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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根据其他原则论这种特殊限制的非合理性（第1页）

第二节根据其他原则，论这种特殊限制的非合理性

在本章第一节里，我试图说明即使按照商业体系的原理，对于那些和我国在贸易交往中有可能出现逆差的国家的货物的进口，也没有必要加以特殊的限制。并且，没有什么东西比赖以建立这些限制还有商业条例的整个贸易差额论的东西更加荒诞不过了。

当两地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时候，按照这种理论，假使贸易额持平，那么两地都没有得失；假使贸易额稍有偏倚，就一定有一方受损，而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对应。

但是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如同我接下来就要讲到的那样，尽管奖励和垄断权的设立，是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的，但凭借奖励金与垄断权所促成的贸易，却有可能对自己国家不利，而且大多数时候情况也就是这样。反过来，不受任何限制而自然地、常规地进行两地之间的贸易，虽不一定对双方获得同样利益，但必然对双方都有利。

所谓的利益，依照我的理解，不是指金银量的增加，而是指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品交换价值的增加，也可以说是整个国家居民年收益的增加。

假使两地贸易额持同样水平，同时两地间的贸易都是由两国本地商品的交换构成，那么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不仅都会获得利益，而且它们所获得利益将全部相等或几乎相等。如此而来，每一方将为对方的一部分剩余生产品提供一个市场；并用来偿还为生产与制造这一部分剩余生产品而投下的资本和作为收益或生计而分发给一部分居民的资本。如此而来，两国都有一部分居民要间接地从另一个国家那里取得他们的收入并维持生计。因为两国之间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被假设是相等的，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两国投入到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一定相等或几乎是相等的；不仅这样，因为都是用来生产两国的本地商品的资本，因此，两国居民从中获得的收益和生计也一定相等或几乎相等。双方提供的这种收益和生计将和贸易额的大小成比例。假使这个交易额每年双方的数字是10万镑或100万镑，那么彼此给对方居民所提供的年收益，在前一种条件下为10万镑是100万镑。

如果甲乙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性质，也就是一方向另一方只出口本国产商品，然而另一方的回程货却是外国商品。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双方都用商品来偿付，两国的贸易额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持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仍然可以获得利益，只是获得利益的程度不同；从这样的贸易中取得最多收益的一方将是仅仅出口国产商品的那一国居民。打个比方说，英国从法国进口国产商品，可是英国却没有法国所需要的商品，所以每年不得不通过大量的外国货物例如烟草还有东印度的货物来偿付。这样的贸易尽管可以给两国的居民带来一定的收益，可是给法国居民所带来的收益必然要多于给英国居民所带来的收益。法国每年投在这样的贸易上的所有资本将在法国人民中间分配。可是英国资本，只有有限的一部分，也就是用来生产和外国货物交换的英国货物的那一部分资本会每年在英国居民中间分配。其中绝大多数的资本将用来偿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并且向这些遥远国家的居民提供一种收益和生计。

所以，即便两国所投资本相等或者差不多相等，可是利用法国资本给法国人民所增加的收益比利用英国资本可以给英国人民增加的收益大得多。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经营的是它直接向英国提供消费品；然而英国所经营的却是向法国通过间接的方式提供消费品。这两种国外贸易所带来的不同结果在之前已经详细地解释过了。

然而，任何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也许不会出现双方提供的所有货物都是国产货，或者一方所有的货物是国产货，另一方所有的货物都是外国货。如此而来，差不多所有国家之间所交换的都是一部分是国产货，一部分是外国货。然而，在交换商品中国产商品占大多数，外国商品占少部分的国家将一直是主要的获益人。

假使英国偿还法国每年的进口货物用的不是烟草和来自东印度的货物，而是黄金和白银，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贸易会被认为是不平衡的；因为不是以商品却是以金银支付商品。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和前面提到的情况一样，贸易将给两国人民带来一定的收益，只不过给法国人民带来的收益要比给英国人民带来的收入多一些，可是它还是将给英国人民带来一定的收益。用来生产能够购买金银的英国商品的资本，也就是分配给英国某些居民并用来给他们带来收益的资本将从中得到补偿，如此而来该行业才能延续下去。

