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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第九章 兄弟姐妹（第1页）

009第九章兄弟姐妹

1958年，伴随着大跃进的脚步声，父亲把我们带到了北京。建筑公司刚到北京就投入了十大工程的建设，没有时间给工人盖宿舍，父亲就在衙门口租了两间房子。衙门口是石景山区很有名的一个村子。当年宛平县的衙门就设在这里。宛平城位于永定河边的卢沟桥头，是明末为了防李自成进京匆匆忙忙修建的，因为时间紧迫，经费紧张，建得太小了，东西长600米，南北宽只有300米，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县城。卢沟桥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冲，也是商贾往来的必经要道，满清入关以后，这里就变得更加繁华了，来来往往的部队、商贾、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就连皇上也要来这里看看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所以搅得衙门已经没法正常办公了，只好屈居北迁，把衙门建到了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因此得名叫衙门口。我小时候就是在衙门口长大的。当年的县衙门就是我上小学的学校，五环路开通的那年被平掉了。

衙门口原来属于丰台区，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后来又归到了石景山区。衙门口是大队建制，有几百户人家。我家住在上街一号。一号这个号码一听就是靠边的，靠上街南头。院子南边是村头的场院，麦收过后，场院上总是堆着几堆麦草，直到风吹雨淋把金黄的麦草垛晒成灰黑色，那些麦草也没人动。我们经常在麦草垛里玩捉迷藏。姐姐放学回来，常常带着我们弟兄三个去挖野菜、捉蚂蚱。那时二哥和我还小，大哥腿不好，都只能捉到一些小蚂蚱，只有姐姐回来才能捉到大蚂蚱。有一次，姐姐捉到了一只一扎长的大肚子螳螂，一下子就把我们弟兄三个的胃口吊起来了。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希望能捉住大蚂蚱，姐姐也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有时会捉到蝈蝈，有时会扑到大蝴蝶，有时也会一无所获，只是提着一串小蚂蚱回来了，那样我们就会觉得今天没有收获，很无趣。

一号院东面是一块空旷的田野，冬春种麦子，夏秋种地瓜。每逢“五一”、“十一”，这里就是我们看礼花的地方。大人孩子一起聚集在村头，看一阵说一阵闲话，礼花快放完了，便三三两两地往回走。麦田里有两座坟，不知是谁家的。秋后玉米下来的时候，每逢吃过晚饭，房东大婶就会拿出两个元宝形的装玉米棒子的大笸箩，然后吆喝着：讲故事喽！于是院子里的孩子们马上就围到了笸箩旁边，一边帮着房东大婶搓玉米，一边听她讲故事。院子里住着四户人家，家家孩子都不少，笸箩边一围就是七八个，那两个笸箩也真大，一个笸箩能睡下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房东大婶讲的大多是一些穷人和地主斗智的故事，有时候也讲一些鬼怪故事，一讲到鬼怪故事，我们就会联想到院子后面那两座坟头，吓得晚上不敢出门，甚至白天也不敢到那两座坟前去。

姑父、赵叔和牛叔也都在衙门口租了房。赵婶身体好，很能生，结婚以后，平均不到两年一个，进北京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儿子。赵叔那点工资已经不够她花了，赵婶不得不出来做临时工。她的脖子上落下很长一道疤，烟也比过去抽得凶了，一天一包不够。她那种好吃懒做的毛病改了不少，但是依然不会算计着过日子，到处借钱，背着一屁股债，也不知道愁，整天还是乐呵呵的。

牛叔和牛婶感情一直不好，但是牛叔当了劳模以后，两个人再没闹过离婚。到了北京以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家里生活变得紧张起来，牛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出来干临时工。

母亲十分羡慕牛婶和赵婶，也想去干临时工，那会姐姐和大哥都上学了，母亲把我和二哥送到了衙门口大队托儿所，跟着牛婶和赵婶去上班。那时母亲已经怀上了弟弟，身子很重了，在家把腰勒了又勒，生怕人家看出来不要她。母亲总共也没上几天班，她的肚子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工地上干的都是重体力活，人家不敢再用她，把她辞退了。不久，弟弟育海就出生了。

调到北京以后，父亲的工资根据地区差又降了一些，每月只有94块钱。随着弟弟的出生，家里生活变得拮据起来。在工人群里比，父亲是大级工，情况算是好的，但是也很紧张了。十大工程结束以后，建筑公司归了石钢（石景山钢铁公司，即现在的首钢），父亲还想像以前那样积极，但是生活逼得他不得不考虑家里的事情了。父亲再次显示出了他非凡的生存能力。石钢有个焦化厂，生煤在炼焦之前要洗，洗煤的水带走了许多煤渣煤末，沉淀在小河沟底，形成了煤泥，父亲便利用星期天去挖煤泥，然后用自行车带回来。建筑工地上每天都有锯末刨花等废料要处理，允许工人们带回家，否则积压多了很难处理。父亲便用麻袋一袋袋地用自行车驮回来。家里烧的就靠这些，基本上没有买过煤。他还在永定河边开了两块荒地，种了些地瓜、花生和玉米，下了班，他不是去弄烧的，就是去侍弄这几块地，每天都是天漆黑了才到家。

