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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权变韬略(第1页)

第八章:权变韬略

一、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

经营策略的谋划,在变迁快速、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地给经营者带来新的机会和威胁,这些机会与威胁,除了来自于经济本身之外,也脱离不了文化、政治及技术方面的影响。企业的经营者,面对着未来许多不可知的变数,知变、应变、求变的经营观念,已经是达成企业目标使命不可或缺的认识。

权变的观念,对企业的行销尤其重要,不管销售的是产品或服务,都有诉求的特定顾客和市场,不但受一般因素影响,也因特定因素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当前国内企业努力朝国际化迈进,所面临的变化,扩大为国内及国际两种,小自社会动乱,大至国际情势,皆足以影响企业的发展,所以,如何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环境中,实现永续经营的目标,已成当今企业的重要课题。

中国兵家所揭示的权变哲学,强调在知变、通变、应变之外,还要能制变,并将这种权变能力建立在具体的策略上,而这个权变哲学的应用,正能满足企业因应各种经营变化的需求。

·兵家的权变思想相当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孙子兵法》,通观《孙子兵法》,权变思想在全书中贯穿始终。其指导作战的目标为:

第一步:永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第三步:决胜于千里之外。

第四步:善战者不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些也是权变的最高要求。

除用于商场行销,兵家权变哲学也可运用于企业组织的决策、领导、生及人事方面的规划与策略的制订,但基本上仍以行销方面为主。实际上,广义的兵家的哲学除《孙子兵法》外,还包括纵横之术,这一套哲学正符合跨国化时代的需求,也可使兵家权变思想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所以,今天的企业不应只把它当是商战哲学,而应视之为解决问题、改善现况的策略哲学。

二、权变制胜

“权变”,本意是因时因事而变通,也就是权宜应变,或灵活变化、因应不穷。孙武在(计篇)中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话的主要意思是,计算利害得失,采取我的计谋,就可以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外在辅助条件。所谓有利态势,就是根据“利”的原则,灵活机动,掌握因敌制胜的权变本领。商场竞争,要精通权变,以权变制胜。在市场竞争中,任何企业的经营者,必须根据竞争中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可能,适时地选择最恰当、有效的办法。权变哲学,或者权变方法论,认为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即否认存在着普遍适用于所有环境的管理原则。这是7O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管理学理论中的一种流派,是当代领导哲学、管理哲学发展的新趋权变管理理论注重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寻求事物的本质,主张因人、因事、因时空、因环境、因目标需要、因国情而对管理采用不同方法,做到对症下药。现代的社会、企业、组织,其重要特征是,多数活动都是通过人透过组织来完成的,任何工作的完成,都是一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那层层臃肿的官僚机构,繁琐的组织结构,守株待兔、萧规曹随、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经营方式,必然要在现代化高效率的要求下被淘汰。全球经济的成长,商品的日益过剩,竞争愈演愈烈,通讯的高度发展,电脑的广泛应用,生产技术的迅速创新,使组织规模愈来愈大。企业经营者想要达到目标,已经不再取决于个人手中的权力有多大,而是必须依靠一个训练有素的良好组织,去实施有效的管理工作,这就是权变方法论产生的背景。

其实早在2400多年前,兵法大家孙武已有权变思想。《孙子兵法》中有(九变篇),强调用兵打仗要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攻防及配备行军等必须因着各种情况而实施,绝不可拘于一端。好比昨日所用的方法,今天未必适用,在别的地方是良法,在此地未必奏效,不可食古不化。孙武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意思是说,所以为将,能通晓各种权变的益处,可以算是懂得用兵了。如将帅不了解各种权变的益处,虽然知道地形情况,但是不能获得地形利用的效果。治理军旅如不明了各种权变方式,虽然知道地形利用的效果,但是不能发挥军旅的效用。

中国古代还有许多权变思想及无数的历史事实说明,平等互利策略一旦脱离了实际,那么就要导致事业的失败。

《列子》里有一段孔子的故事,说明且例举了权变思想:“或问于孔子曰:‘颜渊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贡何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贤于夫子,而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且忍,说话且拙,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孔子知所设施之矣。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仲尼篇)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颜渊是爱人的人,我孔丘不如他。”又问道:“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孔子答道:“子贡是有口才的人,我孔丘不如他。”又问道:“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子路是勇敢的人。我孔丘不如他。”客人于是质问说:“他们三个人都比您老先生贤,而他们都为您奔走效劳,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孔丘能爱人又能残忍,既有口才又言语钝拙,既能勇敢又能胆怯。拿他们三人的才能,换我孔丘的本领,我是不换的。”

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处理问题的人。一个人有超人的才能,品行廉洁,但缺乏明智而随机应变处理问题的本领,那就和愚蠢而无操行的人实质上是相同的。

这段文字所说故事是否真有其事已不可考,但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为人处世也应该灵活。孔子提出“仁”,“仁”就是爱人,但不能一味爱人,该“忍”的时候也应该“忍”。该“勇”的时候“勇”,该“怯”的时候要“怯”。有的场合需要“辩”,有的场合则需要表现出“拙”。孔子认为,不能灵活处世,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则是愚蠢,这是有道理的。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借了一个故事,说明权变思想,他说: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古,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固释其束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官,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的意思是说,圣人不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宋国有个人在一次耕田的时候,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他便放下手中的农具不干活,守在树边,希望再碰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了,这件事却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今天假使谁还要用古代先生的那套办法来治理现在的老百姓,那就像守株待兔的那个人一样愚蠢可笑。

