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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国库存银最多的皇帝1（第1页）

第9节：国库存银最多的皇帝（1）

国库存银最多的皇帝

国库存银的多少，是反映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和九月下的两道上谕，讲述了国库的情形。其中说道：“乾隆骑马像

今户部帑（ｔǎｎɡ）项充盈，各省藩库积存充裕。”乾隆即位初年，户部库银不过三千万两，四十余年来，三免天下钱粮，两免八省漕粮，以及赈灾，用银“总计何啻（ｃｈì）万万”，用兵新疆、金川，又用了大量军费，但“赋税并未加增”，库银却已增至七千余万两。并且库银之增加，又“非如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龄”，“以掊克为事，而致府藏充盈也”。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奏报了康雍乾年间户部银库存银数目，其中乾隆元年至三十九年的存贮数目是：

元年，实在银3395万余两；二年，3438万余两；

三年，3485万余两；四年，3258万余两；

五年，3048万余两；六年，3146万余两；

七年，3274万余两；八年，2912万余两；

九年，3190万余两；十年，3317万余两；

十一年，3463万余两；十二年，3236万余两；

金嵌珠天球仪十三年，2746万余两；十四年，2807万余两；

十五年，3079万余两；十六年，3249万余两；

十七年，3863万余两；十八年，3987万余两；

十九年，3760万余两；二十年，4299万余两；

二十一年，4322万余两；二十二年，4015万余两；

二十三年，3638万余两；二十四年，3673万余两；

二十五年，3549万余两；二十六年，3663万余两；

二十七年，4192万余两；二十八年，4706万余两；

二十九年，5427万余两；三十年，6033万余两；

三十一年，6661万余两；三十二年，6650万余两；

三十三年，7182万余两；三十四年，7622万余两；

三十五年，7729万余两；三十六年，7894万余两；

三十七年，7874万余两；三十八年，6967万余两；

三十九年，7390万余两。

另外，《清高宗实录》等书载称：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库银有8000余万两；四十一年十月，部库存银6000余万两；四十二年正月，库银还有7000余万两；四十六年八月，库银有7000余万两；四十九年八月，库银7000余万两；五十一年闰七月，7000余万两；六十年，7000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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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谕，结合户部库银情形，可以表明当时财政的五个特点：

其一，国库存银之多，空前绝后。康熙中年，国库存银已经很多，四十五年、四十八年有银5000余万两，超过前代。雍正七年八年，库银有6000余万两。而乾隆三十七年，户部银库存银“多至八千余万”，超过了雍正朝，前代各君更加无法与之比较。并且，康雍乾三朝不是只有某一年的库银多，其他年份却剧烈下降，而是国库充盈的时间很长，这在乾隆朝更为突出。从乾隆元年到三十九年，只有３年存银在3000万两以下（八年2912万余两，十三年2746万余两，十四年2807万余两），其余36年都在3000万两以上。三十年库银都在6000万两以上。这样长时间的巨量存银，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各省藩库，积存充裕”。各省布政使司的藩库存银，也非常多。乾隆二十八年，广东藩库的“田房税契银两”积至120余万两之多。三十六年，陕西藩库贮存之银“现有四百三十三万三千余两”。四十七年，浙江藩库存银101万余两。四十九年，河南藩库存银250余万两，甘肃有470余万两。五十年，山东藩库有银396万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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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开支巨大，存银不减。库银之多，并非削减必要的开支而存起的。乾隆年间每年固定的正额开支，如兵饷、官俸、驿站、漕船、河工等等，都比康雍年间有所增加，像河工岁用银两多达400万两，比过去增加了很多。还有，军费开支也很大，两征金川用银8000余万两，征准平回用银3000余万两，加上征缅攻廓尔喀，共计用银1?5亿余两。至于蠲赋赈灾，一般是每年需支出几百万两。各类开支，虽然很大，但库银并未受到很大影响，除个别年份有所减少外，总的来说，库银仍在不断增加，数量仍然巨大。

其四，库银虽增，赋税未加。国库存银的增加，并非加赋而来，不像乾隆所说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龄，“以掊克为事，而致府藏充溢”。乾隆不仅没有增收田赋丁税，反而五免天下钱粮，大蠲赋税，总计蠲免赋银3亿余两，相当于7年全国赋税收入。蠲赋次乾隆皇帝的膳单（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