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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被打发走了(第4页)

之后,我们来到一家饼店向那橱窗里望。我不断提议想买下那家店里每一种易消化的食品,他则不断予以否决,最后我们决定花三便士买一小块黑面包。然后,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们又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咸肉,我付出的第二个亮闪闪的先令后,得到好多零钱,所以我想伦敦的东西很便宜。拿到这些东西后,我们穿过一片喧嚣和嘈杂的街市,我那一进那个疲乏的脑子已经乱得无法言传了。然后我们又走过一座桥,那肯定就是伦敦桥[此处指的是旧伦敦桥,已于1832年拆除。](我觉得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我当时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最后我们来到那个老太太住的家里。从那些房子的外表和大门前的石刻上,我能知道这是济贫院。石刻上也说这些房子里是为二十五个贫穷女人建的。

萨伦学堂的老师把那些小黑门中的一扇门闩拔掉,我们就进去了。那些小黑门长的都很相像,每一扇门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门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子。我们走进其中的一间,有个女人正在吹火,想把小汤锅烧开。那女人看到老师进去后,便放下她膝盖上的那个风箱,说了句什么,我觉得那话听起来是在说“我的查利!”但是看见我也进了屋,她便起身,搓着手行了一个半屈膝的礼。

“能请你为这位年轻的先生做顿早餐吗?”萨伦学校的老师说。

“能吗?”那老妇人说,“能,当然能了!”

“费比岑太太今天怎么样?”教师看看坐在火炉边一张大椅子上的另一个老妇人说,那老妇人看上去就像一堆衣服,以至我到现在还庆幸自己当时没弄错而坐到她身上。

“啊,她很不好受。”第一个妇人说,“今天很厉害呢。万一火炉的火断了气,我能断定她也就完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俩看那个女人的时候,我也跟着看她。那天很暖和,她看上去却只对火炉感兴趣。我想她肯定也在嫉妒火炉上的汤锅呢;她好像对火炉上正在为我准备早餐的煮鸡蛋、煎咸肉的汤锅感到十分气愤,我得出这个结论是有理由的——因为当炉子正在工作时,我看见她(用我那昏睡迷蒙的眼看见她)对我晃了晃拳头,虽然那时没有其他人看见她这个工作。阳光从小窗口里流泻而入,可她和那把大椅子的背朝着阳光坐下,把整个火炉挡在她身前,好像是她在尽力给它暖气,而不是它给她暖气,她那架势就像在监视那个火炉一样。我的早饭做好后,火炉空了出来,她竟为此乐的笑出了声——我得说,那笑声实在不动听。

我坐下吃我的黑面包、鸡蛋和咸肉,还有一小盆牛奶,这可真是一顿的可口的早餐。我正津津有味享用时,那房里的老妇人对老师说:

“你带着笛子来了吗?”

“带了。”他说。

“那就吹一下吧,”那老妇人用讨好的口气请求道,“一定要吹哟。”

于是,老师把手伸到衣服下,拿出他的笛子,那个笛子分成了三节,他把笛子用螺丝旋紧接好,便马上吹了起来。考虑了好多年,我的感受仍然是:世界上再没人吹得比这更糟的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声音中,天然的也罢,用各种方法发出的也罢,都没有他吹的难听。我不知道他吹的什么曲调——我怀疑他的曲子根本就没有曲调——但那笛声在我身上的影响是:首先,我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恼,并且忍不住热泪往外淌;其次是我没有了食欲;最后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至抬不起眼皮来。现在我想起来,把眼睛开始合上,就会开始打起瞌睡。我回到了那个小房间,屋子里的三角柜开着,有几张张方靠背的椅子,通到上面房间去的小楼梯和壁炉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记得,我一进门就想:如果那只孔雀知道它的羽毛被放在这里,不知会怎么想。所有的东西全从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随后就睡着了。笛声也听不见了,能偶尔听到的是车轮声,我又上路了。马车颠簸了一下,把我惊醒了,笛声又回来了,萨伦学校的教师两腿交叠地坐在那儿吹得如泣如诉,房子里的妇人听的兴冲冲地。然后她也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笛子,没有老师,没有萨伦学校,没有大卫·科波菲尔,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梦见他吹奏这悲凉的笛声时,那房子里的老妇人心怀赞叹地走到他身边,从椅背后俯下身去使劲地搂了一下他的脖子,这使得吹奏中断了一小会。不是当时就是那以后,我当时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当时或者稍后一点儿,因为我在等他重新吹奏时——他的吹奏确实中断过——我看到也听见那老妇人问费比岑太太那是否美妙(她指的是笛子),费比岑太太回答说:“哎,哎!美啊!”她还是朝着火炉在点头。我相信,她把这吹奏之功的功劳全给了火炉了。

