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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失落（第7页）

后来他接着说：

“明早，我就动身。这段路不好走。晚上特别冷，白天很温暖。”

“您去的那个地方很不错。”我哥哥也说，“那儿有造纸厂、制革厂、蒸馏厂、榨油厂、大型钟表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至少有二十家，他们当中有四家分别建在洛德、夏蒂拥、欧丹库尔以及勃尔，规模都挺大的。大革命的时候，我逃到弗朗什一孔泰地区，做过一些时日的工。”

我确定我没搞错，我哥哥所讲的就是这几个地名。然后他中断谈话，对我说：

“亲爱的妹妹，我们有些亲戚不就居住在那里吗？”

我回答：

“以前是有一些，其中就有德·吕司内先生，在革命以前他担任过蓬塔利埃的卫戍司令。”

“对啊，”我哥哥接着我的话，“到了一七九三年，我们就再也没有亲戚在那里，只能凭自己的双手了。冉阿让先生，在我干过活儿的那个地方——您想去的蓬塔利埃，有些实业年代已久，极有趣儿。妹妹，那儿的奶酪厂被叫做果品厂。”

我哥哥一面请那个人多吃，一面详尽地给介绍蓬塔利埃果品厂的情况。果品厂分为两部分，“大仓”属于富人。养着奶牛，每年夏天能产七八千奶酪饼；“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居住在半山里的农民合作养牛，共同分享产品。他们雇佣一个叫“格吕兰的奶酪工匠”。他每隔三天向各位会员收一次牛乳，把分量写到双合木板上。奶酪厂在接近四月底时开始工作，到六月中旬的时候，制奶酪工就会将牛牵到山里去了。那个人吃着饭，精神抖擞起来。哥哥请他喝那种好的莫福酒，但他自己不喝，说什么那种酒很贵。我哥哥说那些琐碎事情的时候，那种愉快的神色您是能够知道的。交谈过程中，他还记着细心地照料我。重复说格吕兰良好的情况，就仿佛迫切希望，即使没有他直接开导，那个人也能够明白那是很好的安身之处。

还有一件事情很使我感到惊讶。在晚餐期间，甚至在整个晚上，除了那个人刚进来的时候，我哥哥说了那么几句与耶稣有关的话，便再也没有说任何话去引导那人回忆自己是谁，或者让那人看出我哥哥是谁。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告诫几句，用主教之威压一下罪犯。换成其他的人，碰上了这个可怜人，也许会在给他粮食的同时，充实他的精神，还要谴责他几句，教育一番，或者说几句同情的话，劝他以后老老实实做人。而我的哥哥丝毫不问他的籍贯与历史。我哥哥说蓬塔利埃的山民“靠近上天，全舒适地工作”，说“他们没有罪过，生活得非常快乐”——的时候，他突然闭嘴，唯恐无意说出的话可能会伤害那个人。我认真想了一下，自认领会了我哥哥内心深处的意思。他肯定感觉到这个人非常痛苦，苦恼太多，应该转移他的注意力，要使他相信他和其他人一样，什么对他而言都十分平常，哪怕仅仅是此刻的相信也好。事实上，这不正是对仁慈的深切理解与诠释吗？慈祥的夫人，这种回避告诫与教训的关心人的态度，是不是高明无比呢？，对一个痛苦的人的最好爱护，不正是丝毫不去碰那苦痛吗？我哥哥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无论如何，他就算真的有这些心思，也不曾对我表示一点儿。像平时一样。他和冉阿让一起进餐，神情举止和杰德翁·勒普雷沃先生，或陪着本堂神甫先生进晚餐没有什么不同。

马格卢瓦尔太太不久就回来了，我们在晾衣服的房间里祈祷，彼此无话，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五静谧

比安弗尼主教和妹妹道了晚安，端起桌上的一个银烛台，同时把另外那个递给客人，说：“先生，让我带您去休息室吧。”那个人跟在他后面。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这座房屋的结构。要进出有凹室的祈祷室，必须经过主教的卧室。

当他们经过主教屋子的时候，勤劳的马格卢瓦尔太太正在床边壁橱中收拾银器。这是她每天夜晚就寝前必须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把他安置在凹室中。那个人把烛台放在小桌上。

“好啦，”主教说，“好好睡一夜吧。明天早上出发以前，您再喝一杯热牛奶。”

