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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六下江南2（第1页）

第12节：六下江南（2）

更重要的是“培植士类”。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增加生员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14左右。二乾隆刻本《南巡盛典》

是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试题均由乾隆亲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学界泰斗，有的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八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南巡盛典·金山》

写了《唐石经考》、《二十二史考异》（100卷）、《元史艺文志》、《潜揅堂文集》（50卷）、《诗集》（20卷）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南巡盛典·阅武》

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南巡期间，乾隆还在苏州、杭州、江宁、嘉兴等地多次阅兵，检阅军队操练，整饬营务，对所到之地的地方官员予以考核奖惩升降。另外，他还游遍江南名胜，观古赏景，悦目怡心，赋诗唱和，题字留念，广写匾额。

《南巡盛典·程途》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六巡，乾隆帝相当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大兴河工，广蠲赋税，礼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