父亲并没有放弃争取入党，每天下班之后，只要有政治学习或党课活动，他就不去忙自己家那点事，而是专心坐下来学习。他知道他的入党问题主要卡在母亲的家庭出身上，于是便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顺义县跑，沿着当年外调人员曾经走过的路线，又把那些庄走了一遍，但是依然没有结果。母亲决定亲自到顺义去一趟，看看能否根据残存的记忆找到自己的家。于是在一个星期天让父亲用自行车带着她去了顺义。

他们先去了鲁各张庄，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村庄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母亲找不出一丝能和她的记忆对上号的痕迹，又到鲁各庄、张各庄看了看，结果也一样。从衙门口到顺义有五六十公里，父亲一个人去，骑快点还能在天黑之前返回来，带着母亲就慢多了，看完这三个村子，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只好往回返，回来路过柳镇，天已经黑了，他们就在路边一家小饭馆要了两碗面条，打算吃完再往回赶。小饭馆不大，打的牌子却是地方国营柳镇饭店，饭馆里没什么客人，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没什么事干便与他们攀谈，问他们是哪来的，来干什么？母亲说是来找家的，然后把自己的身世简单地告诉了那个服务员。外祖父姓季，母亲问那个服务员柳镇有没有姓季的，服务员说，柳镇这么大，我哪能都认识呀，再说哪有那么巧的事，你来找家，坐这一打听刚好就碰上了？母亲找家心切，说：“都到了顺义了，我觉得我家的人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可就是联系不上，饭馆里过来过去的人多，要不你帮着打听打听？”母亲临走时还给她留了联系地址。那天父母亲回到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

衙门口大队的文化生活搞得很丰富，小学校每个礼拜都放电影，五分钱一张票，即使是五分钱，从母亲手里要出来也不容易。母亲很会过日子，她一辈子几乎没向别人借过钱，全靠精打细算维持生活。那时北京的许多专业文艺团体响应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号召，经常出来为工农兵义务演出。北京评剧一团二团都来过衙门口，马泰、魏荣元、新凤霞、花淑兰、小白玉霜、赵丽蓉等著名演员都在衙门口小学的舞台上露过面。这些演出不要钱，否则大队也请不起。这些演出，母亲是场场不落，下午一放学，母亲就叫我们拿着小板凳去占地方，然后再轮流回来吃饭。演出的剧目大部分是《向阳商店》、《夺印》、《箭杆河边》等新戏，也有一些老戏，像什么《刘云打母》、《顶锅》、《王少安赶船》之类的。

紧接着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父亲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在正常年景下养活一家人应该没有问题，困难在于买不到粮食，按照国家供应的标准，再加一倍也不够我们这些孩子吃的，黑市上粮票已经涨到了三块多钱一斤，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充其量只能换回30斤粮票。父亲那两块地也种不成了，因为还不等地里的庄稼成熟，就被人偷光了。我记得从六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去挖野菜、撸柳芽、挖白菜根子。很长时间内，家里没有吃过净粮食，顿顿是菜粥，满碗的菜找不到几粒米，弟弟当时还小，每到吃饭时，母亲盛起一碗粥，先把上面的菜挑着吃完了，最后碗底剩下不多的一小堆米粒倒给弟弟，在母亲的带动下，我们几个做哥哥姐姐的也开始给弟弟挑，一碗粥盛上来，先扒拉着把菜叶吃光，把碗底上剩下的那一小堆米粒留给弟弟，每人一碗下来，弟弟的小肚皮差不多填饱了，我们才开始心安理得地吃第二碗带米粒的菜粥。

按说吃供应粮毕竟每月有一定数量的保证，不至于难到这个份上，记得那时家里四个大箱子装的都是粮食，直到箱子里的米生了虫、面发了霉、结成了疙瘩母亲才拿出来给我们吃。粮本子上还存了不少，没有全买回来。父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挨饿挨怕了。他们不是不相信共产党，是怕老天爷不给共产党面子，怕有一天供应粮断了，所以把本来就不够吃的供应粮又储存了一部分。后来粮食政策稍稍灵活了一点，在粮店可以用1斤粮份买5斤地瓜或两斤半地瓜干，于是母亲把粮份几乎全部换成了地瓜和地瓜干。这样我们可以吃饱肚子了，可是那几年的地瓜却把我吃伤了，以后一见到地瓜胃里就反酸，到现在我也不吃地瓜，一辈子不吃也不想，但是这个话绝对不敢在母亲面前说，我说过一次，母亲立刻把脸沉了下来，说：“一辈子别说这种话，不然老天爷还要让你挨饿！”