我好像打盹打了好长时间,这时萨伦学校的老师才把笛子拆成三节后收起来,带着我离开了。我们在附近就发现了马车,便上到车顶上。可我实在是太想睡了,当中途停下让别人上车时,他们把我放到车厢里,这里没有一个乘客,我就舒服地躺下睡熟了。后来等我醒来时,发现车正在一片绿林中往一个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会儿,车停了,目的地到了。

我们——我是说那老师和我——走了没有多久,就到了萨伦学堂,学校四周都是用高高的围墙围着,让它看上去死气沉沉的。有一堵墙上开着门,它的上方是萨伦学堂的校名匾牌。我们拉门铃时,一张阴沉沉的脸从门的小格子窗口里仔细打量我们。门一打开后,我发现这脸属于一个大块头的男子。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样粗,他支着条木头腿,太阳穴外突,头发齐着脑门剪得很短。

“那个新生。”教员说。

那支着条木头腿的人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这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个头并不大——把我们身后的大门锁上,拔出钥匙。我们朝着那个在阴暗浓密的大树中的房子走去,这时他在我们后面叫道:

“咳!”

我们回头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手里拿着一双靴子。

“喏!给你,鞋匠来过了,”他说,“刚好你出去了,梅尔先生,他说这双鞋再也没法修了。他说这靴子都看不见以前的样子了,他还奇怪你怎么还想修补它呢。”

他说着就把靴子向梅尔先生扔了过来。梅尔先生便回头走了几步,把他那双靴子捡起来。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时,他看着那靴子(恐怕他是很伤心的)。我这时才发现他现在穿的靴子也已经坏得没法穿了,他的长袜上也有一个地方破了,像花朵一样绽开。

萨伦学堂是一座带耳房的四方形砖结构建筑,外表没任何装饰,看起来光秃秃的。学校四处都静悄悄的,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好像学生们都不在学校里。可他听完之后很惊奇,因为我竟然不知道现在是暑假,所有的学生都各自回家去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和克里克尔太太及小姐去海滨度假了,至于我呢,因为犯了错,作为处罚才在假期内被送到这里。这些情况都是我们一块走他一边告诉我的。

他带我走进了一间教室,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觉得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寂寞最荒凉的地方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是教室很长,里面放了三排课桌,六排长凳,墙上钉满了钩子,为了方便学生挂帽子和老师们挂石板。脏兮兮的地板上到处散落着零零散散的旧写字本和练习本,还有一些用旧本子的纸做成的蚕房也散乱地放在课桌上。有个用硬纸板和铁丝做成的散发霉味的小楼阁,两只可怜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来穿去,它们被主人抛弃了,正瞪着两只红眼睛朝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打量,想搜到什么吃的。一只鸟被关在笼子里,那个笼子比它也大不了多少,它在那二寸高的栖木上跳上跳下,可它既不能开口叫也不能开口唱,拍打着翅膀,发出令人同情的声音。屋里弥漫着一种难闻的不卫生的气味,就像厚厚的灯芯绒裤发了霉,甜苹果被捂坏了,书本被腐蚀那样的味道。假如这房间建成时就没有顶,一年四季从天上下着墨水雨,落着墨水雪,降着墨水雹,吹着墨水风,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墨水洒在屋子里。

梅尔先生丢下我,自己拎着那双没法再补的靴子上楼去了,我小心翼翼地朝教室的另一头走去。我边走边看着周围的一切。突然,我发现一张课桌上放着一块纸板做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漂亮的大字:“当心。他咬人。”

我吓得连忙爬到桌子上,担心桌子底下钻出一条大狗来。可是,我虽然着急地四处张望,一点儿也没有看到狗的影子。我还在到处张望时,梅尔先生回来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

“请您原谅,老师,”我说,“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那写的不是‘当心狗’吗,老师?”

