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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们的天性和善心对社群的关注次序（第1页）

第二章我们的天性和善心对社群的关注次序

社群也遵循了用来对慈善对象的个人进行排序的那些原则。那些最重要的社群恰恰是我们的慈善行为最优先、最主要的关注对象。

通常来讲，国家和政府是最重要的社群，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国家中，在一定的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行为的优劣会对它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它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善行的对象。我们的爱国之情不仅仅是出于私心，同时也出自我们的仁义之情，因为我们自己、子女、父母、亲戚、朋友、恩人，以及所有我们最为爱戴的人都生活在国家之下。我们的一切都跟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它的繁荣富强会给我们带来种种荣耀。我们为祖国强于其他社群而骄傲；我们为它明显的不足而耻辱；我们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去赞美本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仁人志士、政治家、哲人、文学家，并一厢情愿地相信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人物更为杰出。诚然，我们国家在当代也不乏杰出人物，只是由于嫉妒之心作祟，我们对他们的评价难免受其影响。爱国主义者为了国家的安全与荣耀而献身，万古流芳，因为他们凭良心做事。良心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仅仅是大众的一员，为了多数人的安全、利益或者荣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种义务。这种牺牲有时是必要的和高尚的，但我们都明白做出这种牺牲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是凤毛麟角的。因此，这些爱国主义者的行为应该得到高度的赞扬，他们值得我们钦佩与赞许。反之，那些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而不惜昧心地把国家利益出卖给公敌的叛国者，总要受到公众的谴责，并因此遗臭万年。

因为我们有深切的爱国情怀，所以我们对任何一个邻国的繁荣富强总是充满猜疑和妒忌。彼此相临的独立国家都在对邻国的恐惧和猜疑中生活，却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来调停争端。没有哪个君王敢指望邻国能够正义地对待自己，所以他有以牙还牙的理由。那种动人的宣称尊重对方法律或者外交独立的人的宣言，常常是一纸空文，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当有了利益冲突的时候，哪怕是最微小的利益，各国就开始无耻地逃避责任，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些原则。由于害怕邻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会威胁到自己国家的安全，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总被这些恶劣的民族歧视者们拉来当棋子。据说，老加图（Cato）在元老院演讲的时候，不论每次的主题是什么，他演讲的最后一句总是：“我的看法是，应当消灭迦太基。”因为自己的祖国受到了敌国的侵略，他怒火中烧，他用这种最野蛮和强暴的爱国感情形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又据说斯奇比奥·内西卡也同样用一句话来作为他一切演说的结尾，不过，他的话更富有人性，并且表达了他更为开阔的胸襟和慷慨大度的心态：“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要是对手已经衰落，不能构成对罗马的威胁了，那么就应当允许它有一定的恢复和繁荣。因为这一缘故，英法两国或许都害怕对方的陆军和海军实力会上升。不过，若是因为妒忌对方国家的繁荣昌盛、土地的改良、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港湾的坚固与众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进步——这些正代表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正进步——而不允许它有一定的恢复和繁荣，那这两个伟大民族就应该被鄙视。在这些方面，各个国家应该摒弃嫉妒和仇恨，使其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目标。因此，在这些方面，每个国家不仅要尽力超过别的国家，还应该本着友好的原则，去促进邻国的这种进步而非阻碍它。

爱国情感似乎与普遍的人类之爱无关，它不仅丝毫不受普遍的人类之爱的支配，甚至有时候还与它对立。像法国，它的人口数大概是英国人口数的三倍，要是从人类大家庭的总体来考量的话，法国应该比英国繁荣得多。但是，假如有英国公民因此而不顾一切地将目光聚集在法国而非英国的繁荣上的话，他就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英国公民。我们是因为我们成长于祖国中而非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才热爱它。与其他方面的智慧体系一样，决定我们情感的那种智慧似乎已经决定，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就是为促进人类大家庭的幸福尽了很大一份力。

民族偏见和仇恨很容易对相邻的民族产生影响。英国或法国可能都会怯懦而愚昧地彼此仇视，而不会对日本或中国的繁荣产生嫉妒之情。然而，通常他们还是不重视与这些远方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政治家有着最为广泛和现实的善行。他们与邻国结成同盟以保持力量均衡，或者通过谈判来维持国际间的安定和平。但是，政治家是本着维护本国利益的原则来策划和贯彻这些条约的。当然，有时候也会有更高层次的努力。在签订蒙斯特条约时，法国全权大使阿沃伯爵听从了多疑的雷斯红衣主教的请求，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使条约有利于恢复欧洲的普遍安定。也许是因为对法国存在特有的厌恶之情，所以威廉国王似乎有志于欧洲大部分主权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可以说，当时德意志的自由和独立危在旦夕，安娜女王的首相似乎也部分地继承了这种极端仇视法国的心态。

阶层和社群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每个阶层和社群都有特权和某些免役的权利。基于共同的利益，同一阶层或社群内部成员关系要密切于与外人的关系。朋友、同党的利益与名誉纠缠在一起，使他自然而然地充满雄心壮志，努力扩张所属阶层和社群的特权与免役权，并谨慎地维护它们，以防被其他阶层或社群夺走。

国体所面临的任务是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群，以及在他们之间分配权力与豁免权。国体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每个阶层、社群维护自己权力与豁免权的程度。任何一个阶层地位的升降，随时都会影响国体的变化。