那两年我们吃不到净粮食的饭，可是母亲却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保证让父亲吃上不掺菜的粮食，吃饱。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父亲身体垮了，一家人还怎么活！每天下午母亲蒸干粮的时候都是蒸两样，一锅两屉菜团子中有几个净面窝窝头，那是给父亲吃的，剩下的给他带上作为第二天的中午饭。每天早上父亲上班时都要和母亲争执半天，母亲一定要让父亲带三个窝窝头，父亲却坚持只带两个。就是这两个窝窝头，父亲还要剩下半个，回来后分给我和弟弟吃。父亲下班时，饭盒总是夹在车座后面的，我知道饭盒里有半个窝窝头，于是每天父亲下班时就到街口去等，眼巴巴地盼着父亲早点回来。父亲一到，我立刻迫不及待地把那个饭盒取下来去和弟弟分窝窝头。我想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经不起孩子那样期盼的眼神一看。

我的没出息的举动很快被母亲发现了，她十分严厉地呵斥了我一顿：“谁让你天天到门口去等你爹的？你六岁了，还不懂事吗？”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哭了起来。母亲或许觉得对我有点过于严厉了，有些不忍心，过了一会，又拿给我半个净面窝窝头，我没有吃，偷偷塞给了弟弟。

其实，家里挨饿最多、吃粮食最少的是母亲，大哥从小身体不好，瘦得三根筋挑着个脑袋，需要特殊照顾，弟弟小，营养要保证，剩下的三个孩子也都比她重要，母亲牵着这个挂着那个，心里惟独没有自己。母亲的脸浮肿了，肿得吓人，脑门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没什么病，可能是吃野菜吃的，多吃点粮食就好了。

困难时期经常有要饭的登门，对待这些要饭的，母亲不是塞给他们一点吃的打发了就完事，每次都是拿个小板凳让人家坐下，吃饱了再走。有一次，母亲熬了一锅大米地瓜粥，这在我们家也算是改善了，可是粥刚熬好，来了三四个要饭的，母亲让他们坐下，给他们盛粥，几个人大概是饿坏了，吃了一碗又一碗，眼看快把一锅粥吃完了，看见我们几个孩子在旁边看着，实在不好意思再吃了，放下碗要走，母亲知道他们没吃饱，又给每个人盛了一碗，把锅底刮得干干净净，说：“你们吃饱，孩子们一会我再给他们做。”

那一年出了奇迹，我们老家这个山东最穷的地方，居然没有遭灾。春节前夕，伯父给父亲写信，说外面要是过不下去，就带着孩子回来过年。于是，父亲带着我回了一趟老家。

1949年父亲去了关东之后，伯母也带着三个孩子走了。伯父想把自己亲生的那个儿子育禾留下，但是伯母不肯给他，担心他养不活。伯母回去不久就改嫁了。伯父曾去重庆看过他们，想把育禾带回来，但是一直和伯母交涉不通。父亲进了鞍钢之后，又回过一次老家，那次回去是给伯父娶亲去了。那会伯父才四十多岁，新娶的伯母年纪也不大，但是一辈子不生养。

伯父膝下无子，一直想跟父亲要一个孩子，父亲答应了，却一直舍不得给，也一直不敢回老家，怕伯父跟他提起这个话茬，这次回老家之所以带上我，是因为育禾从重庆跑回来了，父亲不必再担心伯父跟他要孩子了。

我是第一次回老家，对我来说，老家既神秘又陌生同时也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听父亲讲过许许多多关于老家的事情，却没有亲眼见过，因此这次回去几乎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去的。我们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下了长途汽车，我问父亲：“当年你闯关东就是从这走的吗？”

父亲用手摸着那棵老槐树，说：“是，一晃都二十年过去了。你看咱家门口那两棵杨树比这老槐树都高了。那是土改那年我和你妈栽的。”

我顺着父亲的手指望去，村口竖立着两棵参天的白杨，可惜是在冬季，只剩了干枯的树枝，没看到它枝繁叶茂、生气勃勃的样子，我问：“那就是咱们家？”

话音刚落，伯父和育禾哥从院子里跑出来接我们来了。

育禾哥是1948年生的，和姐姐同岁，1949年他跟着生母去了重庆，后来他母亲又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五个孩子分别是三个父亲所生，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待在那个家里他一直觉得心里很憋屈，曾经跑回来两次，都让我那位前伯母给追回去了。大饥荒来临之后，育禾在那个家实在待不下去了，又跑回老家来找伯父。他已经十三岁了，懂事了，这次来决定就在老家待下去不走了。他在重庆那个家生活条件是要比我们老家好一些，但是人更需要的是亲情。

