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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第2页）

第二，就在大不列颠，劳动的工资并不会随着食物的价格浮动。食物的价格都是每年不同，经常是每月不同。但在许多地方，劳动的货币工资有的时候半个世纪都维持不变。所以，假如在这些地方物价贵的时候，劳动贫民还可以赡养家庭，则在东西较为丰富的时候他们一定过得非常舒适，并且在物价极其低廉的时候，生活肯定非常优裕。近十年以来食物价格高昂，就在这个王国的许多地区并没有伴有劳动价格的明显提高。确实，在有的地方有所提高，但那或许是因为对于劳动需求的增长，而不是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扬。

第三，就不相同年度说，食物价格的变化要比劳动工资的变化大；而就不相同的地区说，劳动工资的变化则要比食物价格的变化大。在不列颠的大多数地区，面包以及肉类的价格一般相同或者大体相同。这些还有其他大多数零售的物品（按劳动贫民购买所有东西的方式），在大城市和在边远地区一样便宜或者更加便宜一些，它的理由我将会有机会在下面说明。不过大城市及其周围的工资，却经常要比几英里之外高出1／4或者1／5。在伦敦以及四周，劳动的普通价格能够说是每一天18便士。相隔几英里远的地方，它就下降到了14至15便士。爱丁堡还有周边的价格为10便士。相隔几英里它就降到8便士，这是苏格兰大多数地区一般劳动的普遍价格，在那儿要比在英格兰的变动少得多。这样的价格上的差异好像总是不足以驱动一个人从一个教区移居另外一个教区，却肯定会使体积最为庞大的商品从一个教区运到另外一个教区，甚而从国内或者世界的一个角落运到另外一个角落，所以不久就会使它们下降到大体相同的水平。即使经常说到人性善变，无法始终如一，凭借经验就能够知道，一个人通常是安土重迁的。所以，假如劳动贫民能在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区赡养家庭，那么他们在劳动价格最高的地区就能过富足的生活。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仅在地点或者时间上不与食物价格的变动相一致，并且经常相反。

谷物是平常人民的食物，它在苏格兰要比在英格兰昂贵，前者从后者每年大量的购买谷物，英格兰提供谷物，谷物在苏格兰的卖价一定要比在英格兰昂贵，而相同质量的谷物，英格兰的则不会比进入市场进行竞争的苏格兰谷物价格更高。谷物的质量主要存在于它在磨坊磨粉的数目，在这方面英格兰的谷物好于苏格兰的，即使从表面上来看，它的体积大小甚至同它的重量大小的比例来看，英格兰的谷物是昂贵一些。但是从事实上来看，从其质量上来看，甚至只从它的重量上看来，英格兰的谷物一般都会便宜一些。相反，劳动的价值在英格兰要比在苏格兰昂贵。所以，假如劳动贫民可以在联合王国的这一个地区即苏格兰抚养家庭，那么在另外一地区也就是英格兰肯定可以过上富裕生活。当然，燕麦面就是苏格兰普通人最好的粮食，要比起他们在英格兰的相同等级人民的食物来要次得多。不过，他们的生活方法的不同并不在于他们工资不同的因素，而是工资不相同的结果。即使出于一种奇怪的误导，我经常听到把它说成是因素。一个人富有而他的邻居贫穷，并不是由于他出门坐车然而邻居走路，而是由于他富裕可以备得起马车，由于邻居穷才只好走路。

