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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第1页）

卷四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一章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财富由货币或者金银组成，这一个流行概念是由货币——既是商业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的双重性自然而然产生的。因为它是商业的媒介，所以当我们有货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用其他任何商品更加方便地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常常感到弄到货币是头等大事。而当货币弄到了手，之后购买什么东西也就不困难了。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我们就用各种商品所能交换的货币量来估算其他所有的商品。我们谈到占有许多货币的人，也就说他是富人；而谈及并没有什么货币的人，就说他就是穷人。一个节俭的人，或者一个迫切想当富人的人，人们总说他是个非常爱货币的人；而一个粗心大意，慷慨大方，或者铺张浪费的人，人们老是说他是个对于货币漠不关心的人。发财就是设法搞到货币，简言之，财富以及货币在普通的语言里在各个方面都被看做了同义词。

一个富有的国家，就像一个富人一样，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占有充足的货币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把积累金银视作是通往富裕的便捷途径。在美洲发现后有一段时间，当西班牙人到达任何的一个陌生的海岸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附近地区发现了什么金子或者银子没有？依据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他们再作出判断：是否值得在那儿定居，抑或是这个国家是否值得征服。

洛克先生曾经给货币以及其他各种可以移动货物作出了一个严格的区分。他说，所有的其他的可移动货物本性都十分容易消费掉，因此不可能过分地依赖它们组成的财富，并且一个国家即便在一年里有非常多的可移动货物，同时也没有出口，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浪费以及奢侈，到第二年这些货物就可能变为非常大的短缺。反之，货币是一个稳固的朋友，它即使可能从一个人的手里被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但假如能使它保持在国内不流出国外，就不太可能被浪费以及消费掉。所以，依据洛克先生的意见，金银是一个国家可移动财富中最为坚固以及最实际的一部分。他觉得由于这个原因增加这一些金属就应该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的。

因为这些流行的观念，欧洲各国对于他们各自国家内每种可能的积累金银的方法都进行了研究，即使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是向欧洲提供金银的主要矿山的所有者，他们曾经以最严厉的惩罚禁止金银出口，或者对于出口征收非常重的关税。类似的禁止好像在古代曾经作为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政策的一个部分。甚至在某一些古苏格兰议会的法案里我们根本并没有指望会发现它的地方，也发现了相似的禁令：对于携带金银向王国外地者课以重罚。法国以及英国古代都采用了类似的政策。

当这些国家变成了商业国之后，商人便发现在许多场合这种禁止非常不便。他们用金银常常要比用其他任何商品能够更为便利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外国商品以输入国内或者运往其他国家。所以，他们抗议这样的禁止，责备它不利于贸易。

第一，他们提出出口金银来购买外国商品并不老是会减少王国内金银的数量。反之，它经常还会增加王国的金银数量。因为假如外国商品的消费在国内并没有因此而增加，那些商品能够再出口到国外，谋取非常大的利润，这样就可带回比以前送往国外购买它们的时候的金银要多得多的财富。盂先生把对外贸易的这种运作来比作农业的播种以及收获。他说，“假如我们仅仅看到农夫在播种的时期的活动，当他把许多好的谷物投到地里的时候，我们将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农夫，却是一个疯子。不过当我们考虑到他在收获的时候的劳动是他努力的结果，我们将会发现他的活动的价值以及巨大的增值。”

第二，他们提出这样的禁止并不可以妨碍金银的出口。因为金银的体积和它们的价值相比非常小，非常容易走私国外。与此同时他们提出这种出口只能通过一种适当的关注才可以阻止，这就是所谓的贸易差额。当王国出口价值多于进口价值的时候，外国就欠了它一个差额，而这一差额外国必须用金银向它支付，如此一来也就增加了王国的金银数量。不过当国家进口价值大于其出口价值的时候，反之王国就欠外国一个差额，这个差额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偿还，所以也就减少了王国的金银量。在这种情况之下禁止金银的出口无法阻止金银量的减少，只会使其变得更为危险，使其变得更为昂贵。汇兑因而将变得要比原先更不利于有逆差的国家，购买外国汇票的商人对于出售外国汇票的银行不仅仅要承担把货币送到国外的天然风险、麻烦以及费用，还要承担由于禁止出口而产生的意外风险。不过汇兑对于一个国家越是不利，贸易的差额肯定也对于它越不利。和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相比较，具有逆差的国家的货币肯定会变得更为不值钱。比如说，假如英格兰和荷兰之间的汇兑有5％不利于英格兰，则英格兰就将需要105盎司的白银才可以购得荷兰100盎司白银的汇票。所以，英格兰105盎司白银才会值荷兰100盎司白银，与此同时也才能购买到相应的数量的荷兰货物；反之，荷兰100盎司的白银，将会价值英格兰105盎司的白银，与此同时将能购得相应数量的英国货物。出售给荷兰的英国货物也将依据汇兑的差价相应地便宜那样多，而卖出给英格兰的荷兰货物则将相应地贵那样多。前者将让英格兰依照那个差价从荷兰少获得一些荷兰货币，而后者又将让荷兰按照那个差价多获得一些英国货币。因此，贸易差额肯定在相应的程度上不利于英格兰而要求向荷兰出口更加多的金银。