即使是最偏激的成员也承认，国家是所有的阶层和社群的载体和控制者。只有依靠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阶层和社群才能发展。但是当国家利益影响到阶层与社群的利益时，他们就未必会牺牲集团利益成就国家利益了。虽然它本身是不合理的，但它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它抑制变革创新，努力通过各阶层或社群的最初利益来进行关系划定。尽管有时它似乎是政体变革的障碍，但正因为如此它对体制的巩固和稳定做出贡献。

一个爱国者通常具备两种最基本的素质：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政体和社会结构的尊重；第二，不做不守法的公民，他衷心希望并努力做到维护同胞们的安全、荣耀和幸福，尽最大努力去增进同胞们的福祉。

在和平年代，上述两个原则总指向同样的行为：当我们的政治体制能够真正维护同胞们的利益时，爱国者就要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这是保护同胞们的安全、荣耀与幸福的最好办法。但是，当公众间的不满情绪、派别争端出现、社会趋于不稳定时，上述原则就会指向不同的行动了。既然现有的社会体制难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即使最愚蠢的人也想调整与改革这种政治体制。但是，到底是维护还是变革现有政治体制？或者说，什么时候该维护现有政治体制，什么时候该顺应历史潮流变革现有政治体制？这需要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来斟酌。

对外战争和国内党派斗争是表现热心公益精神的最佳舞台。在对外战争中，那些建功立业的英雄满足了全民族的热望，因此而受到广泛的赞誉和感激。国内党派斗争中，各党派领袖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赞誉，同时也受到另一部分人的诋毁，因此很难对他们的品格以及是非对错进行判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外战争带来的荣誉往往比国内党派斗争带来的荣誉更为显著和无可非议。

但是，那些掌权的政党领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可能比在对外战争中攻城略地获得荣耀更为现实和重要。因为就算他自己不够稳健认真，但他的威信却可以使他的下属稳健而认真地从事改革。他可以改动甚至重新确立国体，防范那些暧昧的、野心勃勃的政党领袖；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最杰出的改革者和立法者；他可以用自己充满智慧的举措使同胞们获得几个世纪的安定和幸福。

同胞遭受的痛苦以及对此产生的同情之心是人性之爱得以产生的基础。在派系斗争造成的**和混乱的时候，某种政治体制的精神可能与对公益的热心精神混合在一起，激励公益心，甚至将其催发到疯狂的程度，而公益的热心精神恰恰属于人性之爱。在野党的领袖们常常爱提出一些看起来似乎可行的改革方案，据他们说，这种方案可以消除人们早已深恶痛绝的种种不便和陋习并永久地防止它们卷土重来。尽管在现有体制下的帝国公民在好几个世纪里都安居乐业，但他们还是常常提议对国体进行改革，尤其是在那些最关键的环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领袖的煽动使新的制度笼罩了一层谣言的光芒，所以尽管这个党派的多数成员都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新体制，但他们还是陶醉在它虚构的完美中。许多领袖会因此而自我陶醉，同那些愚蠢的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宏图大志，尽管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力可能是他们的本意。这些领袖要一直保持清醒，不让自己的追随者有半点失望，为此他们常常违背良心和原则按照大家最喜欢的意愿来行事。显而易见，这种党性的狂热行为截断了一切调和、折中和合理的迁就、通融的可能性，这使他们经常因为目标太远大而不能成一事，甚至很多只要稍加注意就能解决的问题却无人问津，永远得不到解决。

但是，有一种人就不会这样，那就是完全由人性之爱推动的热心公益的人。他尊重现存的各种权力乃至个人特权，尤其尊重最主要的社会阶层和等级的传统权力；他尽力协调那些并非不可动摇的特权和权力，尽管他知道许多权力和特权被滥用了。柏拉图有句名言说：“不可用暴力对待你的父母，更不可用暴力对待你的国家。”西塞罗明智地认为这是柏拉图的神圣箴言。他虔诚地信奉柏拉图的这句名言，即使用理性无法更改人们的偏见，他也不会使用暴力，他只是努力协调自己的政治计划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以防它们产生冲突，在此基础上尽力劝阻人们抵制法律，努力修正在无法确立正确的东西之前的所有错误。他会以梭伦为榜样，尽量在人们的承受范围内制定最完美的法律体系。

但是，政府中的掌权者却不会这样，他们总爱自以为是地相信自己头脑中虚幻的政治计划是最完美的，不容忍别人对它进行的任何一点变更。他总是努力地全面推行这个计划，忽视可能影响计划实施的各方面重大利益或偏见，好像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是他的棋子任其摆布。然而，他忘了：棋盘上的棋子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但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的棋子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的教条。也就是说，如果两种原则一致、方向相同，社会的棋局可以顺利地走下去，且有可能取得较好的结局。反之，盘棋走得就不会顺利，我们的社会必然也不得安宁。

在一切政治投机者中，最危险的是处在权力顶峰的国君。因为影响政治家的一般想法对于法律和政策中系统的、宏观的理念是有意义的。相反，如果无视各种反对的声音，认为自己是全体国民中最有智慧的出类拔萃之人，自己的判断是辨别正误的最高标准，其他人应该适应他、迁就他，那么他就很难在很短时间内全面实施这个理念。为了成为改革家，这些高高在上的贵人开始屈尊留心考虑自己统治的国家结构，但他们始终相信只有自己的决断是正确的，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意义所在，不能忍受那些可能影响他的意志贯彻执行的东西。由此看来，柏拉图的神圣箴言在他们那里狗屁不是，他们改革的伟大目标是清除他们面前的障碍，削弱贵族的权势，剥夺各城市和郡县的特权，最终使那些地位最高的人和最显贵的阶层都丧失往日的特权，丧失反对他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