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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第1页）

第二章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通过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的外国的货物的进口，这样就多少保证国内生产这一些产品的工业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所以禁止从国外进口活牲畜或者腌制食品也就保证了不列颠畜牧户对于国内肉类市场的垄断。在中等收成的年份，对于谷物进口所征收的高得相当于禁止的关税给予谷物种植人以一样的好处。对于外国毛纺织品进口的禁止一样有利于毛纺织业。丝织业即使完全依赖外国原料，近年来也获得了一样的好处。麻织业暂且还没有获得这种好处，但是，也正在大步地朝它迈进。非常多其他的制造业也以一样的方式在不列颠获得了完全或者几乎完全的对于他们同胞的垄断权。遭到绝对于禁止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禁止进口的商品种类之多大大地超过了不太熟悉海关法的人的想象。

毫无疑问，这种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经常是极大地鼓励了享有这种垄断权的产业，同时常常使原本不会流向它的较大多数的社会劳动以及资金也转向了它。不过，它到底是倾向于增加社会的总劳动，还是把它指向最为有利的方向，这点或许并不完全明显。

社会的总劳动从来就不会超过社会资金所能够雇佣的数量。如任何人所能雇佣的工人的人数必须和其资金保持一定的比例那样，大社会所有成员可以不断雇佣的工人的人数也必须和那个社会的总资金保持一定的比例，并且从来不会超过那一个比例。任何商业规章所能够增加的劳动量都无法超过任何一个社会的资金所能够承担的限度。它只能够使部分社会劳动流向它原来不可能流向的方向。并且谁也无法肯定这种人为的导向能比其自然的流向对于社会更为有利。

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他的资金寻找最有利的投资途径。当然，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不过他在研究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或者可以说也是肯定地会研究导致他去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途径。

第一，每一个人尽力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了尽可能离家近的地方，从而他也就尽力支持了本地的劳力，只要他总是可以从中获得普通的、或者说不太低于资金的普通利益。

这样，在利润相等或者几乎相等的情况下，每一个批发商自然宁愿从事国内贸易，而不愿意从事对外消费贸易；宁愿从事对外消费贸易，而不愿意从事贩运贸易。在国内贸易当中他的资金绝不会像在对外消费贸易中的那样长期在他的视野之外。他可以更好地了解他所托付的人的品德以及处境，并且假如他被骗的话，他能更好地知道他必须向之寻求补偿的国家的法律。而在贩运贸易当中商人的资金好似被分割在两个外国之间，并且没有一部分是肯定会带回本国，或者置于他的直接视线之内以及支配之下。一个从事从康尼斯堡到里斯本贩卖谷物以及从里斯本到康尼斯堡贩运水果以及葡萄酒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资金常常必须将其资金的一半留在康尼斯堡，另外一半留在里斯本。其中并没有任何的部分曾经需要回归到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个商人当然应居住在康尼斯堡或者里斯本，只有个别非常特殊的情况能够使他宁愿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但是他所感到的和自己的资金分隔得这样遥远的那种不安常常会使他决定把原定运往里斯本市场的部分康尼斯堡的货物还有原定运往康尼斯堡的部分里斯本的货物运到阿姆斯特丹。即使这样做使得他必须支付双倍的装货以及卸货的费用，还有支付某一些关税，但是为了使其部分资金可以总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让自己支配，他宁愿付出这种特殊的费用，并且每一个对于贩运贸易拥有相当份额的国家正是用这种方式成为进行贸易的所有不同的国家的货物的商业中心或者共同市场。为了节省第二次的装卸费用，这种商人总是尽力在国内市场尽可能多地销售所有的不同国家的货物，然后尽可能地把其贩运贸易转化成为对于外消费品贸易。一个从事对于外消费品贸易的商人以相同的方式，当他为外国市场采购货物的时候，他总是乐意在相等或者几乎相等的利润的条件下在国内市场出售尽可能更多的货物。当他以此把他的对外消费品贸易转变成了国内贸易的时候（只要他可能的话），他就能够为自己省去出口的冒险以及麻烦。假如我能够这样说的话，本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中心，每一个国家的居民的资金就是如此不断地环绕这个中心而周转，并且它们总是向这一中心靠拢，即使由于某一些特殊的原因，它们有的时候可能被从这个中心赶开或者驱走，而走向更远的用途。

但是，如前所述，用于国内贸易的资金比用于对外贸易的同等资金肯定会把国内更加多的劳动力投入运转，让国内更多的居民获得收入以及工作。而一个用于对外消费品贸易的资金要比用于贩运贸易的相等的资金具有相同的优越性。所以，在利润相等或者几乎相等的情况下，每一个人自然乐意把自己的资金用于这种方式，它能够为国内劳力提供最大的支持，给本国最大多数的民众带来收入以及工作。