这些议论一部分是有根据的，一部分则是诡辩的。它们之所以是有依据的，是由于它们断言贸易当中的金银出口常常是对于国家有利的。他们断言当私人发现出口金银有利可图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禁令可以阻止金银出口。不过认为不论是为了保持或者增加本国的金银量都要求政府要比对于保护或者增加其他任何有用商品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方面上它们就是诡辩的了。因为对于其他任何有用的商品，无需任何这种关注贸易也总会保证这一些商品的适量的供应。它们断言高汇价肯定增加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或者引起金银更大量的出口，这一点或许也是诡辩的。确实，高汇价对于必须向外国支付货币的商人非常不利，他们对于银行给他们开出的外国的汇票所支付的价格是要昂贵了很多。即使由于禁令而产生的风险或许使银行要付出某一些意外的开支，却不一定要把更加多的货币带出国外。这一些费用通常都是在走私货币出国的时候在国内支付的，绝对不会超出汇出的数量半个铜子。高汇价也自然而然会让商人竭力使他们的出口以及进口差不多平衡，以让他们为这个高汇价所付的尽可能地少。除此之外，高汇价肯定会起到一个税收的作用，抬高外国货物的价格，从而减少外国货物的消费。所以，高汇价将不至于增加，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谓贸易逆差。然后也减少金银的出口。

但是，即使如此，那些议论还是让它们的听众深信不疑。这些议论是商人们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以及乡绅们讲述的；是由那些被认为懂得贸易的人向那些自认为对于贸易一无所知的人讲述的。经验向贵族、乡绅以及商人表明外贸能够使国家富裕。不过怎样或者用什么方法，他们谁也不了解。但是，商人们非常清楚外贸是以什么方法让他们自己富裕的，了解这一个道理也是他们的事情。不过弄清外贸以什么方法让国家富裕则全然不是他们的事情了。只是在他们向政府申请对于外贸易法做某一些变更的时候，这个题目才引发他们从未有过的思考。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对于外贸的好处说出一点名堂来了，与此同时指出现行的法律又是如何地破坏着这些好处。应当就此事作出判决的裁判被告知对外贸易给国家带来了货币，不过现行有关法律却阻挡着它给国家带来应有的那样多的货币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说明十分令人满意。所以，这一些议论产生了预想的效果。法国以及英国把对禁止金银出口的禁令局限在各个国家的铸币上。外国铸币以及金条银条仍可自由出口。在荷兰还有其他某些地方，这种出口的自由甚至放宽到本国的铸币。政府的注意力就从监视金银的出口而转移到注视贸易的差额，把它看做能引起金银任何增加或者减少的唯一原因。所以从一种徒劳无益的关注转向到另外一种更为复杂、更为麻烦以及同样徒劳无益的关注。盂的书名“英格兰的财富在外贸当中”成为不仅仅是英国，也是其他的商业国家当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条。内陆或者国内贸易，能够给相等的资金提供最大的收入，创造国内最大部分人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最为重要贸易都被看做了外贸的一种辅助。听说，这种贸易既并没有给国家从外面带来货币，也不把任何的货币带出国外。因此，国家从来既不会因有它而变得更加富，也不会因没有它而变得更加穷，它的繁荣或者衰落最多只可能对于外贸状况产生一点间接的影响。

一个没有自己矿山的国家毫无疑问需要从外国进口金银，就像一个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葡萄酒一样。但是，政府好像并不必要比关注后一目标更为关注前一个目标。一个国家有钱购买葡萄酒，在它需要葡萄酒的时候，它总会买得到葡萄酒。同理，一个国家有钱购买金银，绝对不会缺少金银。金银就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是能够用一定的价格购买获得的，并且宛如它们是所有的其他商店的价格那样，所有的其他商品也是它们的价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政府的任何的关注自由贸易将总是可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我们能够完全放心自由贸易将会总是能供应我们在商品流通或者其他用途中所需购买或者运用的金银。

人的勤劳能够购买或者生产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在每个国家中自然地是根据对于它的有效需求或者根据愿意支付生产它以及把它送往市场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以及利润的人的需求而调节着自己。不过并没有其他任何商品能比金银更为容易或者更为准确地依照这个有效需求来调节自己。这是因为，这一些金属的体积小而价值大，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商品要比它们能更为容易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便宜的地方运送到昂贵的地方，从多于有效需求的地方输送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假如英格兰对于黄金的有效需求超过了本地所有，则邮船就会从里斯本或者其他有黄金的地方运来能够铸造500多万几尼的50吨黄金。不过假如有效需求是同等价值的谷物，则进口谷物5几尼1吨，将会需要100万吨的航运，或者载重1000吨的船只1030艘。英格兰的所有的海军船舰会都不够。