这段话说明: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代胜过一代,因而“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古,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必须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绝不能因循守旧,一切率由旧章。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也举了一段故事为例,说明不通晓事物的变化,没有合乎实际的决策,绝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河水。河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令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楚国人想袭击宋国,先派人在河水可以渡人的地方设立标志。不料河水

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这种情况,夜里循着标志渡河,淹死的人有一千多个。士兵惊惶失措,混乱得象城市的房屋倒塌下来一样。在他们早先设立标志的时候,本来可以从这里渡河。现在水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水涨得多了,楚国人还是沿着没涨水时的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啊!现在世界上那些主张沿用古代圣王治国的方法,来治理今天的国家的说法,同这个很相似。

明智的人必须通变,当权者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治国。楚人与此相反,他们不了解河水的上涨情况,夜里仍旧按照河里没有涨水时设立的标志渡河,所以溺死千人,打了个大败仗。

这则寓言所含的哲理是深刻的,它告诉世人,因循守旧、教条主义、活人照死人所说的清规戒律去办事是治国的大敌。揭暄也非常注重权变之法,他在《兵经百篇》里详细论述了变化之道,他说:“事幻于不定,亦幻于有定,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变乃无穷。可行则再,再即穷,以其拟变不变也。不可行则变,变即再,以其识变而复变也。万云一气,千波一浪,是此也,非此也。”

孙武告诉我们:“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揭暄把“变”的秘诀说出来了。商场瞬息万变,利可能变为不利,不利也可能变利,但不管战况定与不定,常行与常变,经营者必须掌握时机,对准目标,就像巡航导弹,击中目标而后己,如此才能迎接商场上一波波翻云覆雨的变化。谋略的运用,不能拘泥于旧法,而贵乎用“新”。所有已知、已见、已用的旧方法,可以参考研究,但因为今昔情势不同,不能刻板地仿用、套用,即不能完全用死方法,应该由已知、已见、已用的旧方法中,创造出更有效的方法。谋略的运用,不能拘泥于一法,而贵乎用“活”。一事而预设多种解决方案,可行则继续采用,不可行则从中寻找解决方案,行不当则改,总使进退自如、左右逢源,攻守妥适,因情而变其法,用之于不穷。

谋略的运用,不能拘泥于常法,而贵乎用“奇”。以逆为顺,以害为利,反用人之所忌,反用人之所诫,人常用此,我故用彼,以常行者变而用之,突出奇兵,出敌之意表,击敌之不意,所谓反见为奇,以奇争胜。

经营者如果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死抱规章制度,或死守理论,死用图表、公式,不能因应环境变化,知变、应变、求变,不知通权达变,必尝败果。

瑞典的北欧航空公司总裁卡尔森,这位全世界最年轻的航空公司总裁,就是一个深悉通权达变奥妙的经营者,他曾经整顿过三个垂危的公司,从亏损累累的窘境中转危为安,他对这三个事业所用的策略都不同,说明了所有策略必须因时、因地、因市场情况而变化。卡尔森整顿的第一个公司是平安旅行社,当时他年方32岁,他在1974年6月出任总裁,属下有14000名员工,正值石油危机,机票价格节节上升,旅客不再利用包租方式来从事旅游活动,结果平安旅行社业绩下滑,处于亏损状态。

当时,旅行社与航空公司订约,在旅游地点设立服务部门,以及安排各项旅游活动,但是旅行社利润不多,如果公司在行程、旅游方面的安排上愈花钱,边际效益就愈少,而赔钱机会就愈大。也就是说,投资愈少,风险就愈小。处在这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经营者都会设法降低服务水准,以减少成本,但这样做只会使收益更少,甚至会造成严重问题。卡尔森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的做法也是降低成本,但没有降低服务品质。当时平安旅行社一共有21万名顾客。其中有4万名顾客的旅游计划,对公司而言并不赚钱,卡尔森决定放弃这4万名顾客的生意,全力服务那17万名顾客。这样做虽然使成本降低不少,但公司可以重新调整组织结构,使它更富弹性,能够服务得更好。结果公司以更灵活的组织承揽到客户,这样一来,公司终于脱困,并开始出现盈余。卡尔森在担任平安旅行社总裁的头一年,公司就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利润。

1978年,卡尔森接任灵恩航空公司总裁的职位,开始整顿这家糟得不能再糟的公司。当年他36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航空公司总裁。卡尔森上任第一大,就召集全体员工发表演说,向员工描绘公司远景,他表示他不是凭一己之力来整顿公司,而是要全体员工都承担整顿公司的责任。他采用的是充分授权,而不是扮演事事独断独行的决策者。他制定策略教导员工,并且激励他们努力达成目标。当时他拟定的整顿企业策略,共有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善用公司的固定资产,不使设备闲置,让闲置的飞机出去载客,而且载更多的乘客。第二个重点是尽量提高服务水准,让灵恩航空公司成为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公司。第三个重点是让更多的组织成员分担实际的经营责任,也就是“公司兴亡,人人有责”。第四个重点是提高行政效率,追求更多的利润。他又大胆地大幅降低票价招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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