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劳动的产品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者自然工资。
在土地私有以及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之下,劳动的所有产物属于劳动者,并没有地主以及雇主要求和他分享。
假如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劳动工资会伴随着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进步而提高。所有东西都会变得更为便宜。用较小量的劳动就可以把它们生产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相同数量劳动生产的商品当然会彼此交换。所以,较小量劳动的产物也能够买到它们。
不过,即使所有的东西在事实上会变得更为便宜,许多东西在表面上要比之前会更加昂贵一些,能换取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比如,我们假定在大多数的行业当中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了十倍,也就是说一天的劳动可以生产出相当于最开始十倍的工作量。但是在某一行业中劳动生产力仅仅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一天的劳动只可以生产出最开始二倍的工作量。用大多数行业当中一天劳动的产物来换取某一行业当中一天劳动的产物,前者的最原始工作量的十倍仅仅购买到后者的最原始工作量的二倍。所以,后者的所有数量,比如一磅,好像比之前要昂贵五倍。但是实际上,它会便宜一半。即使要用其他货物五倍的数量来购买它,却仅仅需要有一半的劳动量去购买或者生产它。所以,取得会比之前容易一半。
不过这种由劳动者拥有自己劳动的所有产物的原始状态,在第一次实行土地私有以及资本积累之后,就无法继续下去。因此,远在劳动生产力作出更加重大的改进之前,那种状态便已经终止,它对于劳动报酬或者工资的影响怎样,就不必进一步去追究了。
土地只要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需要从劳动者所能够从土地种植或者收集的几乎全部产物中获得一份。他的地租组成了耕地劳动所得产物的首次扣除。
种田的人极少能维持自己生活直到收获的季节。他的生活费用一般是由雇主,即雇佣他的农场主垫付。除非可以分享劳动的商品,除非自己的资本可以带着利润收回,否则农场主是不会雇佣农业工人的。这一种利润是从耕地劳动得到产物的第二次克扣。
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也一样要扣除利润。在所有的工艺以及制造业当中,大多数工人都需要一个雇主,来为他们提供工作的原料,并且在完工之前为他们垫支工资以及生活费。雇主共享工人劳动的产物,或者分享他们在所提供的原料之上增加的价值,这一份额就是他的利益。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有这样一个自主独立的工人,他有够多的资本去购买工作需要的原料,并且在完工之前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又是雇主,同时又是工人,可以享受他自己劳动的所有产物,或者在原料上所添加的全部价值。这包括了通常归两个不同的人所有的两个不同收入,即资本的利润以及劳动的工资。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欧洲各个地方,为了雇主工作的工人有二十个,独立工人才会有一个。而劳动的工资被理解为每当劳动者是一个人而雇佣他的资本所有人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所说的工资。通常所说的劳动工资,都依存于双方常常所订的合同,双方的利益绝对并不是相同的、工人渴望获得的要尽量可能多,而雇主则希望付给的要尽量可能少。前者趋向于联合起来,来提高劳动的工资,后者亦趋向于联合起来,来降低劳动的工资。
但是,不难预测,在通常情况下,哪一方在争执当中居于有利地位,可以迫使对方屈从于自己的条件。雇主人数较为少,能更为容易地联合起来。除此之外,法律以及政府机关最起码是不禁止他们的联合,却禁止工人的联合。我们并没有什么由议会通过的律法,反对联合起来降低工钱的价格,但是有非常多法律反对联合起来去提高这种价格。
在任何这类争议当中,雇主们可以撑持得更为长久。一个地主、一个农场雇主、一个制造业者或者商人,就算不雇佣一个工人,普遍也能依靠已经拥有的资本过一两年。然而没有工作,工人们就无法维持一星期,非常少有人能维持一个月,更少的人能度过一年。从长远利益来说,雇主不可以没有工人也像工人不可以没有雇主一样,不过前一种必要性并不是那么迫切。
我们经常听到工人们的联合,却极少听到雇主们的联合。不过假如有人信以为真,觉得雇主并不联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白真相,又不懂得世故。雇主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默契的,但是又是经常的以及融洽的联合,不容许把劳动工资提升到各种实际比率之上。违反这种联合在四处都被觉得是不受欢迎的行为,某个雇主在他的邻人以及其他雇主的心目中都要遭受谴责。