由任何的一个国家进口的金银超过有效需求，政府的任何警惕都无法阻止其出口。动辄处死的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法律都将无法使金银保留在国内。从秘鲁以及巴西不断进口的金银，超过了上述的两个国家的有效需求，使这两个国家的金银价格要低于相邻各国家。相反，假如任何一个国家金银的数量无法满足其有效需求，导致金银价格上扬得高于相邻各国的价格，则政府并不需要劳神去进口金银。假如政府阻止进口，也无法奏效。当斯巴达人有财力购买金银的时候，金银就冲破了革克尔加斯法律反对金银进入内斯得蒙的所有的障碍。所有严峻的海关法都无法阻止荷兰以及戈登堡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入英格兰，由于它们要比不列颠印度公司的茶叶更便宜一些。但是，1磅茶叶的最高价格用白银支付常常是16先令，而1磅茶叶的体积大概是16先令的体积的100倍，是同一个价格的黄金的体积的2000多倍，所以走私茶叶要比走私金银困难多倍。

部分是因为金银从富足的地方运到稀缺的地方容易，金银的价格不像其他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那样不断地波动，其他大多数商品在市场出现过剩或者短缺的时候，因为它们的体积大阻止了他们的流动。当然，金银的价格也并不是全都没有波动，只是它的变化常常是缓慢、逐渐并且是统一的。比如，在欧洲有人觉得（这种看法或许是并没有多少根据的），在本世纪还有上世纪的过程中，因为从西属印度不断进口金银，使得其价值一直在不断地贬值。

不过，为了使所有的其他商品的价格立刻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提高或者降低，对于金银的价格作出任何的突然的变动，就会需要在商业当中进行一场像发现美洲的时候所引起的革命。

即使如此，假如在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什么时候出现了短缺，则要比起其他的任何商品的短缺而言，能够有更多的应急措施保证金银的供应。假如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假如食品短缺，人民就肯定会挨饿。但假如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以填补其空缺，即使会有非常多不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者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来弥补货币的短缺，也较为方便。假如采用一种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填补这个短缺，不仅仅不会有任何的不便，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有某些好处。因而，任何的一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者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并没有什么抱怨要比对于货币的短缺的抱怨更普遍的了。货币就像葡萄酒一样，对于那一些既无财力购买它，又无信用可以借到它的人来说肯定总是短缺的。对于那一些具有两者的人来说在他们需要货币或者葡萄酒的时候，都绝不会感到短缺。但是，抱怨货币短缺的人并不总是仅仅限于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挥霍者。有的时候在整个商业城市及其邻近农村都有这样的抱怨。过度的贸易是造成这种抱怨的共同原因。头脑清醒的人假如他们的经营计划不和其资本相称，他们就会像那一些开支和收入不相称的挥霍者一样，同样或许会既无财力购买货币，又无信用去借到货币。在他们的计划可以完成之前，他们的资金就用罄了，他们的信用也同归于尽了。他们四处奔走借钱，而每一个人告诉他们的都是无钱可借。即便是这种常见的对于货币短缺的抱怨，也无法总是证明国内并没有惯常数量的金银币在流通，而仅仅证明想买这一些金银币却没钱去购买。当商业的利润出现多于平常的利润的时候，过度的贸易就成了大小商人一个经常犯的错误。他们即使不总是把超过寻常数目的货币送到国外，不过他们用赊账的方式在国内以及国外购买多于寻常数量的货物，他们把它们送往某一个远方的市场，希冀在支付货款之前能收回本利。假如在收回本利之前，付款时期就到了，那他们手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去购买货币或者为借款作出可靠的担保。因此并不是什么金银短缺，而是这一些人感到借贷的困难还有他们的债权人感觉收回债款的困难引起了对于货币短缺的普遍的抱怨。