在上个世纪中，联合王国这两个地区的谷物要比本世纪昂贵。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其证据对于苏格兰来说要比对于英格兰来说更加具有确定性。而在苏格兰，它是通过政府档案作为证明的，依据市场的实际的情况，对于每一县的各式各样谷物的价格进行宣誓评估。假如这种直接证据还要有任何旁证来作为确认的话，我能说，法国的状况就是这样，欧洲大多数其他地区的情况或者也是如此。在法国这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证据。假如说在联合王国这两个地区谷物的价格上个世纪要比本世纪稍贵是肯定的事实，则劳动更便宜一些也一样是确定的事实。所以，假如劳动贫民那个时候能赡养家庭，则他们现在肯定是日子容易过一些。在上个世纪，苏格兰大多数地区普通劳动的常日工资是夏季6便士，冬季5便士，在苏格兰高地以及西部各岛仍然继续支付几乎相同的工资，一个星期3先令。在苏格兰洼地的大多数地区，普通劳动的最平常的工资现今是每天8便士；在爱丁堡四周，在毗连英格兰的各个县（或者因为这种邻近的关系），却是10便士，有的时候是1先令；还有在少数的其他地方，最近对于劳动的需求大大增长，如格拉斯哥、卡隆、艾尔郡等地区，情形也是一样的。农业、制造业以及商业的改进，在英格兰的开端要比在苏格兰早得多。对于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价格，肯定伴随这种改进而增长。所以，在上个世纪也如同在本世纪一样，劳动工资在英格兰要比在苏格兰高。从那时候开始，工资已经大为增长，但是因为在不同地区所付的工资变化较大，难以确定到底是多少。

在1614年，一个步兵的军饷像现在一样，每天8便士。在开始规定这个数目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平常劳动者的通常工资，步兵普遍是从这类人当中抽调来的。据查尔斯二世时写书的最高法院院长海尔斯统计，一个工人家庭的必须开支，包含父母，两个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子女以及两个无法做事的子女，是每星期10先令，也就是一年26镑。假如他们无法凭劳动赚得此数，他觉得他们就应当去乞讨或去偷来凑数。他好像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一问题。格雷戈里·金先生在政治算术这方面的技能是达夫南博士极力称赞的，他于1688年计算，劳动者以外仆人的普通收入，每个家庭每年为15镑，他假设一个家庭平均3人。所以，他的计算表面上看来虽有不相同，在事实上却和海尔斯法官的计算十分接近。两人都觉得，这样的家庭每星期的消费大约是每人20便士。在英国的大多数地区，这样的家庭的货币收入以及支出那个时候已经大为增长。有一些地方增加得多一些，有些地方少一些。但是所增加的，并不是最近发布的关于现在劳动工资增高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需要指出，劳动工资在所有地方都是难以确切断定的，由于在同一地方对于同一种劳动经常支付不同的价格，不仅仅要看工人的不同的能力，还要看雇主是慷慨抑或是吝啬。在工资并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什么是最为普通的工资，经验表明，法律从来不可以对工资作出合适的规定，尽管经常企图这样做。

在这个世纪，劳动的真正报酬，即劳动者可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真正数量，或者要比它的货币价格增加的比例更加大。不仅仅谷物较为便宜，并且成为勤劳贫民惬意以及卫生的食物其非常多也变得大为低廉。比如土豆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价格要比在三四十年前便宜一半。胡萝卜、萝卜、卷心菜的状况也是一样。这些东西过去只有用锄头才可以种植，现在普遍都用犁来种植。所以各式各样的蔬菜都更为便宜。

大不列颠消费的大多数苹果甚至洋葱，上个世纪都是从佛兰德进口的。亚麻以及呢绒粗制业的大大地改进，让劳动者能获得价格较廉以及质地较好的衣服，粗金属制造的极大改进，让他们能获得较低廉的以及较好的劳动工具，还有非常多惬意的以及便利的家用器具。肥皂、蜡烛、盐、皮革以及酵母酒确实已经变得非常昂贵，主要是因为对于它们课征的税。但是，劳动人民，应当消费的这些东西的数目非常小，它们的价格增长可以为非常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下降所相抵有余。大多抱怨奢侈之风已经波及到最下层的人民，劳动贫民已然不再满足于之前使他们感到满意的物品、衣着以及住所，这就使我们深信，不仅仅是劳动的货币工钱，并且劳动的真正报酬已经增加了。

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改变，应该看做对于社会有好处呢，抑或是并没有好处？答案好像看起来是非常明白的。仆役、劳动者以及各种工人占领每个巨大的政治社会的人口的大多数。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变，绝对无法看做是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利。当大多数成员贫穷困苦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确实是兴旺发达以及幸福的。除此之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吃的、衣服以及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到自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以便能获得勉强可以生活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所的时候，那才称得上是公平。

