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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生传尚书（第1页）

伏生传《尚书》

我国在很古时就已有了专门记载历史的史官。殷代已经建立了保存档案的制度。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曾经说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典”，即是指存的档案文献。周代接收了殷代保存的历史档案，并进一步发展了史官制度。当时，在中央王室和诸侯各国都设有史官，这些史官除了记录当朝的大事外，还要负责保管旧有的历史档案。历史档案愈积愈多，为了使用方便，史官们把属于同一时代及涉及该时代的档案文献选编在一起，而以朝代作为区别。这样，就产生《夏书》、《商书》、《周书》。这些按朝代汇编的历史档案，在战国末期形成了《尚书》的定本。《尚书》定本编成以后，虽然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也能引用其中的某些篇章，但要全面理解其中的含义，则必须依靠专家。所以，在当时就产生了一批专门讲授它的学者。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下了焚书的命令。命令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统统要把书烧掉。经过这次焚书，凡是私家所藏《尚书》原本大约已被焚毁，能公开保留的只有秦朝博士所掌管的《尚书》。此后不久，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接着又爆发了连年的楚、汉战争。此时，山东洛南有一个专门讲授《尚书》的大学者，姓伏，名胜，人们按当时对读书人尊称“生”的习惯，称他为伏生。伏生曾在秦朝任博士，他手中保留一部《尚书》。楚、汉战争期间，济南兵荒马乱，为了逃避战乱，只好避居他乡，临逃以前，把手中的《尚书》藏在家中墙壁缝隙之中。等到刘邦建立汉朝后，伏生返回家乡，寻找到了那部埋藏多年的《尚书》，但由于年岁月久，这部书已散失了一部分，只剩下二十八篇。这二十八篇是：

一、尧典二、皋陶漠三、禹贡四、甘誓五、汤誓六、盘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范十二、金滕十三、大诰十四、康诰十五、酒诰十六、梓材十七、召诰十八、洛诰十九、多士二十、无逸二十一、君爽

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顾命二十五、费誓二十六、吕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

这时，伏生年事已高，一方面记忆力减退，一方面因多年荒疏，对于那些佚散之篇已经背诵不出来，只好以这尚存的二十八篇为本，广招门徒，进行传授。

汉文帝即位后，令史官整理先朝文献典籍。但是，由于历经多年，象《尚书》这样重要的古籍，在朝廷已经找不到了。而且虽然在当时的朝臣中，也有个别学者如贾谊等人《尚书》，但他们只是靠背诵记得其中内容，偶尔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几句，但是朝廷中也没有能够讲授这部书的人。于是，朝廷多方打听，想找一位专门传授《尚书》的学者，最后才知在民间传授《尚书》的大师伏生尚活在人间。此时，伏生已届九十高龄，年老体衰，不能进朝传授。皇帝命令兼管文教事务的奉常派属下的掌故晁错亲临伏生家受教。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笔录，带回朝廷。从此，伏生所传《尚书》残本二十八篇收进皇家文献，成为官方定本。当时，在齐、鲁一带，有一些学者开始讲授《尚书》，他们都出自伏生一脉相传，所用的本子就是这二十八篇。在这二十八篇中，因残损、散佚以及方言等方面原因，存在不少伪误。

随着汉前期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繁荣，学术复兴运动逐渐展开，景帝以后，朝廷鼓励民间献书，又发现了《尚书》的《泰誓》篇。但因为它不在伏生所传残本之内，所以，没有学者能够讲授。朝廷聚集了许多博士共同研究，才把它讲通。于是，将这篇书加到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中，成了二十九篇。故后代学者常把伏生所传《尚书》称为二十九篇。

（徐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