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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怒诛国舅1（第1页）

第13节：怒诛国舅（1）

怒诛国舅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初七日，两淮盐政尤拔世上奏折说：上年两淮盐政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缴银3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85000余两，其余现存19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

乍一看来，这是一般的新旧盐政交接的例行公文，只讲预提盐引上缴的银子收支情形，没有说它有什么问题。如果是粗心大意的平庸之君乾隆皇帝像，或者是虽然精明但对盐务不甚了解记忆力差的皇帝，就会把它当作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看过就扔在一边了。然而，乾隆可不是这样的君主，他立即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命令军机大臣查检档案。发现档案对此没有记载后，他便断定这是个大案子，马上下谕清查此事说：此项银两，盐政从未奏明，私行动用，甚是骇异。军机大臣翻阅户部档案，没有找到造报派项用数的文册，“显有蒙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提引自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若以每引缴银3两计算，“二十年来银数应有千万余两，自须彻底清查”。但年岁久远，头绪纷繁，尤拔世一人不能独办，著江苏巡抚彰宝秘密赶往扬州，会同盐政详悉清查，“务使水落石出”，不准隐饰瞻徇姑息了事。

接到皇上严旨，彰宝、尤拔世不敢怠慢，也不敢循私庇护，立即严格审查，并迅速奏报此案说：预提第二年盐引，本系奏准办理之事，没有差错，但每引有多少余利及要征收公银一事，历任盐政竟然隐匿，并未奏报，“居心实不可问”。传讯众盐商总商后得知，历年以来，“共获余利银一千九十余万两”，其中办贡品及预备（南巡）差务用银467万余两，尚欠交“余利银六百数十万两”。另外，送过高盐政（高恒）银135900余两，代普盐政办如意银320两，代吉盐政办贡物垫银3000余两。

江苏巡抚彰宝此折，震惊朝野，因为它涉及到四个大问题：其一，巨款去向。这可不是千儿八百的区区小数，而是一千余万两，相当于《苏州织造局图》碑

朝廷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是贪污，那可是前所未有的特大贪案。其二，上涉圣躬。盐商供称的办贡是进献皇上，差务是天子连续四次下江南巡幸扬州。乾隆帝一向宣称拒收贡物，禁绝献宝，出巡费用皆系“官为经理”，不取于民，那么，这460余万两银子又作何解释。其三，牵连广泛。从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三年的二十年里的盐政、运使、同知、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两江总督、扬州知府等等数十名地方高级官员，皆难辞其咎，不是侵吞分肥，便是收受贿赂，至少也是失察疏纵，按律究治，难逃革职降级处死籍没充军恶运。两淮总商和一些富商也不能幸免，官商二界势必惊惶不安，人心浮动。其四，皇亲难参。总商黄源德等交过银的高盐政，可不是一般无足轻重的小官，而是皇贵妃之弟、相爷之子、为帝宠信的高恒。高恒之姐系乾隆即位以前的侧福晋，深受夫君宠爱，卒后乾隆帝亲谥以“慧贤”。高慧贤皇贵妃像

恒之父高斌，任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内大臣管两江总督等职，乾隆帝赞其治河成绩显著，“功在民间”。高恒的堂兄高晋，此时正任两江总督。高恒凭仗姐、父、兄的权势和帝恩，历任要职，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管理多处关税，乾隆二十二年起任两淮盐政，直到三十年因高晋为两江总督，例当回避，才调入京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正因为高恒权势显赫，所以彰宝只奏请将现任盐运使赵之壁暂行解任，而对高恒只字不提，不敢奏请将其革职拘审。

对于这样一桩重大案件，一开始乾隆是十分认真对待的。他读过彰宝奏折后，于当日及第二日的两天里，连下八道上谕，责令严查严办。第一道上谕是革高恒、普福、前运使卢见曾等官职衔，以前赏给总商黄源德、江启源等人的布政使、按察使衔，均予革去，交彰宝审讯。第二道上谕是查封卢见曾原籍赀财。第三道上谕斥责两淮盐商欠银冒赏，令其交足“未缴余利银六百数十余万两”及冒滥支销之银，并赔交历任盐政的亏空。第四道上谕是训斥两江总督尹继善和高晋循私隐瞒，交部严加议处。第五道上谕是令将普福住所赀财查封。第六、第七道上谕是立即拘拿高恒的办贡人顾蓼怀，押往扬州审讯。第八道上谕是传谕两淮盐商认真办事，运盐卖盐，不得影响民间食用。

高斌任江南河道总督时的奏折（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