贫困无疑不可能鼓励人们结婚，也不可能永远阻止人们结婚。它甚至似乎是有益于生育子孙后代。一个苏格兰高地的处在半饥饿状态的妇女经常生育20多个孩子，而一个娇生惯养的胖夫人经常一个不生，一般也只生两三个。

不过贫穷无法阻止生育，并且非常不利于抚育儿童。幼小的植物出生了，但是出生在寒冷的土壤中以及严峻的气候中，不久之后就会枯萎以及死亡。

在有的地方，一半的出生小孩未满四岁就死了，许多地方未满七岁，在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未满九岁或者十岁。但是，到处如此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在平凡人民的儿童中间看到，他们并没有能力像处境较好的人那个样子去抚养儿童。他们的孩子能活到成人的比例较小。在弃儿抚养院中，在由慈善教堂抚养的儿童当中，死亡率要比在普通人民的儿童更高。

丰富的劳动报酬让他们能为自己的子女提供较好的供应，从而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这样当然就会拓宽以及扩大上述限度。同时值得指出，以上限度的放宽程度肯定会同对劳动需求所要求的程度尽可能地保持同样的比例。假如这种需求一直增长，劳动报酬肯定鼓励劳动者结婚以及生育，使他们能用一直增加的人口来供应不断增长的需要。假如劳动报酬在任何的时候要比为此目的所需求的更少，人手缺少不久就会使之升高；假如其在任何的时候要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过量繁殖就会使之下降到这个必要的比率。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储量不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储量过多，不久之后均会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情况所需要的适当比率。按这种方式，对人口的需求也像对于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那样，肯定调节着人口的生产：当其进展过慢的时候使之加快，当其进展过快的时候使之停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在北美，在欧洲，正是这样的需求调节以及决定繁殖的状态。它让繁殖在北美快速进行，在欧洲缓慢而渐渐地进行。

付给工匠以及各种佣工的工钱，肯定使他们能按社会需求的增多、减少或者停滞，维持工匠以及佣工的人数。不过，即使自由佣工损耗一样也使雇主受到损失，一般要比奴隶使他受到的损失少。因为替代以及修补的基金，假如我能够这样说的话，就在奴隶的损耗方面，普通是由漫不经心的主人或者疏忽大意的监工经管的，而在自由人方面，用于同一个目的基金则是由自由人自己经管的。富人持家之中一般流行的杂乱无章自然也会侵入对前者的经管，然而穷人的严苛节约以及精打细算自然而然地也会在后者的经管之中获得贯彻。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经管之下，同样一个目标一定会要求不同程度的支出去达成。因此，从不同的时代以及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坚信自由人所做的工作终归要比奴隶所完成的工作价格低贱一些。即便在波士顿、纽约以及费城这些普通劳动者工资特别高的地方，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对于劳动丰厚报酬的抱怨，也就是对于最大的公共繁荣必定产生的因果关系的叹息哀婉。

或许应该指出，正是在进步的状态之中。即并不是在社会已到达非常富裕的时候，而是在它不间断地变得更为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也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是最幸福最舒服的。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的时候，生活艰辛；处于衰落状态的时候，生活悲惨。进步的状态对于社会所有阶层的人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使人愉悦以及心满意足的状态。停滞的状态是枯燥乏味的，衰落的状态是令人悲痛的。

丰厚报酬的劳动鼓励人口的繁殖，又增加了普通人民的勤勉工作。劳动工资是对于勤勉工作的激励。勤勉也同所有其他的人类品德一样，越是受到鼓励就越是增加。丰富的生活资料会增强劳动者的体力，改进生活状况的美好希望，或者也许会在丰衣足食之中终其一生。这会促进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实力。因此，在工资高的地方我们总看到工人要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为积极、更为勤劳、更为敏捷。比如，在英格兰就和在苏格兰不同，在大城市的周围就和在穷乡僻壤不同。诚然，一些工人假如能够在四天之内赚到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用，那就三天不去工作。不过，这绝对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反之，当工人通过工资获得丰厚报酬的时候，经常操劳过度，在几年内损坏了自己的健康。在伦敦以及在某些其他的地方，听说一个精力充沛的木匠不能够维持工作到八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计酬的许多其他行业也发生过相似的情况。要比如在制造业中，甚至在工资要比普通地区高的农村劳动之中，工人一般也是这样。几乎每一类工匠，因为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之中操劳过度，常常患有某种职业病。

