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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居士传（第1页）

六一居士传

【名篇鉴赏】

欧阳修写这篇《六一居士传》时，已经六十四岁了。他自二十四岁应试及第，授西京留守推官，步入仕途，已整整四十年，以其毕生精力献给了赵宋王朝。现在，又老又病，春蚕丝尽，蜡泪将干，应该得到休息的机会了。更何况，四十年中，群小与新党中人交相煎迫，以至三度贬官，历尽宦海风波；到了暮年，还经历了“濮议”之争的惊涛骇浪，使欧阳修“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此时求去，完全是出之于至性真情。写这篇文章后一年，他才获准离仕；然后仅得一年的琴棋书酒之乐便溘然长逝。

【原文】

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客曰：“其乐如何?”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恻然哀之，赐其骸骨，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复笑曰：“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于彼者已劳矣，又多忧；累于此者既佚矣，幸无患。吾其何择哉?”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

已而叹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尝用于时矣，而讫无称焉，宜去二也。壮犹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难强之筋骸，贪过分之荣禄，是将违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负三宜去，虽无五物，其去宜矣，复何道哉!”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

【译文】

六一居士最初被贬谪到滁州山乡时，自号醉翁。年老体弱，又多病，将要辞别官场，到颍水之滨颐养天年，便又改变名号叫六一居士。

有位客人问道：“六一，讲的是什么?”居士说：“我家里藏了书一万卷，集录夏、商、周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盘，又经常备好酒一壶。”客人说：“这只是五个一，怎么说‘六一’呢?”居士说：“加上我这一个老头，在这五种物品中间，这难道不是‘六一’了吗?”客人笑着说：“您大概是一位想逃避名声的人吧，因而屡次改换名号，这正像庄子所讥讽的那个害怕影子却跑到阳光中去的人；我将会看见您像那个人一样，迅速奔跑，大口喘气，干渴而死，名声却不能逃脱。”居士说：“我本就知道名声不可以逃脱，但也知道没有必要逃避；我取这个名号，姑且用来标明我的乐趣罢了。”客人说：“你的乐趣怎么样呢?”居士说：“我的乐趣可以说得尽吗!当自己在这五种物品中得意忘情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迅雷劈破柱子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湖原野上奏响九韶音乐，在涿鹿大地观看大战役，也不足以形容自己的快乐和舒适。然而常常忧虑不能在这五种物品中尽情享乐，原因是世事给我的拖累太多了。其中大的方面有两件，官车、官服、符信、印绶从外面使我的身体感到劳累，忧患思虑从里面使我的内心感到疲惫，使我没有生病也已经显得憔悴，人没有老却精神已衰竭，还有什么空闲花在这五种物品上呢?虽然如此，我向朝廷请求告老还乡已有三年了，（如果）某一天天子发出恻隐之心哀怜我，赐还我这把老骨头，让我能够和这五种物品一起回归田园，就有希望实现自己素来的愿望了。这便是我标明我的乐趣的原因。”客人又笑着说：“您知道官车、官服、符信、印绶劳累自己的身体，却不知道这五种物品也会劳累心力吗?”居士说：“不是这样。我被官场拖累，已经劳苦了，又有很多忧愁；被这些物品所吸引，既很安逸，又庆幸没有祸患。我将选择哪方面呢?”于是和客人一同站起来，握着手大笑说：“停止辩论吧，区区小事是不值得计较的。”

过后，居士叹息说：“读书人从年轻时开始做官，到年老时退休，往往是有等不到七十岁就退休的人。我素来羡慕他们，这是我应当离职的第一点理由。我曾经被当朝任用，但至今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二点理由。强壮时尚且如此，现在既老又多病，凭着难以支撑的身体，去贪恋超越职位的俸禄，这将会违背自己平素的志愿，自食其言，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三点理由。我有这三点应当离职的理由，即使没有这五种物品，离职也是应当的，还要再说什么呢!”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

苏轼

作者小传

苏轼（公元1037年～公元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

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等多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其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对品茶、烹茶、茶史等也有较深的研究，在他的诗文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咏茶佳作，其中较为著名的即为《叶嘉传》。

苏轼的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和神韵。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而类似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见解，虽是仅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他艺术门类也是可以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