输出一定数量的金银并不会使英国资本总量减少，就像输出等价的其他货物并不能使英国资本总量减少一样。反过来，在大部分情况下，英国资本的整体数量还将增加。只有那些国外需求大于它的国内需求，而且其回程货在国内的价值又要超出输出品在国外的价值的那些货物才有可能会出口到国外去。假使烟草在英国仅仅出售10万镑，可是输往法国之后购回的葡萄酒在英国却可出售11万镑，那么这样的交换就可以使英国资本增加10000镑。假使英国以同样的方式用10万镑黄金所购买的法国葡萄酒在英国可以获得1l万镑，那么这样的交换将同样可以让英国资本增加10000镑。一个在酒库中储藏着价值11万镑葡萄酒的商人要比在仓库中储藏价值10万镑烟草的商人变得更富裕。与此相同，也比在金柜中存有10万镑金钱的商人更富裕。和另外两个人比较，他能够拉动更大的劳动需求量，并给更多的人带来收益、生计和职业。

一个国家的资本和他所有人民的资本相等，然而一个国家每一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又等于这一切资本所能维持的劳动量。从而，一国资本还有他每一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大部分时候都一定因这样的交换而增加。诚然，英国通过它自己的铁器与宽幅厚呢来购买法国葡萄酒要比通过弗吉尼亚烟草或用巴西、秘鲁的金银购买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直接用自己的消费品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一直是比间接地用他人带来的消费品所进行的对外贸易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可是以金银进行的间接对外贸易并不比以其他货物进行的间接由他人带来的消费品的对外贸易显得更为不利。没有矿产的国家不可能因为每一年出口金银而变得金银匮乏，就像一个不生产烟草的国家不可能因为每一年出口烟草而变得烟草匮乏。一个有财力购买烟草的国家，他市场绝不可能长久缺乏烟草；与此相同，一个有足够的钱购买金银的国家也绝不可能长久缺乏金银。

据说，工人和麦酒店做交易永远是一种亏本的交易。一个制造业国家和一个盛产葡萄酒的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也能够看成具有与此相同的性质。但是我的回答是，工人和麦酒店之间的交易，并不一定是亏本的买卖。就此种贸易本身的性质来说，它和其他任何贸易与此相同是有利可图的，然而，也许比较容易被滥用。酿酒人的职业还有发酵酒的零售商的职业和其他职业一样都是必要的分工。假使工人需要喝酒，他从酿酒人那里购买比自己亲自酿造“要有利得多”，不仅这样，假使他是一个贫穷的工人，那么他从零售商那里一点儿一点儿地购买麦酒要比从酿酒人大批量地购买有利得多。假使他是一个贪食者，他可以在靠近的任何一个商人那里购买大量的麦酒，肉或呢绒布匹，要是他希望在自己的同伙中装扮成富有的公子的话。这里值得提出来的是，依照经验，一个地方酒的价钱便宜不是由于这里的人酗酒却是由于这里的人清醒。生活在产酒的国家的人们一般来说是欧洲最清醒的人民。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还有法国南部各省的居民就是很好的例子。人们很少因为他们的日常饮酒过度而导致犯罪。没有人会狂饮和啤酒一样便宜的白酒来假装慷慨和善意。相反，在那些因为太热或太冷不适宜栽植葡萄的地方，葡萄酒极其稀少和昂贵。我常常听人们说当法国某一个兵团从葡萄酒昂贵区域开至葡萄酒低廉区域的时候，起初士兵们看到葡萄酒如此价廉物美便沉溺之中。可是驻留数月之后，其中大部分士兵便如同当地居民一样开始戒酒了。与此相同，假使我们把外国葡萄酒税、麦酒税、麦芽税、啤酒税全部取消，那么在英国的中下层人民中也完完全全有可能引发醉酒的风气，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将会出现一个永恒、普遍的清醒。现在，醉酒已经不是那些热衷于赶时髦的人的恶习，也不是上流社会有足够的钱消费最贵饮料的人中的恶习。在我们中间很少可以看到由于喝麦酒然后烂醉如泥的绅士。除此之外，大不列颠对葡萄酒贸易的限制，与其说是为了防止老百姓走入酒店，还不如说是为了防止老百姓买到最价廉物美的烈酒。那种所谓的限制有利于葡萄牙的葡萄酒贸易，却不利于法国与他国的葡萄酒贸易。据说，葡萄牙人是购买我国所生产的制造品很好的顾客，然而法国人不是。从而，我们对葡萄牙人要给予一定优待，加以奖励。他们在生意上帮助了我们，我们也应当帮助他们。

