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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第二十七章 下岗 下岗 下岗（第1页）

027第二十七章下岗下岗下岗

在西部设计院工作了四年，我还想再深造一下，于1986年考上了京华设计研究院的研究生。一种重回故乡的亲切感油然涌上心头，这里是母亲的故乡，实际上我也一直把她当作我的故乡。我离开这里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一下火车，激动得跟什么似的，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记得一个大学同学，老爱用一塌糊涂这个词，他的词汇里最强烈的形容词就是一塌糊涂，比如说房子干净，就说这房子干净得一塌糊涂，我那会就是激动得一塌糊涂。这次考研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留在北京，那家研究院也同意要我，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临毕业的时候，妻子得了急性肾炎，一病三年卧床不起，我只好又乖乖地回了兰州。

三年以后，妻子能下床了，我又给那家研究院写了封信，问他们还要不要人，他们说位置还一直给我留着呢，于是我调回了北京。

我爱北京，可是我发现北京并不爱我。有一次坐出租车，我坐的这辆车的司机和另一辆出租车的司机发生了争执，司机下车和对方对骂了半天，回到车上还气哼哼的：“这帮顺怀密（顺义、怀柔、密云）的家伙，连他妈交通规则都不懂！”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我还不算真正的北京人，是属于顺怀密的。我在单位里曾说过我是在衙门口长大的，一位老北京同事老是记不住，动不动就说我是门头沟的，我给他纠正了几次他还是这么说。门头沟是什么意思？是拉骆驼的和煤矿工人的代名词。我并不是耻于当拉骆驼的或者煤矿工人，而是觉得与其当门头沟拉骆驼的，还不如戈壁滩上拉骆驼的来得更正宗，因此后来就不大敢说自己是北京人了。更有甚者，有一次出差在机场误了机，机场方面安排我们住在顺义县城附近的一家宾馆，我想到了母亲老家了，怎么也应该去看看，于是打了一辆车直奔城里。按里程算，车费最多也就是10块钱，可是下了车司机硬是要五十，我说你们别这样，我也是顺义县人，司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我说是鲁各张庄的，司机说，那就给六十吧，气得我真想上去给他两拳。可是司机旁边还坐着一个壮汉，当时已是深夜，路上连个行人都没有，人家就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估计自己不是对手，也犯不着跟他们闹起来，于是掏出五十块钱扔给了他。下了车，我还听见司机在背后嘲弄我：“到底是哪的人呀？”

北京还有种种人事矛盾，种种其他烦恼，让我这个常年在外的“北京人”适应不了，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她的热爱。我就像一个单相思的情人，哪怕给再大的脸子看，我依然从心里爱着她。

我正沉浸在调回北京的喜悦之中，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说父亲病了，在南昌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一直治不好，想到北京来看看。接到信后，我心里咯噔地一下，这几年，先是因为读研，后是由于妻子的病，我已经六年没回去了。我赶紧给姐姐挂了长途电话，问了问父亲的病情，让她或二哥立刻把父亲送到北京来。

父亲得的是哮喘，这个病和潮湿有关，父亲曾到大哥那住过一段时间，西北气候干燥，一到大川就不喘了，可是回到江西还是照样。这次来北京也是这样，北京的冬春季节干燥程度和西北差不多，所以父亲到了北京也没怎么治就好了。他把抽了六十年的烟戒了，父亲真有毅力，戒烟的时候跟谁都没说，只是到了北京就没有再抽，以后也没有再抽。父亲病好之后，我想把他留在北京，可是父亲说什么也不留，他还是放心不下弟弟。我劝不动，就留他多住些日子，问他还想去哪里看看。父亲说，我哪都不想去，就是想看看人民大会堂里边是什么样。那时人民大会堂已经开放，可以参观了，可是不凑巧，偏偏父亲在的这段时间要维修，暂停开放。那些日子我天天往大会堂参观接待处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能修好，可是直到父亲走的时候还没修好。父亲说：“看不到里边就再看看外边吧。”于是我陪着父亲去了天安门广场。

