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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第十五章 人格的力量（第2页）

“我会的。听说你们家也出事了，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您已经教会了我怎么做，我想我能处理好。”

马国栋对锦华这样快就变得成熟起来同样感到吃惊，同时也感到欣慰，说：“那就好。不过还要更加小心谨慎，注意保护好自己。”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了锦华，锦华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也有一个大红的A字，红字下面也用红线绣着一个单词：Angel。

父亲在变电站附近买了200斤高价麦子，让我和二哥用架子车拉到磨坊去磨成面。二哥帮我把麦子运到磨坊，说：“你先在这排队，我一会来替你。”说完就跑得不见人影了。磨坊在李家坪村口，那里到处种着荞麦，麦子熟了以后，荞麦花就开了，荞麦茎叶都是紫色的，花是粉红色，很小很精致，单拿一朵出来不是很好看，但是漫山遍野开起来却很有气势，一片紫红的茎叶上面，是一层粉红带白的花朵，错落有致。也许是白天太闹腾，人们闻不到花香，但是到了晚上，一阵阵幽香便随风飘散过来，令人心醉。

磨坊是安家山公社借着战区有电的条件开的，磨一斤麦子一分钱。附近的农民大多舍不得这一分钱，所以来这里磨面的反而是高地和114厂的工人居多。磨坊只有一台小型电磨，一天24小时不停地转，也只能磨个一千多斤，因此有时候排队要排一两天。有口袋在那排队，我用不着盯着，便坐在磨坊门口看书。书是姐姐上中学时的语文课本。姐姐很爱惜书，每学期新书发下来，她都要点上一根蜡烛，一页一页地滴在书角上，这样书角就不会卷。她用过的全套中学课本都还像新的一样，一本也没少，全部被母亲用白包袱皮包好带到大川来了。可惜那些数理化我们看不懂，全都生炉子用了，只把语文、政治和地理、历史留了下来。我没事的时候就翻那些书看，开始时是挑着看，先看那些有意思的，能看懂的，看完再挑第二遍，后来姐姐发现了，就让我从头到尾一本一本系统地看，不会的她可以给我讲。幸亏我有这样一个姐姐，幸亏母亲把这些书保存了下来，否则后来我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大学。我正在看书，忽然看见春桃抱着小安家走了过来，我问她干吗去，她说：“我嫂子有事，让我把孩子先给我哥抱回去。你在这干吗？”我说磨面，春桃说：“我爹昨天也买了不少麦子，你替我排个队，一会我也来磨面。”于是我就把自己的小板凳放在了口袋旁边，算是替她排队。不一会，我看见祥子哥骑着自行车从村里出来了，他回到高地把一麻袋麦子驼了过来，然后才把春桃替出来磨面。

春桃也提了个小板凳来，手里还提着一个手绢包，里面不知包的什么东西。她在我旁边坐下，打开那个手绢，里面是一个热粽子，她把棕叶一层一层打开，递给我说：“你吃吧。”在那个穷困的年代，人们对吃的特别敏感，粽子一剥开，糯米红枣的香味顿时就出来了，我馋得哈拉子都要出来了，嘴上还在客气：“我不吃，你吃吧。”

“哎呀，你客气什么，让你吃你就吃呗。”

我还是没有接那个粽子，春桃见我不接，一伸手把粽子塞进了我的嘴里，这时我早已把粽子的香味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春桃的动作上，那一刻，我觉得她真美，简直就是一个天使。我的心砰砰跳了起来。我叼着粽子，呆呆地看着春桃，春桃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吃！”

我三口两口把粽子吃完了。粽子是什么味道，根本不知道。

春桃刚到不一会，志刚和志远也来了，志强这会还在家里养伤，来不了。志刚来的时候我后面已经排了几个人了，志刚想夹队，后面的人不让，于是便打了起来。春桃一个劲地劝解，说：“我排到后边，你占我这个号不就行了吗？”

志刚不干，非要和人家玩硬的，结果让人打了个满脸花。正在这时候，我二哥回来了。看见志刚让人打了，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两拳，把对方打得连连后退。对方是114厂的子弟，看见我们人多势众，没敢吱声，偷偷回去又叫了一群厂里的子弟来，把二哥和志刚围到了中间。我一看势头不好，赶紧跑回高地叫人。高地离磨坊很近，不一会就来了一大群。可是等我把人叫来，架早打完了，二哥把那一大群114厂的子弟全打服了，没一个再敢上的了。从此鲁育田的名字在战区大震，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不过事后二哥还是遭到了报复。从那以后，战区的孩子们就打起了群架，有时候一声吆喝双方能聚集起两三百人来。不过提起我二哥的名字，没有一个不害怕的。另外一个特别能打的是马列。马列打起架来有一股不要命的狠劲，身上常常带着刀子，急了就捅你一刀子，有一次，他让几个114厂的几个子弟围上了，掏出了刀子，对方一看，哈哈大笑，说：“水果刀呀，给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从腿上拔下一把三角刮刀，那是钳工刮铁屑用的，有一尺多长，锋利无比，上面还有三个槽，很像苏式步枪刺刀上的血槽，另外一个从腰里抽出一条钢鞭，那是从搅拌水泥用的振动棒里拆下来的弹簧心，一鞭子下去能把人的骨头打折。马列只好投降了。但是他很快也换了装备，搞到了刮刀和钢鞭。群架越打越凶，这些打群架的队伍也在不断地分化改组，今天你倒戈，明天我反水。在这些战斗中，马列的一条腿被打瘸了，和我大哥一样，成了残废。

