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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第1页）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濮阳吴君足下：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1，不务也2，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3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则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4，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5。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轶6如此之才，每以师道命仆，仆滋不敢。每为一书，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

若《非国语》之说，仆病之久7，尝难言于世俗。今因其闲也而书之，恒恐后世之知言者，用是诟病8，狐疑犹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为当，仆然后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9？

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以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10众矣。仆故为之标表11，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仆无闻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涂若蚓蛭然，虽鸣其音声，谁为听之？独赖世之知言者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12。仆又安敢期如汉时列官以立学，故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爱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来言以污箧牍13，此在明圣人之道，微足下，仆又何托焉？不悉。宗元顿首。

1少之：不重视。

2不务也：没有专心去写。

3舍恐惧：除了害怕。

4泥：不能传播得很远。

5蒙覆幽独：耳目闭塞。

6超轶：超越众人。

7仆病之久：为《非国语》中的言论，伤脑筋很久了。

8用是诟病：对他进行职责非难。

9意者斯文殆可取乎：难道这本书真的有可取之处吗？

10颠者：落入陷阱的人。

11标表：标示。

12不有也：不会理睬。

13前一通如来言以污箧牍：对对方书信的敬语。

我们知道柳宗元与吴武陵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通过这一篇《答吴武陵论〈非国语〉语》一文，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答信中，柳宗元强调了他写作这封信的缘由：“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而反伦，其道舛逆。”所以要“黜其不藏，救世之谬”，而作《非国语》。尽管如此，由于《国语》名气很大，作者成文之后，仍有所忧虑。因此，将此文首先托给又是挚友又是知音的道州刺史吕温过目指正，然后又征求同贬永州的密史吴武陵的意见。这样，虽然自己有“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的表白，终因得到密友的支持而坦然。柳宗元特别欣赏吴武陵的才华。第一段，指出要将大中之道传于后代，必须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第三段，指出要将《非国语》中所宣扬的大中之道得到阐明，传于后代，必须托付吴武陵。又可分为二层：一、作者谦称自己既没有名声和学问，又处在贬谪受辱之时，他只以世上有见识的人的评论为标准，对那些不明是非的糊涂虫的指责，是不会理睬的。二、作者说，他哪敢期望象汉代那样设专门学官来研究《非国语》，以引起天下的嘲笑呢?《非国语》的目的在于阐明圣人的大中之道，除了武陵，就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于是可以看到两点，一是柳宗元对他自己这本《非国语》的意义看得很清楚，而且自认为也是很重要的，虽然谦虚地说不敢要人专门研究，但是也不能磨灭它的意见。第二就是他与吴武陵的关系，柳宗元对他非常信任，而且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支持和意见。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书，甚善；诸所称道具之1。元生又持部中庐父墓者所得石书，模其文示余，云若将闻于上2，余故恐而疑焉。

仆早好观古书，家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又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弟之精敏通达，夫岂不究于此!今观石文，署其年曰“永嘉3”，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4，皆永嘉所未有。辞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又言植松乌擢之怪5，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经，难信。或者得无奸为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树之6”，而君子以为议。况庐而居者，其足尚之哉7？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8。故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9；而矫于墓10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诡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为利乎？夫伪孝以奸利，诚仁者不忍擿过，恐伤于教也。然使伪可为而利可冒，则教益坏。若然者，勿与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