如此而来，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就成为一个大帝国政治的座右铭。然而，只有最小的小商人才会把这样的策略看做是对待顾客的准则。一个大商人不可能去注意这些小节，一直是到价值最便宜、货物质量最好的地方去购买他的货物。

依据这样的原则，各国都觉得他们的利益就在于要让周边的国家都变得贫穷。各国都用忌妒的眼光看待和他们通商国家的繁荣，并把这些国家获得的利益看做是他们的损失。国际的贸易交往大部分时候如同个人通商一样，原本应该是团结和友谊的保证。如今，却成为矛盾和仇恨的最大源泉。在本世纪与上世纪中，王公大臣们之间反复无常的野心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比商人和制造业者们不恰当的忌妒心所造成的危害大多少。人类统治者的暴力和非正义从古至今就是一种邪恶。我担忧人这样的本性将无法得到医治。至于那些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统治者的商人和制造商们的无耻的贪婪和垄断的精神，虽没有办法改变，让他们不要去打扰别人的安宁却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最开始产生并传播这样的学说的无疑是垄断精神；最先倡导这样的学说的人绝不可能如同后来信奉它的人那么愚蠢。在任何国家，大部分人民的利益一直是不仅在于这样，还一定在于从要价最低的人手中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这样清楚；假使我们还要花费心思去证明它的正确与否倒真是一种滑稽可笑的事情了。假使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商出于自私自利的想法，用诡辩混淆了人们的视听，它也不可能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和大部分人民的利益正好是直接对立的。就像同一行业组织中的自由人的利益在于阻止国内居民去雇佣其他人来取代自己的位置一样，这班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在于保住他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权。

从而，在大不列颠还有在欧洲大部分的其他国家，差不多对所有由外国商人进口的商品都课以极其沉重的关税。对那些有可能和自己国家制造品发生竞争的所有外国制造品更是大都课以特殊的关税，或禁止进口。针对那些觉得不利于我国的贸易差额，也就是说，针对那些对自己国家具有强烈民族仇恨的国家的所有货物的进口差不多都加以特殊的限制。

邻国的财富尽管对我国构成战争或政治上的威胁；可是在贸易上，却必然对我国有利。在处于敌对状态的时候，他的财富可以让敌国维持比我国更强大的舰队和陆军；可是在和平通商的时候，他的财富可让他们和我们进行更大限度的交易，为我国王业的直接生产物或用这样的生产物购买物品带来一个更好的市场。就像一个富人对于他勤劳的邻居来说要比一个穷人好得多一样，一个富裕的国家对于他的邻国来说也与此相同，是一个较好的顾客。

经营同一种制造业的富人、固然对附近各同业者构成威胁，可是他的花费可给附近的别的很多人带来很好的市场，绝大部分邻居能够从中获得利益。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因为富人为了和实力较差的经营者进行竞争不惜低价抛售他的货物然后从中获得利益。与此相同，富有国家的制造商无疑有可能成为邻国同种制造商极具威胁的竞争者，可是这样的竞争却有利于大部分人民。除此之外，他们可从富国在其他方面的巨大花费为他们带来良好的市场而获得利益。想发财的人从来不可能想到要到穷乡僻壤去居住，然而会想方设法住在首都或其他的大商业都市里。他们明白没有财富流通的地方，也不可能得到财富；在财富大量流通的地方，他们也许能够分得一些财富。这个以这样的方式指导着1个人、10个人或20个人的日常箴言应该与此相同指导着100万人、1000万人或2000万人的判断。应该让全国的百姓都把邻国的财富看成是自己国家获得财富的契机。

一个想通过对外贸易致富的国家，假使他邻国都是富裕、勤勉和商业化的国家，那么就必然会这么来做。一个大国的四周，假使都是一些游牧的、没有开发的民族还有贫穷的野蛮人，那么它只有通过耕作自己国家土地还有经营国内的商业才可让国家致富，却不能通过国际贸易。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致富的。据说，古代埃及人极不注重对外贸易，大家明白，近代中国人非常轻视国际贸易，不给予国际贸易任何正规的法律保护。近代的对外贸易的原则是以所有邻国陷于贫困作为目的的，假使它真正能够达到所期望的目标，便会对贸易不屑一顾。

