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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人品高洁松柏长青（第3页）

点评：

对待朋友、同僚乃至政敌，狄仁杰都可以说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他却十分固执，寸步不让，他的这种敢作敢为忠厚耿直的品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5。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西汉名将，以勇敢善战著称。

李家世代善长射箭。孝文十四年（前166），匈奴大举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从军，抵抗匈奴的进攻。他“用善射，杀首虏多”，被任命为郎官。李广多次随文帝射猎，格杀猛兽，英勇异常，文帝不禁赞叹道：“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

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为骁骑都尉，跟随周亚夫战于昌邑下，名扬天下。由于梁孝王私自授予李广将军印信，回朝后，他没有受到封赏。以后李广历任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太守。

为上郡太守时，匈奴大举内犯，景帝派一个宦官跟随李广“勒习兵击匈奴”。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前行，遇见三个匈奴人，就跟他们打了起来。这三个人射伤了宦官，“杀其骑且尽”，宦官就赶紧逃到李广的营帐。李广说：“是必射雕者也。”于是带上一百名骑兵追击那三个人。这三个人无马步行，行了数十里，李广命令手下骑兵散开，从两边包抄，由他亲自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二人，活捉一人，果然是匈奴的射雕能手。李广把俘虏绑上山，远远地看见有几千匈奴骑兵奔了过来。匈奴兵看见李广，以为是汉人诱敌的疑兵，大吃一惊，立刻上山列下阵势。李广手下的一百名骑兵也很害怕，“欲驰还走”。李广说：“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不我击。”于是李广命手下骑兵说：“前!”走到距离匈奴阵地不到二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李广又下命令说：“皆下马解鞍!”手下的骑兵吃惊地说：“虏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李广笑了笑说：那些匈奴兵认为我们会退走，现在“解鞍以示不去”，正好让他们确信我们是诱敌之兵，过了一会儿，一名骑着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上马，带着十几名骑兵，边跑边射，射死了那个匈奴白马将领，然后重新才回到队里，卸下马鞍，“纵马卧”。匈奴兵始终觉得他们可疑，“弗敢击”，半夜时，就撤退了。第二天，李广回到大军中。

武帝即位后，李广人为未央卫尉。他以骁骑将军的身份参加了马邑之战。为右北平太守时，李广被匈奴称为“汉飞将军”，都躲开他，好几年不敢侵进右北平。后来李广做了郎中令，多次跟随大将军出征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军队大举征讨匈奴。卫青为使新失去侯爵的公孙敖立功，把李广由前将军调为右将军，行东道。东道迂回遥远，水草少，结果李广的军队迷了路，耽误了和大将军约定的军期。大将军的长史急切地催促李广手下幕僚到大将军那里受审对证，李广“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愤而自刎。

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他为将清廉，所得赏赐，立刻分给部下，与士兵一起共饮食。李广做了四十多年二千石俸禄的官吏，却家无余财，他也始终没有过问一下家产的情况。李广“呐口少言”，和人闲居时，就在地上画军阵，“射阔狭以为饮”，他一生“专以射为戏”。李广带领军队，走到水源缺乏、粮食继绝的地方，找到水，“士卒不尽饮”，他就滴水不沾，士兵“不尽餐”，他就一口不尝。李广对待士兵“宽缓不苛”，所以士兵都很爱戴他，“乐为用”。他诚恳谨厚，像个乡下人，“口不能出辞”。李广死的那天，天下无论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年老的和年少的，都为他痛哭流涕。这是因为他那忠实的本性，真正感动了众人。难怪史学家司马迁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俗语来比喻李广人格的伟大。

点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不招引人，但因它有花和果实，人们在它下面走来走去，走成了一条路。人只要真诚、忠实，就能感动别人。

6。许衡说摘梨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元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许衡幼时“颖悟不凡”。年十六，从其舅学习吏事，但不愿为吏，决意求学，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后来他从姚枢处求得程颐《易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小学》等，遂手录以教授门徒。后移居苏门，与姚枢、窦默等一起讲习儒学，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不研究。他曾对人说：“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慨然以道为己任。

至元二年（1265），许衡奉忽必烈命入中书省议事。他几次上书，力陈“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主张“修德、用贤、爱民”，“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并与太常卿徐世隆等定朝仪官制。至元七年（1270），他被任命为中书左丞。当时，忽必烈急于财用，专一信用平章政事回回人阿合马，使领尚书省六部事，总理全国民政、财赋。许衡多次弹劾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忽必烈不听。

许衡生于乱世，志在从政，却未受重用，于是请求解职。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以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从此，从政失意的许衡即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奏召门生王梓、刘季伟、姚燧等人为伴读，使“分处各斋，以为斋长”。他用小学、四书及所著《太学直解》、《中庸直解》、《大学要略》、《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作教材，亲自给国子们讲授，课余则使学习礼仪，对元初的教育做出了贡献。

许衡志向远大，“一言一动，必求其然与其所当然，不牵于爱，不蔽于僧，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审处之”。他七岁入学，问老师：为什么要读书?老师说：考取功名罢了。他又问：仅仅如此吗?这句话使老师格外惊奇。他逃难到徂徕山，得到王辅嗣的《易》注，不顾兵荒马乱，夜思昼诵，并身体力行之。一次，盛暑天经过河阳，非常想喝水，路边有梨树，结了果实，大家争着摘梨吃，许衡在树下却无动于衷。有人问许衡为什么不去摘梨吃，许衡说：不属于自己所有却去摘着吃，不可以。那人说：兵荒马乱，这梨树早已没了主人。许衡说：“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问者对许衡的笃诚大惑不解。