“非常感谢您，神甫先生。”那人说。

刚说完这句很平和的话，他没停顿，忽然做出个怪异的动作。直到现在我们也仍然搞不明白，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他这样做的。难道他想给他一个警告，或是要进行恐吓吗？莫非他不过是受到某种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的下意识的影响吗？他突然转身面对着老人，环抱着粗壮的胳膊，用一种蛮横的眼光望着房主，闷着声说道：

“啊，是真的吗？您让我睡在离您这样近的地方？”

他忽然狰狞地笑了一声，又说：

“您可要想清楚了？可没有人告诉过您我没有杀过人呢？”

主教看着天花板，平和地回答道：“这是上帝的事情。”

然后，他严肃地蠕动着双唇，似乎在做祈祷，也许是在喃喃自语。他抬起右手，伸出两个指头为那人祝福。可那人那时候连头都没有低。接着他就返回自己房间里去了，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凹室中有人居住时，神座会被一块很大的哔叽布帘完全遮住。主教每次从布帘前面走过，就跪下短短地祈祷一次。过了片刻，他来到园里散步，潜思凝神，心想全然沉沉溺于了不起的神秘事物中。上帝将它们展示给夜不能寐的人们。

主教从园子里回到屋里时，半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

这座小房屋的一切都入睡了。

六冉阿让

午夜，冉阿让醒了。

他出生于布里贫困的农家，幼年时期他没读过什么书，成年以后，他一直在法夫罗勒做树枝剪修工人。母亲叫让娜·马蒂厄，父亲名字叫冉阿让，或者是吾阿让，也可能是诨名，也可能是“我是阿让”的简音。

冉阿让生来安静，但并不沉郁。总体上，冉阿让这个人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至少外表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母亲因乳腺炎治疗不当而离开了人世；父亲也是一个树枝剪修工人，但从树上跌下来摔死了。冉阿让最后只有一个养着七个孩子的寡居姐姐。就是姐姐将冉阿让抚育成人。丈夫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负责弟弟的膳宿。丈夫去世时，她最大的孩子只有八岁，最小的才一岁。冉阿让刚满二十五岁时就担起父亲的职责，尽力帮助维持家庭，以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情。这件事情就像天职一样自然，冉阿让有时候做得有些粗鲁。他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消磨在报酬微薄的辛劳工作中。当地人从没有听说他有“女朋友”。当然，他也没有工夫去想爱情问题。

天黑回来，他劳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只知道喝菜汤。在他吃饭时，姐姐让“妈妈”总是从他的汤盘中拿出最美味的食物：瘦肉、肥肉和一块白菜心，给自己一个小孩吃。冉阿让则经常俯在桌子上，头险些浸在汤中，长到盖着双眼的头发垂到盘边。他任凭姐姐怎样做，就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在法夫罗勒，有个叫玛丽一克洛德的农家妇女，住在离冉阿让茅屋很近的地方，正好是那条小街的斜对面。冉阿让家的孩子们经常饥肠辘辘，有的时候他们假打着母亲的名义，去玛丽一克洛德家里借一品脱牛奶，藏在篱笆后边或者在小路的角落里喝。但是大家抢来抢去，奶总是泼在身上，流进脖子里。当母亲得知了这样的欺诈行为，她必然会严厉处罚这群小骗子。而易怒又爱唠叨的冉阿让却会瞒着孩子的母亲，将牛奶钱付给玛丽一克洛德，让孩子们不受挨揍的惩罚。修剪树枝的时节，他一天能够赚二十五个苏。后来他专门给人家做零工，替人割小麦，干重活给人做苦工。他姐姐也做工，但是有七个孩子当累赘，又能做些什么呢？这是一群烦恼的人，陷于贫穷的围困。