第二，把自己的资金用于支持国内劳力的每一个人肯定会竭力去引导劳动使其产物能拥有尽可能最大的价值。

劳动的产物是劳动在其投入的对象或者原料上所附加的价值。雇佣劳动的人的利润同样和这个产物的价值的大小互成比例。但是也只是为了利润任何人才会把资金用于支持劳动。所以，他将总是尽力把资金用于支持可以生产价值最大的产物的劳动，或者能够交换最大量的货币和货物的产物的劳动。

不过，每一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完全等同于该社会的整个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或者明白地说和那个交换价值相同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竭力尽其所能地把他的资金用于支持国内劳动，并且竭力指引那个劳动去生产拥有最大价值的产物，每一个人肯定会尽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可能地增加。当然，他平常并无意去促进公众的利益。他宁愿支持国内劳动，而不会支持国外劳动，他想要的只是他自己的保险；他指导劳动去生产能有最大价值的产品，他图的仅仅是个人的所得，而他在这一点上就好像在许多其他的场合一样，他总是被一支隐形的手推动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逐的目的。即使他并没有任何的这种意图，但是他对于社会并不总是更坏。在追求他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他常常要比他真实地有意促进社会利益还更为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伪装为了公共利益而做生意的人做了多少好事。当然，那种装模作样，在商人当中并不普遍存在，因此无须说什么去劝阻他们。

他的资金可以投入国内什么劳动，并且其产物又会具有最大的价值，非常显然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当地环境可以比任何政治家或者立法家更好地为他作出判断。一个政治家，假如他企图去指导私人应当以什么方式去运用他们的资金，这将会不仅仅给他加上最没有必要的负担，并且他采取了一种既不会放心地委托给任何的个人，甚至也不可能放心委托给任何委员会或者参议院的权力，并且再也没有比把这样一个权力交付到一个愚蠢傲慢以及妄以为自己适合于行使这样的权力的人的手中更加危险的了。

把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权给予本国劳动的产品（无论是哪一种工艺或者制造业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导私人应当以什么方式去运用他们的资金，而这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场合肯定是一种无益或者有害的调控。假如国内劳动的产品可以像外国劳动的产品一样便宜地投入市场，则这个调控显然是无益的。假如它无法同样的便宜，这个调控常常就肯定是有害的。每一个会精打细算的户主的信条就是：绝对不要试图自家制作其花费要比购买还贵的任何的东西。裁缝绝对不会试图制作自己穿的鞋子，他会到鞋匠那儿去买。鞋匠也绝对不会试图去缝制自己穿的衣服，而是雇佣裁缝来做。农场主既不试着自己做鞋子，也不试着自己缝制衣服，而是雇佣不同的匠人。他们全都会发现把他们的所有劳动投入到他们对于其邻人有某种优势的方面，并且用部分自己的产品，或者用部分自己的产品价值去购买他们随时需要的东西对于自己最为有利。

持家中的精打细算运用在操持一个大的王国中也不会是愚蠢。假如某一国家给我们提供的商品可以比我们自己制造的还要便宜，那我们宁愿用自己部分劳动（用于我们有某一些优势方面的劳动）生产的产品来购买它们。国家的总劳动量总是和雇佣它的资金互成比例的，所以它们也不会减少，不会减少到多于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工匠的劳动量。不过是要寻找出一条可以获取最大好处的运用途径。当劳动被引领去生产一种购买比制造还便宜的商品的时候，肯定那并不是最有利的运用途径。当劳动被以如此的方式从生产明显地更加有价值的商品而转向生产被指定的产品的时候，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必定多少会减少。假如购买外国的相同商品能够比自己国内生产便宜一些，那么，能够只用部分商品、或者用那一些商品的部分价值（即用同等的资金雇佣的劳动在国内所能够生产的产品，假如是听任劳动自然的流向的话）去购买它。所以，当一国的劳动就这样从一个利益比较大的用途被转入到一个利益较小的用途的时候，国家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就不会依据立法者的意图而增加，而是肯定由于每次的这种调控而减少。

当然，通过这样的调控某一制造业有的时候可能要比没有这种调控更早一些建立起来，并且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其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可能和国外的同样便宜或者更为便宜。社会的劳动即使通过这种方式要比没有这种调控有利地更快地进入某种渠道。但是社会的总劳动或者社会的总收入量绝对不会因这种调控而增加。社会的总劳动量只能够随社会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而社会的资金也只可以随社会收入的节余的逐渐增多而成比例地增加。不过每一次这种调控的直接效果就是让社会收入减少，而减少社会收入的做法必定不会把社会资金增长得要比任其自然发展增加得更快，假如社会的资金以及社会的劳动都听任它们自己去寻找天然用途的话。

