓的赞赏和敬重。后者大多数时候为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士所尊重和使用。轻浮，这是一种在过度繁荣、过度欢乐和想入非非时很容易产生的恶行。对于轻浮这样的恶行，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给以赞成，看上去构成了这两个对立体系之间的主要区别。

在自由的或放任的道德体系里，对于**、奢侈、胡乱的取乐、某种程度的放纵、至少是两性中的一方破坏贞节等，只要它们不伴随着非常严重的不得体并且不导致虚伪或不义，通常都会采取极其容忍的态度，或者非常容易受到人们的原谅或宽恕。相反的是，在严格的体系里，那些过度行为全都被看成极端可憎和讨厌的东西。轻浮的恶行对于寻常百姓总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礼拜的轻率和浪费经常就足够应用来毁坏一个贫苦工人的一生，足够过驱使他在绝望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所以寻常百姓中比较睿智和善良的人总是对这些过度行为怀有非常大的憎恨和厌恶。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那些行为对于处在他们这样的条件下的人来说是能够很快致命的。与此相反的是，几年的胡乱生活和浪费却并不可能毁灭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不仅这样，那个阶层的人非常容易把某种程度的放纵看成是他们财富的一种优势。他们有这样作乐的自由，不需要受到谴责，这是属于他们地位的一种特权。因此，同他们处在同一地位上的人，他们对这样的过度行为只表示轻微的不赞成，或十分轻微的指责或全然不予指责。

差不多一切的宗教派别都是始发于寻常百姓之中。从他们当中，那些宗教派别大多数时候吸引了它们最开始的同时也是它们最多的新的信徒。所以，严格的道德体系，除极少数例外，差不多总是被那些教派所采用。因为这个体系最可以让它们博得最开始提出对已建立起来的体系实行改革计划的那一阶层人民的欢迎。他们中的非常多人，可能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总是通过对这个严格的体系提炼，甚至是通过让它达到几分愚蠢的程度来博得那些人的信任。不仅这样，这样的极端的努力常常让他们做任何其他事情更可以得到寻常百姓的尊敬和崇拜。

一个有财产的人因为他所处的地位是社会中十分显要的一员，社会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因此社会也强迫他注意自己的一切。他的威信和对他的尊敬非常大地取决于这个社会对他的尊重。他不敢做任何将会有损于他的名誉和信誉的事，因此他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个社会觉得合乎他那个阶层的人的身份的道德规范，不管它是自由的还是严格的。与此相反的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远不是任何社会中的显要一员。当他还是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没办法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在这样的境地，也只有在这样的境地，他能够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

然而一旦他进入大城市，他就陷入模糊和黑暗之中。他的行为举止就不可能被任何人所注视，因此他也非常可能就不再检点。他就会开始放纵自己，甚至不惜干出各种邪恶的丑事。只有当他成为一个小小的宗教教派的一员之后，他才可能从混浊中走出来，他的举止才会开始引起任何一个受到人尊敬的社团的注意。从这个时候起，他才得到了他从没有过的尊重。他的一切教友为了教派的信誉才会有兴趣来观察他的行为举止。假如他惹起了什么乱子，假如他远离他们互相要求遵守的严格的道德原则，就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或是把他从教派中开除出去，尽管这样的惩罚不可能有什么世俗的非宗教的效果。因此，在小的宗教教派里，寻常百姓的道德差不多总是非常正规而又有条有理，大多数时候比在国教的教会里还好些。这些小的教派的道德确实经常没有过于严厉和过于不近人情。

然而，国家不需要利用暴力，只要通过两种非常容易和有效的“药物”的联合行动，就能够把这些分裂国家的宗教派别的道德原则中过于严厉和过于不近人情的东西纠正过来。

这两剂“药物”中的第一剂就是认真学习科学和哲学。这一剂“药”，国家差不多能够寻常地开给一切中产或比中产还高的阶层的人民。它不是通过给教师薪金而让他们对教学漫不经心而懒惰，而是通过在高级或较难的科学中设立某种检查或考试的方式，每一个人在从事任何一项自由职业之前，或者在将要被提名为某种有报酬的或名誉的职务之前都一定要经过检查或考试。假如这一阶层的人一定要学习，国家也不需要费神去为他们带来适宜的教师，他们迅速就会为自己找到比国家可以为他们带来的还好的教师。科学对于狂热和迷信是强有力的解毒药。在一个一切上层人民都免除了这样的毒害的国家里，下层人民也就不可能受到它的多大毒害了。

第二剂就是时常性的公共娱乐和欢乐。国家通过某种鼓励，也就是让一切的人民依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通过诗歌、音乐、绘画、舞蹈来实行娱乐，让人的消遣有完完全全的自由，只要他们不搞出乱子或有什么很不得体的行为。通过形式丰富的戏剧表演和展览会，能够非常容易地排遣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郁闷和灰色情绪，然而这些又差不多总是群众性的迷信和狂热的原因。公共性娱乐总是群众性狂乱的狂热提倡者所害怕和憎恨的对象。公共性娱乐所鼓舞的欢乐和良好情绪都是和那些提倡者的目的所要求的或者说他们最可以影响的那种思想情绪完全不相容的。除此之外，戏剧表演时常揭露他们的诡计从而让公众嘲笑，有的时候甚至让公众咒骂他们，所以戏剧表演比其他任何娱乐形式更成为他们憎恨的对象。

在法律不能够偏袒任何一个宗教的牧师的国家里，任何一个宗教的牧师也就都没必要直接依赖君主或行政权力，也就是说君主不需要在他们职务的任免上做任何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只需维持他们间的相安无事，就像维持他的其他臣民中的相安无事一样。也就是说，不让他们互相迫害、侵犯或压迫。然而在一个确定了国教或者统治宗教的国家，情况就完完全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假如没有方法在极其大的程度上影响那个宗教的绝大多数的牧师，他就永远也不可能安宁、无忧无虑。

任何一个国教教会的牧师构成一个十分庞大的法人团体。他们能够一致行动，依照一个计划用一种精神追求他们的利益，就像他们是在一个人的指挥下一样。不仅这样，他们也时常是在这样来的一个指挥下。他们的利益作为一个法人团体，是从来也不可能和君主的利益一致的，有的时候甚至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维护他们在人民中的威信。然而这个威信又取决于两种假设：

（一）如果他所谆谆教诲的教义是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