老家说是没有遭灾，可是生活比我们这些遭受灾害的城市人仍然要困难得多。回到老家，伯父想尽办法让我们父子吃饱吃好，可是父亲在屋里院里一转就清楚了，伯父那点存粮吃不到开春。因此，我们在老家只住了三四天就回来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大口袋干粮，有馒头、火烧、煎饼，还有粘米面的窝窝头。六十年代北京人走亲戚拜年往往是提个点心盒，差一点也是用草纸包二斤点心，可是我们老家穷，完全是另一种风俗，拜年的时候提一篮子馒头，走一家磕个头，留下两个馒头，算是礼品。这样的礼品是再实惠不过的，也体现了山东人待人的诚意。从解放前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是这样。父亲背回来的那一口袋干粮，就是乡亲们拜年时拿来的。本来伯父还给父亲准备了一袋粮食，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拿。

那年的秋天，我上学了。姐姐那会上六年级，大哥上四年级，二哥上二年级。姐姐和锦生在一个班。锦生哥学习不好，考试经常不及格。姐姐却是班上的第一名，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胳膊上戴着三道杠。姐姐是我们的榜样，父亲动不动就把我们哥仨叫到一起，说：“你们要好好向你们的姐姐学习，将来谁学得好，我供你们上大学；要是不好好学，小心我拿皮带抽你们！”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说我不说俺了。我还算给父亲争气，期末考试，考了两个100分。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除了100分我就没有考过别的成绩，只有上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偶然失手，做错了一道大题，扣了二十分，一拿到考试卷，眼泪顿时就下来了。二哥学习很差，回回考试都不及格，我升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和我一个班了。为了不好好学习，他没少挨父亲的打，小时候父亲是用鞋底打，后来大了就用皮带抽，父亲打起人来真让人害怕，可是不管怎么打，二哥的学习就是上不去。

大哥本是个聪明人，什么东西一看就会，但是也不肯好好学，只要能混个及格，就不再努力了。不过他确实聪明，平时吊儿郎当连作业都不做，到考试的时候抓紧突击几天就能及格，而且回回都能及格，从来没考过不及格。大哥的聪明不在学习上，他的爱好十分广泛，喜欢唱歌，口琴吹得也不错，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无线电小组，那玩意要花钱，母亲那么节省，我们连张电影票钱都要不出来，可是大哥却总能从母亲那里要到钱。当他把第一台收音机装好，哇哇地放着歌从学校提回来的时候，我和二哥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大哥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别看他腿不好，反应却特别灵敏，后来在七十五中校队也一直当守门员，没有人能代替他。上了中学以后，他又迷上了小提琴，母亲居然花十五块钱给他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时我们都还小，不知道他是抱养的，可是大哥自己知道，估计是大人们说话说漏了嘴，让孩子们听见传出来的。母亲怕他心灵上受到伤害，所以对他格外照顾。

大哥有了小提琴，就把那个口琴送给了二哥，二哥不要，说嫌他口臭，非要磨着母亲也给他买一把小提琴不可。母亲说，你不是那块料，买了你也拉不好。二哥不服，母亲说，不服你把那个口琴吹吹我听听，别说吹得和你哥一样，你只要能吹出个调调，我就给你买。二哥也真是不争气，拿着那个口琴练了很长时间也吹不出一支完整的曲子，我有时也拿过来吹吹，吹得比他要好一些，二哥脸上挂不住，就不准我动那支口琴，两个人经常为口琴打架。为了解决我和二哥之间的争端，母亲又花两块钱给二哥买了一把二胡，那个口琴就归了我。那时买支口琴还要三块钱呢，两块钱的二胡能拉吗？老百姓说世上最难听的声音有三种：抢锅、伐锯、驴叫唤。二哥整天像拉锯一样吱嘎吱嘎锯着那把二胡，锯出来的声音比这三种声音都难听，他自己锯了几天也就没兴趣了。那把二胡被扔进柴火堆里，很长时间没人过问，最后被当劈柴烧了。

二哥不拉二胡了，可还在觊觎大哥的把那小提琴，大哥不在的时候，他就偷着拿出来拉几下。那把提琴是大哥的心爱之物，整个衙门口也许只有这一把，大哥平时绝对不许我们动一下，如果他发现谁动了就会大发脾气。

大哥是有点音乐天赋的，很快就能拉一些著名的小提琴曲了。每天放学回来，往院子里一站，开始练琴，院子里的孩子们就都围了上来。我们最爱听的是《云雀》和《斗牛士之歌》，只要《斗牛士之歌》一拉响，我们这些孩子就排成队，踩着音乐的节拍在院子里咵咵地来回跺着脚走一圈。他拉别的曲子我们不懂，我们还让他拉斗牛士，他拉完一曲对我们说：“你们就知道斗牛士，知道我刚才拉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