即使并没有这样一些调控，社会将会永远也建立不起某种制造业，不过无法根据这一点就说社会在其存在的某一时期就肯定会较为贫困。在社会存在的每一个时期社会的全部资金以及全部劳动量仍然会以那个时候最有利的方式获得运用，尽管是用在不同的项目上。在每一个时期社会的收入也可能是那个时候社会资金所能够提供的最大的收入，从而资金以及收入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进行扩张。

在某些特殊商品的生产中一个国家对于另外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有的时候是极其巨大的，而要和这些天然优势进行挑战，全世界都认为是徒劳无益的。通过玻璃、温床以及温墙在苏格兰也能够培植出非常好的葡萄，用它们也可酿造出十分好的葡萄酒，只是其费用大约是从国外进口最起码同样好的葡萄酒的价格的30倍。仅仅只是为了鼓励在苏格兰制造法国波尔多以及勃艮地的红葡萄酒，而禁止所有的外国的葡萄酒进口会是合理的法律吗？假如说把要比从外国购买相同数量所需商品的费用高出30倍的资金以及劳动去从事生产本国的那种商品是荒谬的话，那么用多出1／30，甚至1／300的资金以及劳动去从事任何这种生产也肯定是荒谬的，其荒谬的程度即使并不是那么耀眼，但是其性质完全相同。至于一国对于另一国所具有的优势是天然的，抑或是建立起来的，在这一点中无关紧要。只要一个国家占有那些优势，而另外一个国家缺乏那些优势，那么向前者购买就总是要比自己制造对于后者更加有利。一个工匠对于从事另外一行当的邻人建立了某种优势，不过他们双方仍然发现互相购买彼此的东西要比自己去制作不属于自己行当的东西更加有利。

商人以及制造业者则从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对于外国牲畜以及腌制食品的进口的禁止，连同对于外国谷物所征收的高关税（在中等收成的年岁它也高到了禁止的地步）对于不列颠的畜牧业者以及农场主的好处也远远没有像其他同类性质的规章给商人以及制造业者所带来的好处那样大。特别是那一些高级的制造品从一国运往另外一国要比牲畜容易得多。所以，对外贸易主要是从事采购以及输送制造品。在制造品当中只要有一点微小的优势就能让外国人出售要比我们自己的工人出售得还便宜。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是这样。而在土地的原生产物方面则将需要有一种非常大的优势才能使外国人做到这一点。假如容许外国制造品自由进口，有一些国内制造业或许要遭受挫折，有一些制造业或许就会走向彻底的毁灭，而现今用于那些制造业的资金以及劳力将被迫寻找其他的出路。然而对于土地原生产的最自由的进口对于本国的农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比如说，假如对于外国牲畜的进口也是这样地自由，自由到并没有什么再可以进口，则不列颠的畜牧业或许就不会受到它的什么影响。或许，活牲畜是唯一的一种，海上运费要比陆路运费昂贵的商品。在陆地上它们自己将自己运送到市场上去。在海路上不仅仅牲畜，就连它们吃的食物以及水都必须花费不小的价钱进行运输，并且还有许多不便。当然，爱尔兰以及不列颠之间的海路非常短，它使得从爱尔兰进口牲畜较为容易。但是，即便近来批准的在一定限期内的牲畜自由进口获得了永久化，它对于不列颠的畜牧业者的利益也不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不列颠和爱尔兰海邻近的地带都是牧草丛生的村庄。爱尔兰的牲畜需要穿过那些辽阔的乡村，花费不小的费用，经历不少的不便才可以到达正式的市场，不然爱尔兰牲畜就不会输入。膘肥的牲畜无法赶这么远。所以，只有精瘦的牲畜才能够输入。而这种输入不会影响饲养以及催肥乡村的利益。精瘦牲畜的价格降低对于它们来说只会更为有利；相反，只会影响繁殖牲畜的村庄的利益。自从容许进口以后，从爱尔兰进口的少量的牲畜，连同精瘦牲畜依然能够卖到一个好价钱，它好像在表明即便是不列颠繁殖牲畜的乡村也从来没有受到自由进口爱尔兰牲畜的非常大影响。尽管听说爱尔兰的老百姓有的时候用暴力反对他们的牲畜出口。但是，假如出口商发现继续经营这种出口有非常大的好处的话，当法律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战胜这种群众的反对。