自然,我们极少听到这种联合,由于这是一种从来没人听说过的平常的,或者说是自然的状态。雇主们有的时候也参加特别的联合,去把劳动工资甚至降到这一比率之下。这些联合永远是不声不响地悄悄地进行的,直到行动的时刻,此刻工人们就毫无抵抗地屈从。他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做的,自己即使感到切肤之痛,别人却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这种联合经常受到工人们的抵抗及联合的抵御,有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挑衅,他们也自发地联合起来,以提高自身薪酬价格。他们通常所持的理由,有的时候是食物价格昂贵,有的时候是雇主们从他们的劳动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是无论他们的联合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备性的,他们老是闹得满城风雨。为了让问题获得迅速解决,他们永远是大叫大嚷,有的时候使用最惊人的行为。他们是感到绝望的,就像绝望的人那样子荒唐地放纵地进行行动:他们要不就饿死,要不就得威胁雇主们马上接受他们的要求。在这样的场合,雇主们在这一面也一样大叫大嚷,不停地向官吏们大声呼救,要求严厉执行那些已然通过的严厉对待仆人、工人以及工匠的法律。所以,工人们从这样喧嚣联合的行为当中非常少获得什么好处。因为官吏们的干涉,、因为雇主们的超乎寻常的镇定,部分地因为大多数工人为了现在的生存只好屈服,这种行为仅仅落得以工人领袖遭受惩罚或者毁灭而告终。
不过,即使雇主们在和自己工人的争议中一般处于优势,却有一定的比率,就算是最低贱的那一些劳动的普通工资,也好像不可能在长的时候期内降到这个要比率之下。
一个人总得依靠工作来维系生活,他的工资最起码要足以维系他的生活。在大多数的场合,这种工资甚至还必须更多一些,不然他就不可能抚养家庭,而这类工人的族群就不可能维系到下一代。所以,坎梯隆先生认为,最为低贱的那种普通工人所赚得的,不管何处最起码应当双倍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费,来使得他们都可以抚养两个子女,至于说他的妻子的劳动的薪酬,因为必须她来照看孩子,觉得只要足够维持她的生存就行。
不过,依据计算,生下的儿童中一半在成年之前就要死亡。所以,最贫困的劳工也必须试图最起码生育四个子女,来使得其中两个有活到那样年纪的同等机会。不过四个儿童的必须生活费用被认为几乎相当于一个成人的生活费用。同样一个作者说,一个健硕的奴隶的劳动,等价于他的生活费用的两倍。他觉得一个最为低层的工人的劳动,所值绝对不会比一个健壮奴隶的劳动更加少。说到此处,看来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为能赡养一个家庭,丈夫及妻子的劳动结合在一起,就算是最低级的普通劳动,也需要赚得比恰好足以维持他们自己生活的要多一些。不过得到多少,是依照上面所说的比例或者其他的要比例,我就不负责去决定了。
但是,有一些情况有时使工人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可以将工资提到极大超出这个比例,这个要比率明显地只是符合普通人道主义的最低廉的工资。
当任何一国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对于各种工人、工匠、仆人的需要不断增长,当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比上一年的就业人数更大的时候,工人就没有必要去联合起来提高自己的工资。人手缺少使雇主们相互竞争,宁愿出更高的价钱去获得工人,这样就自动打破了雇主们阻挡增加工资的自然联合。
显然,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要增长,肯定和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增长互成比例。这类基金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多于生活费所必需的收入;第二,多于雇主们自己使用所必需的资金。
每当地主、年金领取人或者有钱人收入多于他认为足以维系自己家庭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把剩下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用来维持一个或者更多的家庭仆役。增多这个剩余,他当然就会增加这种奴仆的人数。而当一个独立的工人,例如织布匠或者制鞋匠,拥有的资本要比足够购买自己工作的原料以及维持自己直到出售货物的需要更多的时候,他自然会用这种剩余去雇佣一个或者更多的工匠,以便从其工作当中获利。增多这种剩余,当然就会增加他的工人人数。
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要,必须伴随每一个国家收入以及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不可能离开它而增长。收入以及资本的增长也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
并不是国民财富的事实大小,而是它的一直增长,引发劳动工资的上扬。所以,并不是在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在最为兴旺发达或者说致富最迅速的国家,劳动工资是最高的。英格兰现在肯定是比北美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北美的劳动工资要比英格兰所有地区更高,在纽约等地区,普通工人每天赚美元3先令6便士,折合英币2先令;造船木工,10先令6便士,另外加一品脱的酒价值英币6便士,一共合英币6先令6便士;建房木工以及泥瓦匠,8先令,合英币4先令6便士;裁缝工人,五5先令,大约合英币2先令10便士:这一些价格全都高于伦敦的价格;听说在其他各殖民地,工资也和在纽约同样高。在北美的各个地方,食物的价格要比在英格兰低廉得多。在那儿从来并没有听到过发生饥荒的事。