“什么不是狗啊?”

“就是让人们当心,会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郑重其事地说,“那指的不是狗,而是个学生。科波菲尔,我奉命把这个牌子挂在你的背后。我很难过,你一来就这样来对待你,可是我又必须这么做。”

说完这话,他把我从桌子上抱了下来,然后把那个牌子像背背包似的挂在我的肩上(那牌子是特意为我做的,做得很合适)。此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得背着这个牌子。

就因为这个牌子,我受了多少苦,没有人能体会到。不管有没有人看见那个牌子,我总觉得有人在念牌子上的那几个字。即使我掉过头去,没有看到人,我也没有感到轻松。因为不管我把背朝向哪儿,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那个装有木头假腿的家伙更坏,他增加不少我的痛苦。因为他大权在握,只要一看到我背靠树干、墙壁或者房子,他就从他那间小屋门里冲出来,大声喊道:“喂,你,那个科波菲尔,快把你那块牌子露出来,要不我就去告发你!”运动场是个铺着石子的空院子,在教室和厨房的背后;因此我知道,所有的仆人、肉贩子、面包师傅,都会看到我这块牌子。总之,每天早晨,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所有在这个学堂里来来往往的人,都会看到我背后的这块牌子,都知道要提防我,因为我会咬人。我记得,渐渐都我都害怕起自己来了,真的把自己当成是个会咬人的野孩子了。

对着课桌和长凳上的座位,我心里也这样想。当我去就睡觉,躺在**时,看见那些成排林立的空床时,我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还记得,我天天晚上都做梦,梦见母亲跟往常一样,和我在一起,或者去裴果提先生家聚会;梦见坐在公共马车的车顶上外出旅行,或者是跟我那个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在所有这些梦中的场合中,我都引起人们的注视和惊叫,因为,我身上什么也没有穿,只有一件小睡衫和那块大牌子。

我感到生活单调,但却害怕开学,这份苦恼真让人受不了!我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跟着梅尔先生做很多功课,不过我都完成了,因为没有摩德斯通先生和摩德斯通小姐在场,各门功课都完成得很好。在做功课之前和完成之后,我就会四处走走——不过,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那个装木头假腿的人总是监视着我。学校里面很潮湿,院子里长满的青苔从裂开的石板中窜出来,一只漏水的旧木桶,还有几棵阴沉古怪的老树,树干已失去本色,下雨天也会比别的树滴水多,晴天的时候水分也不蒸发。所有这一切,我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一点钟时,梅尔先生和我两人,在一间空****的长餐厅里吃饭,屋子里摆满松木桌子,发出一股油腥气味,我们总是坐在离门最远的地方。吃完饭,还要继续做功课,一直做到吃茶点的时候。喝茶时,梅尔先生用的是一只蓝茶杯,我用的是一个锡盅。梅尔先生直到晚上七八点钟都一直在工作。他伏在教室里自己那张独立的书桌上,辛勤工作,一刻不停地跟笔、墨水、尺、账簿、书写纸打交道,把上半年的账目结算出来(据我发现)。晚上做完工作,收拾好东西后,他就拿出笛子来吹。我听着听着感到,他渐渐都要把自己整个人吹进笛子顶端的那个大孔,然后又从那些按键中慢慢地冒出来了。

梅尔先生对我说得不多,但对我也从不粗暴。我想,我们已经成了那种虽不交谈但又互为伙伴人了。我忘了提到这点:他有时自言自语,冷笑,捏拳,咬牙,扯头发,那样子真是无法形容。可他就是有这么一些特别之处的人,开始我也好生害怕,可没过多久我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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