许衡主张“一毫不义弗受”、“以道不行为忧”，继承了程朱的理学传统，在哲学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他在外族入主中原、鼎故革新之际，以儒学教育蒙古子弟，并身体而力行之，对蒙古族的汉化和封建化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点评：

一个人的信仰或许可以被查明，但不是从他的信条中，而是从他惯常作为所遵循的原则中。许衡不去摘梨吃，因为梨不是自己的，不管梨树的主人在不在，他都能做到“一毫不义弗受”，“以道不行为忧”，实在令人敬佩。

7。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一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著名诗人。

陶潜是晋代大司马陶侃的曾孙，自幼志趣高雅。宅边有五棵柳树，他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表达自己以“文章自娱”“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志向。后来陶潜因为亲老家贫，被迫出任州祭酒。由于不堪吏职，不久就解职而去。后来州里欲召其为主簿，他拒绝应征，甘心“躬耕自资”，过羸疾不堪的生活。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陶潜时，他“偃卧瘠馁有日矣”。檀道济颇为不解，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如今先生生长在文明大化的世界，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呢?陶潜平静地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送给陶潜粱肉，他拒绝接受，“麾而去之”。

陶潜后来任镇军、建威参军。为彭泽（治今江西湖口县东）令时，一次，郡督邮到县里巡视工作，手下的官吏告诉陶潜应束带去见督邮。他仰天长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毅然解印离职而去，并赋《归去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此开始了“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田园隐居生活。

陶潜生活在东晋、刘宋之交的大动乱时代。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割据混战，不断骚扰南方。东晋王朝苟安于江南，豪族地主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东晋王朝内部也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起初是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权。接着是桓玄起兵反晋，夺取了政权。嗣后是刘裕消灭桓玄，代晋自立。陶潜目睹这些流血斗争，认识到政治的腐败和仕途的险恶，终于“耻复屈身”，“不为五斗米折腰”，采取了洁身远祸的态度。

陶潜乐于“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田园生活，对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的窘境，常常怡然自得。这种清介自守、不趋炎附势的人格，也反映到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之中。陶渊明前期作品，常常叹息行役的辛苦，表达受人羁缚的苦闷，抒发对仕宦的厌倦和归田的愿望。归隐以后，其作品多描写躬耕生活，抒发重新获得自由的愉快心情，作品的字里行间，反映了对当时官场的不满和否定。语言冲淡自然，不假雕饰，又含蓄浑厚，在中古诗坛闪耀出清美的光辉。

点评：

陶渊明宁肯过躬耕自资，羸疾不堪的生活，也不愿从事权贵，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并毅然解印离职而去，这种品格，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8。姚崇倡廉自廉

姚崇，唐朝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曾任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兼任兵部尚书。姚崇为稳定武周，革除积弊，开创“开元盛世”，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是一位颇有政绩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倡廉、自廉的官吏。

姚崇的《五诫》，即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执称诫》中，他要求“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应“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在《弹琴诫》中，他强调治国的感化作用，主张“移风易俗”，“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在《执镜诫》中，他告诫官吏应“内涵虚心，外分郎鉴”，“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他要求官吏“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凡所从政，当须正已”。在《冰壶诫》中，他指出“与其浊富，宁比清贫”，“耸廉勤之节，赛贪竞之门”，“清白遗其子孙”。他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开元前期，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廷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不能回家。就住在附近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一次，姚崇患了疟疾，就让家人到罔极寺来照料他。在寺院里，他还带病协助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源乾曜就到寺里去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皇帝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感到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开元四年，姚崇的两个儿子劣性不改，“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姚崇所信任的中书省主簿赵诲“受胡人赂”。这两件事都影响到姚崇，使姚崇感到自己再担任宰相对国家不利，于是，他奏请玄宗皇帝辞去宰相职务，举荐广州都督宋璟担任宰相。姚崇的自尊、自重，深得世人称赞。

姚崇不仅自己为官清正，以身作则，同时对朝廷的腐败现象极为反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长安四年（704年），姚崇任相王府长史兼礼部尚书，掌管国家典礼等事。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在定州（今河北定州）私立寺庙，要从京都强迫迁移十名高僧到定州。寺僧们对张易之的无理之举不满，向姚崇苦诉，姚崇下令停止迁移。张易之几次向姚崇请托，姚崇毫不惧其骄宠，坚决予以拒绝。结果，姚崇遭张易之谗毁，被降职使用。

睿宗继位后，重新起用姚崇。姚崇竭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选拔官吏的制度混乱。特别是公主、后妃们，依势用事，大搞“斜封官”（即皇帝受公主、后妃等人的请谒，任意颁下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各树朋党，网织裙带关系，扰乱吏治，致使政出多门，铨选官吏的机构形同虚设。买官卖官现象严重，一些庸碌之徒花钱就可以买到官职。官多为患，滥官充溢，竟出现了宰相、御史及员外官办公时连座位都没有的现象，当时被戏称为“三无坐处”，影响了正常的政务活动。面对这种混乱状况，姚崇联合宋璟等人向睿宗进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免斜封官数千人。

开元九年，姚崇去世。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批评厚葬之风。姚崇去世之前，向子孙们留下遗嘱：不准崇佛敬道，不准为他厚葬，只给他穿平常的衣服，不要抄经写像。并告诫他的子孙们去世以后，也要按照他所嘱咐的去做。姚崇节俭安排后事的故事，也被世人传为佳话。

点评：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足以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姚崇在儿子有错时不为儿子开脱，虽然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他还拒绝了皇帝赏赐的豪华住所，说明了姚崇是个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