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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论君主或联邦国家的收入（第2页）

一种士兵，一周或一月仅一次一定要听从军官的命令，其他的时间完完全全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事情，然而无须对军官负任何责任，另一种士兵每天的一切生活和行动都要听从军官的指挥，甚至是每天的起床和就寝，或者至少回军营都要依照军官的命令行事。对于他的长官的敬畏程度还有服从命令的速度，前者比不过后者。在所谓体力训练或者是在武器操纵和利用上，前者比不过后者。在所谓纪律，或者迅速服从的习惯上，前者比不过后者。然而在现代战争中，迅速和立刻服从的习惯比操纵武器的高度技巧还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那些民兵，他们在和平时期已经逐渐习惯了在首领的领导下奔赴战场，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他们在尊重军官，在迅速服从命令这些方面，最接近常备军。对于苏格兰高地的民兵，当他们在自己的首领下服役时，他们都具有某些同类的优点。然而，因为高地居民不是游牧的人民，而是定居的牧民，他们都有固定的居所，在和平时期并没有养成追随他们的首领从一个地方不停地搬到另一个地方的习惯，所以在战争时期，他们就不大愿意追随首领走得太遥远或者长期留在战场上面。一旦他们得到什么战利品，就急切地想回家，而且首领的权威也不足够阻止他们。

然而，一定要注意到任何民兵只要在战场上连续打过几仗，他们在每一方面就都可成为一支常备军了。因为士兵们每天操练利用武器，长期在他们军官的指挥下已养成了常备军中那种迅速服从的习惯。至于他们在作战前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在经过几次战役以后，他们必定在每一方面就都变成了常备军。假如美洲的战争再拖长一个战役，美国的民兵就可能变成一个在每一方面都可和在上次战争当中英勇顽强，丝毫不弱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最顽强的老兵组成的那支常备军。

深入地了解了这个区别，就会发现这几百年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一个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对于民兵来说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优越性。

根据可靠史料记载，第一批常备军之一就是马其顿菲利普所率领的常备军。他和伊里利安人、斯雷斯人、色萨利亚人还有马其顿靠近一点古希腊城邦的频繁作战渐渐把自己的部队（军队的开始可能是民兵）形成了具有常备军的严格纪律的部队。当他不打仗的时候——这样的时候非常少，而且时间不长，他就特意不遣散那支军队。经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他的军队果然把古希腊各主要共和国的勇猛并且训练有素的民兵征服了、降服了。随后差不多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就把大波斯帝国的柔弱而缺少训练的民兵粉碎了。希腊各共和国和大波斯帝国的灭亡是常备军相对于民兵的绝对优势的结果。这是人类历史活动中保存了详尽记录的第一次大革命。

迦太基的灭亡还有之后罗马的兴起是第二次大革命。这两个著名的共和国的不同命运和消亡都可为同一原因做出充分的证明。

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结束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的开始，迦太基的军队先后在三个大将的统领下长期留在战场上作战。这三个大将是哈米尔卡尔、他的女婿哈斯德拉巴与其子汉尼拔。最先是镇压他们自己的奴隶的反叛，随后是降服非洲各民族的造反，最终是征服西班牙王国。汉尼拔率领的军队从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那些战役中已经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常备军。在这个时候，罗马人尽管不是完完全全处于和平状态，然而在这期间也没有进行过非常重大的战争；他们的纪律通常来说已大大松弛。汉尼拔在特雷比阿、斯雷米阿还有在肯尼所遭遇的罗马军队都是些民兵（通过他们来抵抗常备军）。这一情况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多地决定着那些战斗的命运。

迦太基留在西班牙的常备军比罗马人派去抵抗他们的民兵更具有优越性，因为在几年之后在他的女婿哈斯德拉巴的指挥下就把罗马人全都赶出了那个国家。

后来汉尼拔的军队得不到自己国家的充足供应，然而持续留在战场上的罗马民兵在战争的过程中却渐渐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与此同时汉尼拔原有的优势日益减少。哈斯德拉巴觉得一定要率领他在西班牙的一切或者差不多一切军队前往意大利支援他的妻兄。在这次行军途中，据了解他被向导领错了路，因此在一个他不熟悉的国家意外地受到了另一个在每一方面都和他自己不相上下甚至还优于自己的常备军的袭击而全军覆没。