假如再去严肃地证实财富并不是由货币，或者由金银构成，而是由货币所购买的东西组成，并且货币只是用于购买才有价值，就将是非常荒谬可笑的了。货币无疑地总是组成国家资金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早已表明它仅仅构成一小部分，并且总是其中最为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并不是由于财富主要地是由货币（和货物相比）构成，商人才感到一般用货币购买货物要比用货物购买货币容易，而是由于货币是已知的确立了的交易媒介，任何的东西都容易与之交换，不过在与任何东西的交换中得到货币却并不总是同样的容易。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货物都要比货币更易腐烂，并且保存它们货主经常可能要遭受更加大的损失。当商品作为货物在手中的时候，他更可能遇到一些他无法满足的对于货币的需求，而他将货物变成了它们的价格放在他的钱柜里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些现象。在所有一切之外，他的利润更直接地是来自于出售货物，而不是购买货物。基于所有的这些原因，常常他是更迫切地需要把货物换成货币，而不是把货币换成货物。不过即使某一个商人库房里装满了货物，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没能及时出售这一些货物而破产，不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则不会发生同类事件。一个商人的所有的资本常常是由预定用以换取货币的容易腐烂的货物构成的。不过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其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能够预定为从邻国购买金银之用，其中绝大多数是用以在国民中流通以及消费。即便是送往国外的剩余部分，其中的大多数通常也是预定用来购买外国货物。所以，即便一个国家并没有用来交换预定购买它们货物的金银，一个国家也不致破产。当然，它或许遭受某一些损失以及不便，被迫采取某一些填补货币空缺所必需的应急措施。即使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将不变，或者十分接近，不过这相同的，或者几乎相同的可消费资本仍将用于维持那个国家。即使货物招引货币并不总是像货币招引货物那么容易，但是从长远来讲，以货物招引货币甚至要比以货币招引货物更为必要。货物除去可购买货币之外，还可用作许多用途，而货币除去购买货物外，别无其他用途。因此，货币肯定追逐货物，但是货物并不总是必须追逐货币。买货物的人并不总是想再次出售出去，经常是为了使用它或者消费它。而卖出货物的人则总是卖出了又要再次买进。前者购买货物经常可能就完成了他的所有的工作，而后者出售货物最多只完成了他的工作的一半。人们需要货币并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他们能够用货币进行购买。

人们说，可以消费的商品坏损得快，而金银则具有比较大的耐久性。假如并不是由于不断地出口，能够长期积累在一起，让国家的真实财富增加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所以，有人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最为不利的莫过于用这种耐久的商品交换那一些容易腐烂的商品的贸易了。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用英国的铁器交换法国的葡萄酒是对于我国不利的贸易。的确铁器是一种非常耐用的商品，假如不是因为不断地出口这一些铁器，长时间积累在一起，我国的锅盘的数量将会增加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平常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这类用具的数量肯定要为该国使用的需求所限制，锅盘的数量超过用以烹调当地常常所消费的食物的需要也将会成为荒唐可笑的事。假如需要烹调的食物量增多了，锅盘的数量肯定将自然随之增加，即将一个部分增加的食物用以购买它们，或者用以维持增加的制作锅盘的工人的生活。一样常见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的金银量是受到这一些金属的用途的限制的。它们的用途包括作流通商品的铸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具的餐具；而每一个国家的铸币的数量是受到通过它而进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所控制的；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其中的一部分立刻就会被送往国外到有铸币的地方去购买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新增数量的铸币。金银餐具的数量则是受沉溺于这种豪华气派的家庭数量以及财富所调控的；这种家庭的数量以及财富的增加还有一部分这种增加了的财富非常可能用于购买他们所能寻找到的新增数量的金银餐具。所以凡是力图通过引进或者扣留不必要的数量的金银于国内来增加财富均是荒谬的，其荒谬的程度就像力图通过迫使私人家庭保留没必要的数量的厨具来增加家庭的欢乐一样，就像购买那一些不必要的厨具的费用只会减少或者降低而不会增加或者提高家庭食物的数量以及质量一样。每一个国家购买不必要数量的金银的费用肯定会减少用于吃穿住方面的财力，用于维持人民生活以及雇佣人民的财富。必须记住，金银不管是作为铸币抑或者是作为餐具都是和厨房用具一样的用具。增加金银的用途，通过它们来增多消费商品的流通、经营以及制造，你就肯定会增加它们的数量。不过，假如你想用异乎寻常的方法来增加其数量，你就一定会反而减少其用途，甚至减少其数量，由于这些金属的数量绝对不可能大于其用途的要求。假如它们积累得超过了那一个数量，因为它们的运输是这样地容易，任其闲置而不用的损失又是这样巨大，以至于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阻止它们立即被运往国外。

并不总是需要积累金银才能使一个国家在远方进行战争以及维持在遥远的国度的海陆军的生活。海陆军是依赖于消费品维持生活，而不是依赖于金银维持生活。一个国家从他的国内工业的年产物当中，从其土地、劳动以及消费资本的年收入当中拿出一部分，就有财力在遥远的国度购买这些消费品，就可以维持那里的战争。

一个国家从下面的三个不同途径能够在远方国家购买到军队的薪饷以及食品：（一）把一部分积累的金银送往外国；（二）把其制造业的一部分年产物送往国外；（三）把它的年原生产物部分送到国外。

在任何的一个国家能够被正当地视作积累或者贮存的金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流通的货币；（二）私人家庭的金银器具；（三）君主多年节俭积累起来存放在国库里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