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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革秘闻（第2页）

1971年7月9日，毛泽东向陪同他会见基辛格的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检讨的事，熊向晖据实报告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也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毛泽东听后提高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还说，他们是搞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毛泽东还不点名地专门针对林彪说，我历来不主张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搞秘书专政，有什么好处？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还有后台”，“搞阴谋”，“秘书专政”，实际上指的就是林彪。毛泽东的这些话，就是说给林彪听的。实际上，毛泽东是通过这些话来敲打林彪。

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毛泽东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的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毛泽东说的“瞒了三个”常委，是指林彪和陈伯达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搞地下活动）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就是说，庐山这场斗争，对象实际上是林彪，并且认定林彪他们在搞鬼，搞阴谋。毛泽东说这些话，实际上是用“敲山”的办法，来“震”林彪这个“虎”。

但是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阅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发表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现在正在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小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这四句话是：“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正。”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林彪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上述信息后，他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已经发现他们在搞阴谋了，并且把问题看得很重。他们的小集团面临着覆灭的危险。但是，此时林彪还心存一线希望，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掌握他们搞阴谋的实据。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毛泽东通过与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谈话提醒林彪：“你不讲，人家也汜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毛泽东还谈到黄永肚、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的检查书要经过叶群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四个人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词‘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毛泽东还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纠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在谈话中，毛泽东向一些高级干部们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林彪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实际上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只是不讲破罢了。毛泽东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是相当严重的，他曾经说：庐山上林彪等人搞的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对这件事，他坚持抓住不放，他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行总结。”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分量是相当重的，他把林彪的问题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认为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指出林彪等人搞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反对九大路线，急于夺权。这是一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还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他决不让步。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活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却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于毛泽东在南巡时要分化林彪集团的人，因此他也要找林彪集团的人谈话，这些人便很快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通过林彪死党报告给了林彪。林彪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内心是惊恐的。但是，他对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知道得不太详细，就让他的亲信死党继续打听详情。1971年9月5日、6日，在；比戴河的林彪从周宇驰、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详细内容。林彪还是不放心，他让其死党李作鹏专门到武汉去一趟，了解情况。李作鹏于9月6日到达武汉，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淡话内容。他秘密向林彪报告说，毛的谈话有三个重要之处：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上纲比以前更高了；矛头对准了林彪。

听到李作鹏的报告后，林彪进行了分析。他知道毛泽东把问题上升到路线高度的分量，更知道路线斗争中反面头头的下场。他还注意到毛泽东的淡话中说到的：这件事没有完，还要抓后台。此时林彪内心—卜分清楚，毛泽东不光是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布搞阴谋，而且一定会把他们搞的阴谋活动查清楚。他们这个集团灭亡在即了。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决心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即林立果在林彪支持下秘密建立的由效忠林彪父子的人组成的武装部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丁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的这个手令，实际上把他的死党及其所属部队的指挥权直接交给厂林立果、周宇驰，由他们组织实施暗杀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计划，并发动武装政变。

8日当天，林立果、周宁驰二人多次秘密召集“联合舰队”成员研究在毛泽东南巡的途中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在动员时还说，现在首长（指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他们给毛泽东确定的代号）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他们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手段主要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O”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必经在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毛泽东专列，派强击机炸毁毛泽东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同时做好准备，待杀害毛泽东得手，他们准备攻击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也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十分敏感，他从一路巡视所见到的蛛丝马迹中预感到了林彪集团有反常举动。这引起了他的警觉。1971年9月11日中午，毛泽东打破了预定行动计划，突然命令专列离沪北上，谁也不通知，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于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丰台约见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并与他们谈话后，要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预备对付突发事件。安排好这一切之后，于下午4时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突然返京，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部署。上海的王维国于9月11日晚上才得知毛泽东离沪北上，但仍不知毛泽东的去向。王维国急忙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向他们报告。林立果得知情况后，完全绝望了，他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