孩子们打架，是跟大人学的。三大派的造反派们，整天在小学校的教室里辩论，争到激烈处便大打出手，开始只是动拳头，后来就换成了镐把、榔头、大刀、长矛，最后连保卫科的武器弹药也被一抢而光。但是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后来红三司搞了一次武装游行，那才叫我们大开了眼界。红三司是后成立的，无论从人数上还是装备上都比另外两家差得远，每次武斗把县城的、铁路上的同一派的战友全叫来也占不了上风。后来他们联系上了附近一家兵工厂，把厂里生产的武器全部搬出来搞了一次大游行。在此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就在和我们隔几座山不远的另外一条川里，有一家生产常规武器的兵工厂，他们不仅生产半自动、自动步枪，还生产冲锋枪、手枪和机关枪，有些正在研制过程中的新式武器还没有装备部队，就已经拿出来武斗了。幸亏生产子弹的和他们不是一个厂，否则这些武器落在造反派手里不知要打死多少人。可是大川的工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缺乏子弹，一场武装游行把工总和红总的士气彻底打垮了，很多人反水站到了三司一面，为了共同对付三司，工总和红总再次实现了联合，统称工总。

我们这些捡煤渣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派别。朱巧凤的父亲表态支持三司，于是她便组织了一个红色接班人战斗队，加入了三司。可是他们只能给人家打水扫地，连站岗放哨的事都不让他们干，因此我们很瞧不起她那个接班人战斗队。我们这些工人子弟父亲大部分是工总的，因此我们也组织了一个红孩子战斗队，加入了工总，我们的遭遇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去，你愿意在人家辩论的时候烧点水送去，人家也不拒绝，你不去也没人来给你派任务。但我们还是愿意凑热闹，愿意听他们辩论，甚至愿意看他们动刀动枪地打架，一点也不知道害怕。

有一天晚上，我刚躺下，听见小学校方向喊声大作，接着传来砰砰的枪声，我和二哥一骨碌爬起来就要往外跑，母亲一把拉住二哥，不让他去，我趁机跑掉了。跑到学校门口，只见从县城方向开来几十辆大卡车，车上的人都带着柳条帽，手里拿着大刀、长矛，一下车便把小学校包围了。我刚进校门，看见势头不对，就要往回走，可是两把明晃晃的长矛对准了我，说：“站住！不准动！”我只好又回到了院子里。

小学校是工总的司令部。操场上聚集着许多人，有的拿着大刀、长矛，有的扛着猎枪和自制的土火枪，一个头头手里拿着一个干电池话筒指挥着：“大家冷静一点，别乱。我们被包围了。拿枪的战友们赶快上房，占领制高点，一排堵住前门，三排负责守后门，二排想办法从东墙上冲出去，叫救兵来！”

人群乱哄哄地散开了，一些人上了房，其余的人也根据刚才的安排向几个不同的方向跑去。外面三司的人开始往房上扔石头，房上的人则揭下瓦块来当武器还击，枪声、土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开始时工总的人是朝天上放枪，可是三司的人不害怕，仍然往里冲，砖头瓦块挡不住这些人的进攻，于是便向人群开火了。大门外立刻传来一声声惨叫和哭号声。三司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很快他们又组织了第二次冲锋。

我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像逛公园一样从前门溜达到后门，又从后门转到前门。前门外围的人最多，因为工总开了枪，他们冲了几次便不再敢冲了。两边的造反派一边相互咒骂着一边扔砖头。我找了个墙角，一面能掩护自己，一面帮着往外扔砖头。正扔得起劲，忽然发现身后有人拽我，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朱巧凤。

“你怎么也来了？”

月光下，我看见她冲我笑了一下，说：“有意思啊！”

“什么有意思！快给我递砖头，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我才不管呢，我支持三司！”

“好啊！原来你是个奸细……”我正说着，一块砖头飞了过来，正好砸在朱巧凤的脑袋上。

“哎呦！”朱巧凤蹲在地上捂着脑袋叫了起来。我说，没事吧？掰开她的手一看，流血了。于是说：“赶紧到医院去包扎一下吧。”

朱巧凤瞪着眼睛看着我问：“流血了吗？”

我点头说是，她一听流血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我把她扶起来说：“哭什么呀，我估计一时半会死不了。”