拉穆志尼（Ramuzzini）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医生，曾写过一部有关这类疾病的专门著作。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士兵算做是我们中间最为勤勉的人。不过当士兵们从事某个具体工作并且通过计件获得丰厚报酬的时候，他们的军官们往往只好为掺和工作的人规定每天赚到的钱按支付的比率无法超过一定的数目。在做出这种规定之前，相互之间的竞争以及多得的欲望经常促使他们工作过度，以至因为劳累而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经常有人高声抱怨，一个星期中四天的紧张工作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另外三天能够偷懒。一连好几天从事着大量的劳动（无论是脑力方面的还是体力方面的）之后，大多数人都渴望轻松一下，这种欲望假如并没有受到强压或者某种巨大的必要性的限制，几乎是不能够抗拒的。

这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必须用某种姿态去满足。有的时候只是悠然自得，有的时候则需要娱乐以及消遣。假如不遵从，后果往往是危险的，甚而是致命的。或迟或早的总是会带来特殊的职业病。假如雇主们总是听从理智以及人道的命令，他们往往就会使自己非常多的工人操劳适度而并不是兴奋过度。我坚信能够发现，在每种行业之中，适度工作并且能够经常工作的人，不但能使他的健康保持的时间最为长久，并且在一年之中能够完成最大的工作量。

有的人觉得，在物价低的年份，工人们一般要比通常不勤勉，而在物价贵的年份则更为勤勉。因而我们得出结论，生活资料的丰富会让他们的勤勉松弛，而生活资料的贫乏则会让他加速。人们在营养不良的时候会比在营养充足的时候一般工作得更加好一些，人们在沮丧气馁的时候会比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一般工作得更好一些，人们在经常得病的时候会比在健康的时候一般工作得更加好一些，好像是不太可能的。应该指出，饥寒的年份，在平凡人中经常是疾病以及死亡的年份，这应当使他们劳动的产物减弱。

在物资丰富的年份，佣工们经常离开他们的主人，去碰一下运气，看凭借自己的勤劳能赢得多少的生活资料。不过同样的食物价格低廉也增加了预定用于佣工维持费用的基金，所以鼓励雇主们，特别是农场主，去雇佣更多的工人。在这样的场合，农场主期望用自己的谷物多雇佣几个劳动佣工，会比把其在市场低价售出能获得更加多的利润。对于佣工的需求增多了，而答应供应这种需求的人数少了。所以，劳动价格经常在物价低的年份上扬。

在缺少的年份，生活资料的获得既困难又无法确定，使所有的人急于回归雇主那里去。不过食物价格昂贵减少了预定用于维持佣工的工钱，促使雇主们宁可减少而不是增多现有雇工的人数。在物价昂贵的年份，贫困的独立工人也经常消耗了用来为自己备办工作原料的一些资本，所以变成谋取生计的雇工。工作岗位较少而想要获得的人多。非常多人愿按照低于普通的条件去获得它，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份佣工以及帮工的工资经常下降。

所以，所有各种各样雇主在物价昂贵的年份要比在物价低廉的年份，更能从他们的佣工那里获得更大的好处，发觉他们更为温顺，更为服从。所以，他们当然称赞物价贵的年份更有益于生产。除此之外，地主以及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层，还有其他的理由乐于看到物价贵的年份。地主的地租以及农场主的利润在非常大程度上依存于食物的价格。但是，设想人们在为了自己工作的时候要比在为他人工作的时候一般要工作得少一些，那是最为荒谬不过的了。一个贫困的独立工人，甚至要比一个按件计酬的工人更加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劳的所有产品，而后者则要与雇主分享这一产品。前者处在自己的分离自立状态，少受不良同伴的**，这种同伴在大工厂当中经常败坏他人的道德。自立的工人要比起那些按照月或者按年雇佣、无论做多做少工资以及维持费都是同样的佣工来，优越性应当更大一些。物价低的年份可以提高独立工人对于帮工以及各种佣工的要比率，而物价昂贵的年份则会降低这种比例。