林彪曾有两个选择，当第一个选择落空时，他只能选择第二个——出逃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完全落空时，认定他们的阴谋肯定败露无疑了，他感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但是，他不肯束手就擒。他此时做出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一个选择是逃往苏联。

林彪首先着手实施南下广州的计划。广州是林彪长期经营之地。四野南下解放广东后，许多四野干部安排在广东地方担任领导职务，建国初期林彪担任中南区第一号军政领导人时，又在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省安排了大量亲信担任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此后，林彪又不断在广东安插亲信，因此，广东及南方一些省份，是林彪亲信最多且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地方。林彪打算南下广州后，利用他在那里的关系，造成地方武装割据局面，分裂党，分裂国家。林彪按此计划，让林立果向林彪死党传达了他关于南下广州，武装割据的计划，并且宣称：“如果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林彪的死党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林彪死党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根据林彪的计划，拟定了南下广州的名单，名单中有林彪、叶群、林立果、林立衡，还有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名单上的人，分别乘飞机飞往广州。为使林彪一家能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林彪在空军的死党还秘密调了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到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9月12日，林彪、叶群从北戴河用电话直接同广州的死党联系，也同在北京的黄永胜等人联系，准备同飞广州，一到广州，就实行武装割据，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在这一天下午，他们电话联系达51次。为了掩入耳目，林彪和叶群还于9月12日下午在北戴河为其女儿林立衡举行了订婚仪式，此后又安排在大厅里放映电影。

就在为林立衡举行订婚仪式时，林立果从山海关驱车到北戴河，顾不上参加他妹妹的订婚仪式，立即钻进林彪、叶群的房间里秘谈。这一切被林立衡察觉，她听到了三人谈话的内容，并且得知林立果、叶群要带林彪离开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乘飞机飞往广州，明天（13日）上午起飞，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在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到广州。林立衡早就知道一点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林彪和叶群的情况，也知道一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一点情况，预感到林彪、叶群、林立果的行动中包藏着一个大阴谋，不能不向中央报告。她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得知情况后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听到汪东兴的报告后，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东兴回答：“可靠。”

周恩来立即高度警觉起来，他感到这里面有一个大阴谋。他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打电话给吴法宪，查问“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吴法宪说不知道，周恩来让他立即向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查问。胡称“飞机是执行夜航试飞任务，现在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胡萍把这一情况向吴法宪报告后，吴法宪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吴法宪下令说：“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吴法宪把周恩来的命令秘密报告始了在北戴河的叶群。叶群慌了，于12日晚上11点半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彪同志想动一下。”周恩采问：“林副主席准备去哪里？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群说：“想坐飞机，空中动。”周恩来问：“你们调飞机了没有？”叶群说：“没有，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再调。”周恩来又问：“林副主席身体好吗？我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副主席。”叶群说：“你来，林副主席会不安的，总理不要来。”周恩来从同叶群的这一段对话中已经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是准确的。他放下电话后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当时山海关飞机场归海军管，李是海军领导人），告诉李：256号专机不要动，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同下令才能动。周恩来还说，林副主席不要夜航，要夜航，必须告诉我。

而在北戴河的叶群则从周恩来的一再追问中和不让飞机动的命令中，感觉党中央已经觉察到了他们的阴谋。一向敏感、细致的林彪从这些情况中断定：中央已经对他南下广州采取了防范措施，南飞广州的计划已经难以实施了。不一会，李作鹏打来电话，向他报告刊司恩来关于只有四个人下令才能动山海关的“二叉戟”飞机的情况，更证实了林彪的这一判断。他不得不放弃第一选择，转而实施第二选择——外逃。