朱巧凤伸出拳头来要打我，可是一看手上有血，就又哭了起来。我扶着她往校门外走，几个造反派用扎枪指着我们喝问道：“站住！哪一派的？”

我说：“哪一派都不是，我们是学生。”

一个造反派冲着我们骂道：“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跑到这来玩！”

另一个造反派对他说：“算了算了，小孩子家，让他们赶紧走！”

我俩往外一走，对峙的双方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我们身上，外面三司的人看见里面防守松懈，呼啦一下冲了进去。只听哎呦的一声，一个人倒在了地上。外面的人一下子冲进学校里面，转眼间校门口就没人了，那个人还躺在地上呻吟着，朱巧凤忘记了自己头上的伤，拉着我走到那个人身边，只见他身下流了一大摊血，我蹲下身来一看，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那人是张大眼儿。

“大眼儿，你疼么？”

大眼儿面部剧烈地抽搐着，眼睛瞪得大大的，样子非常可怕：“快，快去叫人来！”

我和朱巧凤刚要去叫人，忽然冲过来一大群三司的人，不由分说把我们带到了三司的司令部。一个造反派头头认识朱巧凤，说：“这不是朱经理的丫头么？你们半夜三更地跑出来做什么！”那个头头让人找来医生，给朱巧凤包扎了，还发给我们一人一张通行证，打发我们回家了。

张大眼儿死了。这是我第二天在高地的广播里听到的。那天天还没亮广播里就放起了哀乐，与那哀伤的乐曲不太协调的是三司播音员那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为张达远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喊得整个高地一片恐怖声。事实上这笔血债前一天晚上就还过了。三司在这场武斗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三司只死了张达远一个人，而工总被打死了十一个人。那一天是1967年的11月14日，11。14，恰好与114厂的代号暗合。从那以后，大川人都觉得14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搞经营的人对这些很忌讳，改革开放以后，厂子就不用114这个代号了，改成了118。

大舞台上的毛主席像被换成了张达远烈士的遗像。舞台上下摆满了花圈。高地四周布满了三司的岗哨，没有通行证，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工总的造反派在广播喇叭的督促下开始三五成群地带着武器到小学校去自首，进门时要放下武器，解下腰带，通过一条五六十米长的夹道欢迎队伍，欢迎的人手里都拿着皮带，自首的人一进入夹道，欢迎的皮带便雨点般地抽下来，直到走出夹道为止。夹道的尽头摆着几张桌子，桌子上备有纸笔，进去之后要写一张自首书，声明自己加入工总是受了工总一小撮坏头头的欺骗，宣布从此与工总脱离关系加入三司，就可以提着裤子出来了。但是对那“一小撮坏头头”就没那么便宜了，要在教室里进行单独交代，那里的“欢迎仪式”更为隆重，已经把几个人打得站不起来了。即使不是“坏头头”，只要你和对立派中的哪个人有过节，也会被指认出来，押进教室进行单独交代，这是个报私仇的绝好时机，很多人都不会放过的。

一大早，我就提了拣煤渣的油漆桶去给父亲送信，告诉他工总战败了，不要回来。从0号房下了坡，经过大舞台前面就是小学校的正门，里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大刀、长矛等刚缴来的武器堆成了一座山，一些人正沿着欢迎夹道往里走，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捂着脑袋，不时地传来被打的人的哭号声。还有一些人已经办完了必须的手续，正提着裤子往外走。人啊！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折磨自己的同类！

多亏了那张通行证，否则我怎么也出不来，因为那天出来捡煤渣的孩子都被堵回去了，一个也不让去。

我经常去变电站，给父亲送米送面和生活必需品。父亲自己能做饭、洗衣服，根本不需要人照顾。只要按时把他需要的东西送去就行了。我把高地的情况对父亲说了，父亲听了，一脸庄重地对我说：“他们可能会到这里来，你赶快叫一些同学来，如果他们把我抓走了，你就带着同学守在这，我不回来不许走！”接着，父亲向我交代了一些安全细节，我刚要走，十几个造反派就提着大刀来了。他们要抓父亲和变电站的几个人去“自首”，父亲一再对他们说，这是刘书记临死前交代的任务，他绝对不会离开半步的。可是造反派不依不饶，非要把父亲带走不可。正在这时，赵叔来了。赵叔一看他们对父亲推推搡搡的，就来了气，哗啦一下把子弹推上了膛：“他妈的，这是关系到全战区用电的关键地方，你们跑来捣什么乱？”

那些造反派都知道赵叔的历史，他是个老红军，又是在岗位上，真要是开了枪，估计把他怎么样不了，自己可就白死了，于是纷纷朝后退去。父亲趁机说道：“回去告诉你们领导，我在这是不会跑的，什么时候来找我都行，但是变电站要是出了问题，你们可要负责！”

那些造反派走后，我聚集了十几个人，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接替父亲看好变电站，可是那些造反派却没有再来，因为战区第二天就军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