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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4页）

“啊，那你说谁好，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那我哪知道啊?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气嘟嘟地说了后，又补充道：“在自己的洞里连黄鼠狼也是好的……”

“那，俄国人好吗?”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可能地主时代的人应该好点儿，那时候人们都让绳子捆着没有自由。现在虽然自由了，可却穷得连面包和盐也买不起了。老爷们自然不太慈善，他们都很精明，当然也有傻乎乎，脑袋跟口袋似的，随你往里边扔点什么，他都兜着走。我们有许多谷壳，你当它有仁，可你走进一看，原来是谷壳子，没有仁儿，被吃掉了。我们应当接受教训，把智力磨练一下，但又没有真正好的磨刀石……”

“俄国人有力气吗?”

“有很多大力士，可光有力气是没用的，还要身手敏捷，因为你的力气永远比不上马!”

“法国人为什么想攻打我们?”

“你应该去问皇帝们，我们并不清楚。”

“拿破仑是什么的人?”

“他是个野心勃勃性情彪悍的人，他要征服全世界，然后要让大家平等，没有老爷和达官贵人，也没有下人，没有等级，人人平等，只有名字有异。当然信仰也必须统一，这可就是胡闹了!就说这海里的东西吧，也只有龙虾都长得没办法区别，鱼可就有多种多样的了：鳟鱼和鲶鱼不能合伙，鲟鱼和青鱼当然也不能做朋友。我们俄国也有过拿破仑派，什么拉辛?斯杰潘?季摩菲耶夫，什么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我以后再讲他们……”

他有时沉默不语地长久地注视着我，眼睛睁得大大圆圆的，似乎是第一次认识我，这有点让人不愉快。他从来不曾与我谈起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说话的时候，外祖母经常走进来。她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很长时间也不言不语，好像她不存在似的。可是她会突然声音柔和得像把人拥抱起来似的地插上一句：“老爷子，你还记不记得了，咱们到穆罗姆朝山去，多好啊?那是哪一年的事?”

外祖父想了想，详细地回答道：“不是很确定，但那是在霍乱病大流行之前了，就是在树林里捉拿奥洛涅茨人那一年吧?”

“对了，对了!我们还害怕他们呢……”

“没错儿!就是那一年。”

我又问：

“奥洛涅茨人是做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逃到树林里去?”

外祖父有点不耐烦地解释说：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老百姓，从官厅、工厂里或者乡村中逃出来的。”

“怎么捉他们啊?”

“就跟小孩儿捉迷藏似的，前逃后追。被逮住了就用树条子抽，用鞭子打，把鼻子打破，额头上盖上印，作为惩诫的标识。”

“为什么?”

“这就弄不清了，为了需要这么做，这些不是我们应该明白的事儿。”

外祖母又说：“老头子，你还记得吗?那次大火以后……”

外祖父一向对什么事都很认真，他很严肃地质问：“哪一次大火?”

他们开始共同回忆过去，把我给忘在一边了。他们用沉沉的声音一点一点地回忆着，很和谐，有时候好像是在唱歌，但唱的都是令人不快的歌；歌唱疾病，失火，打人；歌唱暴卒横死，巧取豪夺；歌唱疯傻的乞丐，暴跳如雷的老爷……

“我们倒经历了多少，看见了多少啊!”外祖父含糊着低沉地咕哝。

“过去的事情怎么也忘不了!难道咱们过得坏吗？”外祖母说。

“你还记得瓦尼娅出生那年的春天吧?”

“噢，那是1848年，正是远征匈牙利的那一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就把教父古洪拉了壮丁去打仗……”

“他以后就杳无音信了……”

外祖母悲伤地叹了一声。

“是的是的!不过，那年起，上帝的恩泽就像大水流送木筏子似的，频繁地降临咱们家了。”

“唉，瓦拉瓦拉……”

“行啦，老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