当哈斯德拉巴离开西班牙后，罗马大将西皮阿除了受到一点远远比不过自己的民兵的抵抗外，再没有遇到过任何抵抗。他征服和降服了那些民兵，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民兵必定无疑地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和训练有素的常备军。那支常备军后来又被带到非洲，在那里又是除了遇到一点民兵外，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为了能够保卫迦太基，汉尼拔的常备军被召回，士气低落，不仅这样，常被打败的非洲民兵这时加入了汉尼拔的军队，而且还在查马战斗中他们还构成了汉尼拔军队中的绝大多数。那次战斗的结局决定了这两个互相敌对共和国的命运。

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的结束到罗马共和国的没落，罗马的军队在每一方面已变成了常备军。当时马其顿的常备军曾经对它们作过一点抵抗。在罗马军队的鼎盛时期，他们只用两次大战和三个比较大的战役就降服了那个小小的王国。假如不是由于它刚刚去世的国王的胆怯，可能征服它还要更加困难些。在古代的一点文明国家，如希腊、叙利亚和埃及，他们的民兵对罗马的常备军都只进行了一点微弱的抵抗。然而有些野蛮国家的民兵为了自卫而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米斯里德斯从黑海通过北方各国招来的塞西亚和鞑靼民兵是罗马人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后遭遇到的最可怕的敌人。帕斯阿和日耳曼民兵也总是不错，在多次场合都赢得了对罗马军队作战的胜利。然而，通常来说，假如罗马军队有一个好的统率，他们就要优越得多；假如说罗马人并没有彻底征服帕斯阿或日耳曼，那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帝国已经太大了，不值得花非常多代价再去合并这两个野蛮国家。古帕斯阿人好像都是塞西亚或鞑靼人血统，他们总是保留了非常多祖先的习俗。然而古日耳曼人就像塞西亚或鞑靼人一样是一个流浪的游牧民族，战时他们也依然是和平时期已经熟悉了的首领带领打仗。他们的民兵和塞西亚或鞑靼的民兵属于同一类，可能他们就是塞西亚或鞑靼人的后裔。

罗马军队纪律的松弛有多方面的原因。纪律过严可能是原因之一。在他极盛时期，当没有什么敌人能够和他抗衡时，他们就把沉重的盔甲当做无用的包袱而束之高阁，他们把吃力的训练也作为无用的苦差而加以怠慢。除此之外，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下，罗马那些专门负责守卫日耳曼人和班诺尼亚入的边境的常备军就变成了对皇室的危险人物，他们大多数时候拥立自己的将领和皇室对抗。

为了削弱这些常备军带来的危害，据某些作者说是德奥克里希大帝，据此外一点，作者说是康士坦丁大帝，先是把他们从边境召了回来，（从前他们总是驻扎在那里，一个地方就要驻扎两三个兵团），同时把他们全部人分成小股遣散到各个州县，到那里以后除了需要赶走入侵者外，他们就再也没有向其他地方移动过。小股小股的士兵驻扎在商业和制造业城镇，长驻让他们自己就变成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者。公民的品质因此多于了他们身上的军人品质，罗马的常备军渐渐地蜕化成了没法抵抗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进攻的腐败、被忽视的和没有纪律的民兵。他在后不久日耳曼和塞西亚的民兵就侵入了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没办法不雇佣某些国家的民兵来抵抗此外一些国家的民兵，才短时期地保住了自己的帝国。

西罗马帝国的没落是人类活动中进行的第三次大革命，关于它的没落，古代史上保存了清楚详尽的记载。这次革命是由一个野蛮民族的民兵与一个文明国家的民兵的不可抗拒的优势所造成的，一个游牧民族的民兵对一个由农民、工匠和制造业者组成的民族的民兵的不可抵挡的优势所造成的。这些民兵所得到的胜利大多数时候不是对常备军的胜利，而是对在训练和纪律方面比不过自己的民兵的胜利。希腊民兵打败波斯民兵的胜利就是这样的胜利。稍后瑞士民兵战胜奥地利和勃艮第民兵的胜利也是这样的胜利。