在最糟糕的季节,他们依然能够维持自己,即使输出较少。所以,假如劳动的货币价格要比在母国各处都高,劳动实际价格,即赋予劳动者的对于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实际上的支配能力,必定是要比例更高。不过,尽管北美还比不上英格兰那么富有,它却用更快的速度走向富强。任何一个国家繁荣的最具决定意义的标志,就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增加。在大不列颠,还有大多数其他的欧洲国家,听说在将近500年中居民没能增加一倍。而就在北美的不列颠殖民地,已然发现居民人数在20年至25年中增加了一倍。在现在,这样的增加主要并不是因为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因为本地人口非常大数量的繁殖。听说,活到老年的人经常亲眼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拥有50个到100个,有的时候更多。劳动的薪酬在那里这样丰厚,以至于子女众多的家庭不仅仅不是负担,反倒是父母富裕以及幸运的源泉。
在离开父母之前,每一个儿童的劳动,依据计算,能够给他们带来净100镑的收益。一个有着四五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在欧洲的中层或者下层人民当中,再婚的机会非常少,而在北美却经常有人求婚,觉得是—笔财富。儿童的自身价值,对于婚姻是最大的鼓舞。所以,我们对于北美人民一般早婚就不觉得奇怪了。就算早婚使人口大批量增长,在北美依然抱怨人手太少。对于劳工的需求,用来维系他们的基金,好像要比能够找到的劳工人数增加得更快。
尽管一国的财富非常可能巨大,但是它长期处在停滞状态,我们绝对无法预期劳动工资在那儿会非常高。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即它的居民的收入以及资本,或许数目最大。不过假如它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不变或者几乎不变,则每年雇佣的工人人数就能非常容易地供给下一年所需的工人人数,甚而还能超过,不会感到人手缺少,雇主们也不会为争雇工人而相互抬高价钱。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会自动增加,超越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常常稀少,工人只好竞相降价,来求得有工可做。假如在这样的国家,劳动工资曾经高于劳工自己的生活费,并且使他能够赡养家庭,则劳工的竞争以及雇主的利益不久之后就会使它降到和普通人道标准相符的最低的比率。
但是,中国即使处在停滞状态,却好像并未走向后退。它的城市并没有一处被自己的居民所抛弃。它的土地只要被耕种之后就没有任其荒芜。所以,每年必须继续完成同样多或者差不多的劳动,然后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肯定没有明显的减少。所以,最低级的劳动者,就算生活资料非常贫乏,肯定能想方设法维系自己的种族,让通常的人数保证不变。
但是在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明显下降的国家,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各类不相同的职业中,每年对于仆役以及工人的需求会比先前一年少。非常多在上层阶级长大的人在他们自己的职业当中无法找到工作,会愿意在最低级的营生中找事做。最低级的营生不仅仅充斥了他的工人,同时也有其他阶级的人流入,对于就业的竞争就会非常剧烈,将劳动工资下降到劳动者生活资料非常贫乏的最可怜的地步。就算按照这种苛刻条件,非常多的人也无法找到工作,他们要么挨饿,要么靠乞讨度日,要么就去干穷凶极恶的营生。贫乏、饥荒和死亡会立刻在那个阶级当中流行,从那里拓展到所有的上层阶级,直到这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减少到残存的收入以及资本能够容易维持的程度,其他的收入以及资本均已被苛政以及灾难摧毁了。在一个人口已然大量减少而土地肥沃的国度,生活资料并不非常困难,假如每年还有三四十万人活活饿死,我们能够肯定说,那里用于维持劳动贫民的资金一定在快速减少。保护以及治理北美的不列颠宪法和压迫以及统治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宪法在性质上的区别,经过这些国家的不同现状或许可以获得最好的说明。
所以,丰厚的劳动薪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肯定后果,又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预兆。相反,劳动贫民生活资料的匮乏是停滞状态的自然预兆,但他们的饥饿状态却是迅速后退的自然预兆。
在大不列颠,现在的劳动工资明显要比使劳动者能赡养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多。在这点上我们要寻找证据,不必要去对于可以这样做的最低廉数目进行繁琐的靠不住的计算。有非常多明白的征兆,能够说明劳动工资在这个国家并没有一处是受这种和普通人道标准符合的最低比率支配的。
第一,就在大不列颠的几乎所有地方,就算是在最低的那种劳动当中,也有夏季工资和冬季工资的不同。夏季工资永远是最高的。但是因为燃料开支巨大,一个家庭的维持费在冬季最高。当支出最低的时候工资却是最高,明显工资并不是受这样开支的必要性分配的,而是受到工作的数量以及认定的价值支配的。诚然,一个劳动者应该储蓄夏季工资的一部分来应对冬季的开支,所以,他的全年所得并没有超过全年维持家庭所必需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