除此之外，饲养以及催肥的乡村必须不断地改良，由于繁殖牲畜的乡村常常都是并没有非常好开垦过的地方。因为并没有开垦过的土地的价值的高涨，使得精瘦牲畜的价钱也居高不下，它就像是对于反对改良的一种奖励金。对于任何一个所有土地都高度改良了的国家，进口它的瘦牲畜要比自己繁殖还更加有利。所以，听说荷兰现在就是遵循着这个信条。当然，苏格兰、威尔士以及诺森伯兰的山地都是一些不会有非常多改良的乡村，就好像是天生注定是不列颠的牲畜繁殖基地。对于外国牲畜的最为自由的进口除了阻碍那些繁殖乡村从王国其余的地区的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改良，从将他们的价格提高到最高的限度，从对于全国所有较为进步以及开垦过的地区课以现实的税中得到好处外，并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对于腌制食品的最大进口自由对于不列颠的牲畜业者的利益所能产生的影响同对于活牲畜的利益所能产生的影响一样小得几乎等于零。腌制食品不仅仅是体积大，并且和鲜肉相比、质量比较差，价格高，并且运输需要花费非常多的劳动以及费用。所以它们从来无法和鲜肉进行竞争，即使可以和国内的腌制食品进行竞争。它们可以用于为远航船只供应储备食物；但是这类用途，从来也不可能构成食物中的任何的重要部分。自从腌制食品准许自由进口以来，从爱尔兰进口的小量腌制食品即是一个试验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畜牲业者对于进口自由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来鲜肉的价格并没有遭受到它的明显的影响。

甚至外国谷物的自由进口对于不列颠的农场主的利益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谷物是一个要比鲜肉更加笨重的商品。1便士1磅的小麦就和14便士1磅的鲜肉一样昂贵。即便在最大的荒年从国外进口的小量的谷物也足够向我们的农场主证明他们并没有必要害怕最大自由的进口。根据对于谷物贸易有深刻了解的一位小册子的作者的估算，逐年进口的各种谷物的平均量达到了23728夸特，并没有达到年消费量的1／571。不过由于对于谷物出口的奖励金在丰年导致了谷物大量的出口，多于实际耕作状态所能提供的数量，所以在歉收之年也就必须进口要比实际耕作状态所要求的更多的谷物。因为依靠奖励金并无法使一年的丰收补偿另外一年的歉收。并且由于出口的平均量肯定的增大，进口的平均量肯定也超过耕作的实际状态增大。假如并没有奖励金，谷物就会出口少一些，那么谷物的进口也可能逐年地会要比目前要少一些。谷物商人、不列颠以及外国之间的谷物采购商以及贩运商也就肯定会少了许多事情，而遭受相当可观的损失，但乡绅以及农场主则将遭受不到什么损失。所以，谷物商人要比乡绅以及农场主对于恢复以及保持奖励金制具有更大要求。

乡绅以及农场主是所有人民中最少受制于让人讨厌的垄断的，这是他们的非常大的光荣。一家大的制造厂的经营者假如发现在他的周围20里之内建立起了另外一家同类性质的工厂有的时候会感到惊慌。在阿布维尔一个荷兰毛纺业经营者就规定在这个城的30里格（1里格大约30英里）以内不得建立同类性质的工厂。反之，农场主以及乡绅们则常常都是乐于促进他们邻近的农场以及庄园进行开垦以及改良，而不愿意阻碍其发展。他们并没有大部分制造业者所拥有的那一些秘密，通常愿意和他们的邻人交往，并尽可能推广任何的他们觉得有利的新举措。老卡托说：“PlusQuestusstabilissimusque，minimequeinvidiesus；minimequemaletssuudioot'’。（这是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从事这样职业的人，生活最为稳定，最不为人所忌讳，并没有不满之念）乡绅以及农场主分散在全国的不同角落，不可能像聚居城镇以及具有垄断性的同业公会精神的商人以及制造业者那样容易联合起来。他们自然竭力反对他们所有的同胞——反对他们通常所拥有的针对各城镇居民的垄断性特权。所以，他们看来是对于外国商品进口施加各种限制的最初的发明人。由于这些限制能够确保他们对于国内市场的垄断。或许是出于仿效他们，让他们自己能和喜欢压迫他们的人处在同等的地位，不列颠的乡绅以及农场主忘记了属于他们的地位的天然所具有的慷慨，而要求为他们的同胞提供谷物以及鲜肉的垄断性的特权。他们或许并没有花时间去思考自由贸易对于他们的利益的影响要比对于他们所效仿的那一些人的利益的影响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