林彪决定外逃的方向是苏联。林彪早年在苏联治病时，结识了苏联军界和政界的不少朋友，虽然当时中苏两同处于对立状态，但林彪坚信，凭他与苏联宰政界高级领导人的老关系，加上苏联方面会考虑到他是与毛泽东分裂后来到苏联的，是会收留他的，因此林彪才决定逃往苏联。当他听叶群说周恩来已经知道他们要南下广州的阴谋时，林彪急忙令身边工作人员：“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叶群说：“越快越好。”（林立衡回忆）12日深夜11点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乘上红旗轿车，急驰山海关机场。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家的轿车开到机场后，不等客梯打开，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一个往上爬。林彪身体虚弱，爬不动，叶群就在前边拉，林立果在后面推，爬进了驾驶舱。机场工作人员见林彪等人行为反常，就报告了李作鹏，请示如何处理，李作鹏不答复。这样林彪等人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上了飞机。林立果一到飞机舱中，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上机，舱门也没有关好，就下令强行起飞，飞机于零点32分升空，向西北方向飞去。

周恩来得到林彪一家已经上飞机起飞的报告后，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掌握飞机去向，他还让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专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沦到北京的东郊机场还是到北京的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专机上不回答，继续在天空飞行。见此情况，周恩来、汪东兴同时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说后，沉默不语。周恩来马上安排毛泽东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三叉戟”已经在天上飞了30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了，吴法宪急于立功，从西郊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周恩来转而请示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策动的政变计划和他突然外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对处理此事仍采取慎重态度，他深思了一会，表示：“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9月13日1时50分，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境内。

林彪出逃，是慌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已经飞上天的林彪确曾犹豫过，这种犹豫使他“折戟沉沙”

林彪从乘上“三叉戟”升空，到飞出中国国镜，在中国的西北方向飞行了约93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如果直飞蒙古任何机场，或者从山海关直飞苏联西伯利亚任何一个机场，都完全可以做得到，用93分钟是绰绰有余的。那么，为什么林彪没有直飞苏联或者蒙古？对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人注意，当然也很少有人提出。这确实是一个待解的疑团，而对这个疑团，也要通过对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分析中才能解开。

经过分析可以肯定，林彪乘—屹机出逃，是慌忙之中做出的决定。当他飞上天空时，他开始思考了。在思考中，他有一段时间的犹豫过程。在此过程中，林彪所乘坐的飞机没有选择直向北飞，也没有选择直向东飞，而是令飞机向西北方向飞行，向西北飞，就意味着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往南，飞回北京，一个方向是往北，飞越边境。而当林彪飞上天空后，在向南还是向北的问题上却犹豫了。本来已经做出外逃决定的林彪为什么会犹豫？答案要从对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实的分析中去寻找。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中，除了讲了不少批林彪的话外，还有许多话提到：对林彪还是要保，要拉。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在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之前，也一直拥护毛泽东，因此，林彪确信，毛泽东所说的要保林彪的话，是真诚的。另一方面，林彪也考虑到，他下令让林立果暗杀毛泽东的事情，毛泽东虽然现在还不了解，（事实上，当时毛泽东也确实不太了解）虽然他们打算南下广州的计划毛泽东目前也不知道，但是，这些事情，毛泽东早晚是会知道的。这些可都是滔天大罪，毛泽东和党中央知道这些事情后，是难以见谅于他的。于是他开始在飞回北京和飞出边境二者之间进行权衡了。权衡中，他犹豫了。使他犹豫的，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周恩来通过调度员向他进行呼叫，让他回来，周恩来还要到机场去迎接他；另一个是毛泽东没有下令派飞机拦截他乘坐的“三叉戟”。他明白，如果毛泽东下令派飞机拦截，是很容易拦截住的，他是飞不出去的。这两个因素也使他费思量。林彪确实在天空中犹豫起来。

正是在这种犹豫中，时间静静地流失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中国西北飞行了93分钟，耗掉了这架“三叉戟”所带的大部分汽油，当“三叉戟”飞出境外，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时，汽油已经耗尽，不得不在温都尔汗的一片草滩上紧急迫降，结果，迫降不成功，飞机起火爆炸，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在爆炸中身亡。这就是事后人们常形容的“折戟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