建立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的日耳曼和塞西亚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新的居住地有一段时间仍保留着他们原本国家的那种性质，是一种牧民和农民混合类型的民兵，战时就在他们和平时期的首领的率领下进行战斗。所以训练得也极其好，纪律也极其好。然而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那些首领的权威渐渐下降，并且大多数的人民进行军事训练的空闲时间少了。因之，封建式的民兵的纪律和训练渐渐衰退，常备军渐渐地被引进，取代民兵。除此之外，常备军这样的应急措施一旦被一个文明的国家采用，它就必定成为他一切邻国效法的榜样。它们迅速就会发现他的安全有赖于此，同时也会发现他的民兵完完全全没法抵抗这样而来一种军队的进攻。

常备军的士兵尽管从没有看见过敌人，然而他们经常觉得具有老兵的勇敢，他们一走上战场就可以面对最顽强和最有经验的老兵。当1756年俄罗斯军队进入波兰时，俄罗斯士兵的英勇并不见得弱于普鲁士的士兵，然而普鲁士士兵在当时被觉得是欧洲最顽强和最有经验的士兵。然而俄罗斯帝国在此前享受到了将近20年的和平，所以在当时没有几个士兵见过一个敌人。

当1739年的西班牙战争爆发时，英格兰已经度过了8年的太平日子，然而英格兰士兵的英勇丝毫没有因为那段长时期的和平而被腐蚀，在进攻喀地基那时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英勇。那次进攻是那场十分不幸的战争中得到的第一个不幸的功勋。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将军们有的时候可能会丢失了他们的技术，然而在保持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的地方，士兵们看上去就绝不可能忘记英勇。

当一个文明国家把国家的防卫寄托在民兵身上时，它就会无时无刻没办法不面对它相邻的野蛮国家的征服。一个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又优越于任何民兵组织。这样而来一个常备军，因为它可以得到一个富裕文明国家的最好的补给，所以它也就能够保卫这个国家免受到贫穷和野蛮的邻人的侵犯。因之，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有通过常备军才可以永久保存，甚至保存一个极其长的时间。

因为只有通过一个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家才可以保卫自己，所以也只有通过它一个野蛮的国家才可以突然变得文明。一个常备军用它不可抵挡的力量能够在帝国最遥远的州省建立起君主的法律，各国用它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正规政府，否则正规的政府就会没有方法建立。任何人只要认真研究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帝国引进的改革就会发现，他的一切改革差不多全包括在建立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常备军上。它是执行和维护一切其他规章的工具。俄罗斯帝国所曾经享有的那种秩序和内部和平全都应归功于那个军队。

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总是担忧常备军是对自由的威胁。凡是将军和主要军官的利益没法和国家宪法所保护的紧密相连的地方，确实也是这样，恺撒的常备军就破坏了罗马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常备军将长期议会扫地出门。然而在君主本身就是将军，国家的主要贵族和乡绅就是常备军的主要军官的地方，在军事力量被置于支持民事权威为他利益最大的地方，因为他本身在民事权威中享有量大的份额，在那些地方常备军就绝不可能对自由造成威胁。相反，在某些场合它还可能有利于自由。

它给予君主的安全的保障将使那种令人厌恶的担忧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在有些现代共和国里，那种令人厌恶的担忧好像监视着每个公民的最细小的行动，而且随时准备去打扰每个公民的平静）。在那些每一群众性的不满都对行政长官（尽管他受到到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构成威胁的地方，在小小的一点**几小时之内就可引发起大的革命的地方，政府就一定要用他一切权威去镇压每一反对政府的抱怨和不平。相反，对于一个不但受到国内的贵族的天然的支持，而且得到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的支持的君主，哪怕是最粗暴的、最无依照的和放肆的抗议也不可能引起细小的**。他能够平安无事地宽恕和不理睬它们，他对自身优势的意识自然而然也会让他倾向于这样而来做。这样的接近于放肆的程度的自由只可以在君主的安全受到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的保障的国家才可以得到容忍。也只有在这些国家，公共的安全才不要求对这样的放肆的自由的不恰当的妄为进行镇压，才不要求赋予君主通过自由处理权。