麦桑斯先生是个博闻强识的法国作家，在圣艾蒂安选举当中担任税收的官员，他试图通过比较三种不相同的制造业中所生产的货物的数量以及价值，来表达穷人在物价贱的年份要比在物价贵的年份能做更多的工作：一种是在埃尔伯夫进行的粗毛织业；一种是麻织业，一种是丝织业，都在卢昂的所有地区进行。依据他由官署登记簿抄袭的报告，所有这三种制造业当中生产的物品的数量以及价值，在物价低廉的年份一般要比在物价昂贵的年份大；在物价最低廉的年份产物的数量以及价值最大；在价格最高的年份，产品的数量以及价值最小。这三种制造业好像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它们的产品即使每年都稍微不同，不过整个说来，却既无退步，也没有前进。

任何向远方售出产品的大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其说依附于其所在国的每年物价的贵贱，不如说依存于影响消费国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依存于和平或者战争；依附于其他竞争性制造行业的繁荣或者衰落；依附于主要消费者的高兴或者不高兴。除此之外，或许在价贱年份完成的大多数特殊工作，向来不进入制造业以及公共登记册。脱离雇主的男佣工变为了独立劳动者。妇女重新回到父母身边，平凡地从事纺织，为自己以及家人添置衣服。甚至独立工人也并不永远是为向公众售卖而工作，而是受雇佣于一些邻人，从事家用制造。所以，其劳动产品经常不列入公共登记册中，这些登记册公布的记录有的时候十分夸张，而我们的商人以及制造业者却经常据以虚幻地称到这个最大帝国是怎样的繁荣或者衰败。

即使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仅不与食物价格的变动永远一致，并且经常完全相反，我们却无法因此觉得，食物的价格对于劳动的价格并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肯定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对于劳动的需求；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价格。对于劳动的要求，依是增多、不变或者减少，即是人口增多、不变或者减少，决定着需要向劳动者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数量，但劳动的货币价格就是由购买这个数量所必需的金额所决定的。因此，即使在食物价格低的地方有时劳动的货币价格非常高，不过假如食物价格高而需要保持不变，劳动的钱币价格还会更加高。

就是由于在变动的以及特殊的丰富年份对于劳动的需求增加、在突变的以及特殊的缺少年份对于劳动的需求减少，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就有的时候上升，有的时候下降。

在变动的以及特殊的丰富年份，多数产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雇佣比上年所雇佣数目更多的勤劳人民；这个特别的数目的工人无法老是雇到。所以，无法雇到更多的工人的雇主相互竞出高价，以求雇佣到他们，这样就提高劳动的真实价格以及货币价格。

价格昂贵之年的匮乏，经过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而食物的价格高则倾向于提升劳动的价格。相反，价贱之年的丰盛，经过对劳动需求的增多，倾向于提升劳动的价格，然而食物的廉价则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就在食物价格的普通的变化中，两种相对的原因似乎相互抵消。这或者是劳动工资比起食品的价格来，更为稳定、更为持久的一部分原因。

劳动工钱的增长肯定提升许多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这种价格中所包括的工资部分提升了），所以倾向于减少它们在国内以及国外的消费。提高劳动工资的同样原因，也就是资本的增加，倾向于提升劳动生产力，使较为少量的劳动能生产较为多量的产品。雇大量劳工的资本所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要尽力将工作做恰当的划分以及分配，使之可以生产出数量尽可能大的产品。为了相同的原因，他尽力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者工人们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机器。在某个工场的劳动者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当中也会发生。工人的数量越多，他们就更为自然地划分成为不一样的职业以及工种。有更加多的头脑用于发明完成每一类工作的最适合的机器，这就更加有可能实现这种发明。所以，许多商品是因为这种改进，能够比之前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来，进而使得劳动价格的提高会被劳动数目的降低所抵消并且有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