在非常困难的一年冬天，不出所料，冉阿让不再能够找到工作，家里没面包吃，连点儿面包屑也没有。只有七个小孩！法夫罗勒的教堂广场旁边有一家面包店。一个礼拜天的夜晚，老板莫贝尔·伊扎博正打算去睡觉，突然听到店前装着铁条的玻璃橱窗子被狠狠地砸了一下。他赶紧出来看个究竟，猛然看到一只胳膊伸到铁条里面，从被拳头打碎的玻璃橱窗中拿出一块面包。伊扎博连忙追出来时，那个小偷拼命地逃跑。他把他捉住了，小偷把面包扔下，但胳膊淌着血。他就是冉阿让。事情发生在一七九五年。结果，冉阿让被控告为“夜闯民宅行窃”罪，送到了法庭。他有一把枪，并且枪法很准。但是，他喜爱私猎，这个爱好对他非常不利。人们早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反对偷猎的人。偷猎者就像走私的人一样，都跟盗匪差不多。但是，我们要附带说一句，这种人跟那些卑鄙的刽子手相比，还是有着天壤之别。偷猎者在森林里住，但走私的人住在山中或是海上。城市让人堕落，甚至变得凶狠。而森林与海洋只会令人变得野蛮，发展野性却通常不毁灭人性。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为蒙特诺特的胜利[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趋维也纳，以一年时间，迫使奥地利求和。芒泰诺泰（Moe），意大利北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一个村镇。]而欢呼雀跃。共和四年花月二日，督政府在咨文里，把那个总指挥称为布奥拿巴[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该岛原属意大利，一七六八年卖给法国。他的姓，Bonaparte（波拿巴），按原来意大利文写法是Buonaparte。此处所言咨文，将一字写成两字，盖当时其名未显，以致发生这一错误。]。也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里，押解的犯人被扣上了长长的铁链，冉阿让正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监狱看守，已经快九十了，他对那时的事仍然记得很清楚：那天，那个人呆在院子北面的角落里，被锁到第四条铁链的末尾。他在地上坐着，仿佛感到莫名其妙，只知道自己的境地非常不幸。这个无知的可怜人恍惚中可能认识到了过分的地方。当别人拿大锤向他的铁链上钉铆钉时，他痛哭起来，泣不成声，时断时续地说：“我只是法夫罗勒的一个树枝剪修工人。”他哭着举起右手，慢慢地向下按了七次，就像顺次抚摩着七个高矮不同的头，这动作令人不由地猜想。他不管做过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七个孩子的衣食。

他被押解到了土伦去。在那儿，他穿着红色的囚衣。过去的一切，全化为乌有了；他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O一号。他的姐姐情形又如何呢？七个孩子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株年轻的树被人从根部锯掉，上边的嫩叶会是怎样的情形？

经过总是千篇一律。那些活着的不幸者，上帝的创造物，此后没有了依靠和指导，也没有栖身的地方，四处飘**，可是有谁知道呢？人各一方，最后被凄凉的迷雾所陷没。多少苦命的人，成为凄惨人类的一分子，在那幽冥当中不见了。他们离开家乡。村庄中的钟塔、地里的界石都将他们遗忘了。冉阿让在监牢里呆了几年，也一样把钟塔与界石都淡忘了。只是心灵上伤口，留下永远的伤痕。仅此而已。呆在土伦的那些日子，他只有一次听到过有关他姐姐的事情。大概是在他坐牢将满四年时，我已忘了他是从哪儿获得的消息，有一个同乡人，在巴黎碰到过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在巴黎的揉面工街住。她身旁只带着最小的男孩一个孩子。其他六个小孩在什么地方已经不清楚了。她做装订工，每天早晨得去木鞋街三号一个印刷厂工作。早上六点钟就必须赶到厂里，冬天也是如此。印刷厂中有一个学校，她将那七岁的孩子送去读书。因为她六点钟必须赶到厂里，而学校七点才会开门，孩子只好在院子中等着学校开门，如果在冬天，就得在露天的黑暗里呆一个钟头。印刷厂不同意让那孩子进去，说他碍事。工人一大早路过院子的时候，总能看到那令人可怜同情的孩子在石子路上昏昏欲睡，或者蹲在黑糊糊的角落里，趴在他的篮子上睡着了。下雨天时，看门的好心老婆婆便要他进屋。那间破旧的屋子中只有一张破床、一架纺线车和两把木椅；孩子便蜷在角落里睡上一觉，怀中搂着一只猫，来得到一点儿温暖。等七点钟学校一开门，他就会跑到里面去。一天，当别人将这些事讲给他听时，如同一道闪电，如同一个窗子忽然打开，出现他爱过的所有亲人的命运，随即又隔绝了一切。但他再也没得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同时再也没遇到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