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在两国里面都受到那么多的阻碍和限制，就是这些原则所导致的。假使这两国能放弃商业上的妒忌和国民的仇恨来审视他的真实利害关系，那么对大不列颠来说，和法国的贸易将比和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更有利。与此相同，对法国来说，和大不列颠的贸易亦将比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更有利。

法国是大不列颠最近的邻国，英格兰南部沿海各地和法国北部与西北部沿海各地的贸易活动。就像国内贸易一样，一年能够回收4次、5次乃至6次。两个国家投在这样的贸易上的资本和投在其他国际贸易部门的同样多资本相比，能够拉动5倍乃至6倍的劳动量，能够雇佣和养活4倍，5倍乃至6倍的工人。两国双方相隔最远的各地之间的贸易也至少可望每一年回收一次。从而，这样的贸易也和我国对欧洲其他大部分的国外贸易一样有利。若和夸大了的我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一般情况下需要3年，乃至4年，5年以上，才能回一次）比较，至少也要有利3倍。此外，据说法国有居民2300万，我国北美殖民地居民据说300万。不仅这样法国又比北美洲富饶得多，尽管因为法国财富分配不均，法国的贫民乞丐要比北美多得多。从而，和我国北美殖民地比较，法国所能带来的市场，至少要大8倍；再加上往返更为频繁，那么利益要大24倍。和大不列颠的贸易与此相同也有利于法国。

假使从两国财富、人口和靠近的程度来看，他的有利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和他殖民地间进行的贸易。这就是两国智者觉得的适合加以阻止的贸易和最应受到偏爱的贸易之间的巨大差异。可是，本来可让两国间开放的自由贸易并成为使双方互利的这些条件却成为这样的贸易的主要障碍。因此邻国，它们一定是仇敌，不仅这样，基于这个原因一方的富强让对方感到更加恐惧，本来能够增进国民友谊的有利因素，却变成了助长激烈的仇恨的因素。它们都是富裕勤劳的民族，可是双方的商人和制造商却都担忧会在技术和商业活动中遇到来自另外一个国家的商人和制造商的竞争。

商业上的妒忌引起了激烈的民族仇恨，然而激烈的民族仇恨又助长了商业上的妒忌，两者互相助长。两个国家的商人都煞有介事地宣称没有限制的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不利的贸易差额；然而不利的贸易差额又必定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在欧洲的众多商业国内，这个系统的自以为是的医生常常发出警告，贸易逆差正在让国家走向灭亡。这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忧虑，差不多各国都想要改变贸易差额，让他对自己国家有利而对邻国不利。可是在这所有忧虑过去之后，在这所有无效的尝试以后，似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因上面所说的原因在任何方面变得贫穷。和商业体系者的预料相反，实行门户开放并允许自由贸易的都市和国家，不可能就像商业体系的原本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因为这样的自由贸易灭亡，反而富强了起来。

欧洲今日从某些方面来说可以称得上自由港的都市虽然有几个，可是能称得上自由港的国家还没有。尽管离这个标准还很远，可是接近于此的国家荷兰，大家承认，不仅他的国民财富所有的来自对外贸易，就是他的大部分必需生活资料也都来自对外贸易。

此外的确还有一种差额，我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它和贸易差额很不相同。不仅这样，因为它对一国的是否有利有可能引起一国的盛衰。这就是年生产物和年消费的平衡。前面提到过，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假使超过了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一年就必定会依照该超出额的比例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在它的收益内维持它的生存。每一年从他的收入当中省下来的部分自然会增加到社会资本上去，并用来进一步增加年生产物的产量。反过来，假使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少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一年就必定会按比例地减少。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益，它必定侵蚀社会的资本。从而资本必定会减少。随着资本的逐渐减少，他的产业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也会减少。

生产和消费的差额和所谓的贸易差额完完全全不同。在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完完全全隔绝的国家内也能够产生这样的差额。它也能够出现在财富、人口和改良不断增长与不断衰退的整个世界上。

即便所谓的贸易差额总是不利于一个国家，生产和消费的差额仍然能够不断地有利于这个国家。即便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进口的价值都超过出口的价值，在这期间所有进口的金银很快又被输出；即便流通铸币渐渐减少，它们被以各种纸币所替代；甚至它对各主要通商国家所负的债务，也在渐渐增加。可是它的真实财富，它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仍然能够在这期间内依照比这之前大得多的比例连续增加。我们北美殖民地的状态，还有他们在这次的骚乱，以及和大不列颠的贸易状态都能够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可能的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