因此，君主的首要职责——保卫社会免遭此外一个独立社会的暴力和入侵——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费用会变得越来越大。社会的军事力量原本在平时和战时都无须花费君主的任何费用，在进步的过程中开初还只不过是战时需要君主维持他的生活，到了后来平时也都需要君主来负担了。

火器的发明给战争技术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变化，进一步增大了和平时期训练和培养一定数量士兵还有战争时利用一定数量士兵的费用。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短枪要比矛或箭贵的多，加农炮或迫击炮比弩炮或石炮贵得多。现代阅兵所耗费的火药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费用却非常可观。在古代阅兵中，掷出去或射出去的矛和箭能够非常容易地重新捡起来，再说，也值不了多少钱。

加农炮和迫击炮不仅要贵得多，也比弩炮或石炮要重得多。它们不仅制造起来要花费掉多得多的费用，不仅这样，运往战场需要的费用也贵得多。因为现代的大炮比古代的大炮要优越得多，因此要设防一个城镇通过抵抗那种优越的炮火的进攻，哪怕抵抗一两个礼拜，都要困难得多，费用也高得多。现代非常多不同的原因都使得社会的防卫费用要比从前大得多。在这方面进步的很容易过程的不可避免的效果受到战争技术的大革命的非常大促进。然而引起这一大革命的，看上去而是一偶然事件，也就是火药的发明。

在现代战争中，哪个国家最有力量负担火器的巨大费用就拥有明显的优势；从而让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比一个贫穷野蛮的国家拥有优势。在古代，富裕文明的国家发现自己难于抵御贫穷和野蛮的国家。在现代，贫穷和野蛮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很难抵御富裕和文明的国家。火器的发明，一个初看起来这样有害的发明，却对文明的永久持续和扩展起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成员的侵犯或者是压迫，换句话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完全全公正的司法机构。在社会的不同时期，君主为了履行这个职责需要花费两种不同的费用。

在狩猎的民族中，因为没有任何财产，或者说，至多也只有不多于两三天劳动价值的财产，所以也没有安排什么执法的行政长官或任何正规的司法机构。没有财产的人互相能够伤害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或名誉。

当一个人杀死、打伤、殴打或诽谤另一个人时，尽管受到伤害的人受到了痛苦，然而行凶者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然而损坏财产的情形就完完全全不同了。行凶者所可以得到的好处时常就恰好是受到害人的一切损失。妒忌、怨恨或不满是驱使一个人去伤害另一个人的身体或名誉的唯一情感。然而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时常受到这些情感的影响；只有最坏的人才有的时候这样。

对于某些人来说，不管这些报复所带来的满足是何等的愉快，而且不带来任何实际的或长久的好处，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大多数时候总是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加以克制。尽管没有地方行政长官来保护人们尽量免受到这些情感的侵害，人们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然而富人的贪婪和野心，穷人对劳动的厌恶和贪图眼前的安逸和享乐，却是促使人们侵犯他人财产的情感，而且这些情感在人们的行动上非常不容易被祛除，在影响上也远为广泛。

哪里有巨大的财产，哪里就有非常大的不平等。因为有一个非常富的人，起码就要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意味着多数人的贫穷。富人的富裕激起穷人的愤恨，匮乏时常驱使穷人妒忌，时常驱使穷人去侵犯富人的财产。只不过在地方行政长官的庇护下，具有财产的所有者才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晚。

民政政府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从属关系。然而因为对民政政府的需要和对珍贵财产的拥有同步增长，所以让人民很容易服从的那些主要原因也渐渐地和珍贵财产的增长而连续产生。

要求人民很容易服从的自然原因或条件在建立任何民政政府之前，就在他们绝大多数的同胞中给予某些人通过某种优势。这些原因或条件看上去有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