和父亲当年自己去的那次不一样，大会堂的警卫工作十分严密，根本到不了跟前，围栏离墙根最近的地方也有五十米，只能远远地站在围栏外面看。我陪着父亲绕着大会堂走了一圈，最后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跟前，七十七岁的父亲，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庄严地望着自己亲手刻下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再次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我为父亲拍了一张照片，我的照相技术一般，但是那张照片拍得还不错，那是父亲的最后一张照片。父亲去世后，我把它放大了，挂在家里的墙上。一看到父亲的照片我就想起著名画家罗中立的那幅油画《父亲》，那是一幅震撼人心的作品，画中那位父亲，脸上深深的皱纹里饱含着一个中国农民所受的辛酸和苦难，从那张脸上，我读出了憨厚、朴实、坚韧、承受、无奈还有许多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和画中的那位父亲相比，我的父亲和他有着一样多的皱纹，但是在父亲的皱纹里，还有和他不同的东西：智慧、自信和作为一个工人的自豪。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一看见父亲的照片，就想起他胸前的那一片伤疤和腿上那些数不清的筋疙瘩。

照完相，我问父亲还想不想看看其它建筑，父亲没反对，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当年的十大建筑有五项在长安街上，于是我们来到民族文化宫。父亲说民族文化宫不是他们建的，但是他进去看过关于西藏农奴制的展览。我问他还想不想再进去看看，他说看看外边就行了。忽然，他指着旁边一座建筑问我，那是什么？我说那是工商银行总行大楼。

父亲走到跟前看了看，说：“怎么一块石头、一根木头都没有？”

我说：“现在的建筑已经完全变了，不但没有一块石头、一根木头，连一个焊接点都没有，这座楼完全是组装的。”

“组装的能结实么？怎么瞅着这么单薄呀？”

“完全是钢架结构，应该比钢筋混凝土的还结实。”

父亲有点失落感，说：“这么说我这门手艺将来真的没用了？”

我说：“不会的，手工的工艺将来要比这些机械的自动化生产出来的东西更有价值。”

“你不是安慰我吧？”

“不是，是真的。”

“造这么一栋楼得多少钱？”

“人家不让说，是保密的，不过我听说是39亿，光安装费用就一个多亿。”

“天哪，全国一个人平均摊好几块钱，他们能挣来这么多钱么？”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于是支吾着带父亲又去了军事博物馆。

父亲临走的时候告诉我，那一万块钱攒得差不多了，再有个一年半载就齐了，等攒齐了就让姐姐把钱寄过来，放在我这里保存。我听了非常高兴，谁知那一万块钱后来竟变得毫无意义了，和一千块一百块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多够一个三口之家生活一两年的。那天父亲非常高兴，他说：“我这辈子苦没少吃，可是总算把你们都带出来了，看见你们都生活得挺好，我就放心了。这回我可以安心地去见你妈了。”

说句不孝的话，父亲如果真在那个时候走了，他的一生是圆满的，幸福的，可是他偏偏又在世上滞留了几年，那几年几乎把他的心都揉碎了。

危机早已经埋下了。早在八十年代后期，铜矿工程就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时101冶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那个人就是一公司经理梁晓川。他很早就提出了向民用建筑进军的口号。可惜他只是一公司的经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大公司领导的重视，他在大会小会上呼吁，没有人理他，这样一个庞大的冶金建筑公司要转型搞民用建筑，在大多数人眼里看来不可能。梁晓川孤掌难鸣，只好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铜矿工程结束之前，他已经悄悄地在樟树、厦门和深圳联系了几项工程，尽管都不大，但是一项工程养活一个工程队是没问题的。与此同时，他在一公司加强了成本管理和效益核算，提倡人人有成本意识。要转型还需要设备和人才的更新，这两条没有大公司的支持很难做到，但是他利用政策所能给他的权利，悄悄地引进了一些民用建筑所需的特殊人才。在101冶，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源管理概念的，那时人们还在用人事管理这个词；在整个领导层的意识还停留在行政化管理阶段的时候，他已经读了波特、科特勒等不少现代管理大师的经典著作。在他的努力下，一公司比别的公司晚垮了一段时间。当别的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来的时候，一公司的工人还有活干。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一公司最终也没有能够抵挡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被彻底肢解瘫痪了。

整个101冶发不出工资来了。价值几个亿的重型设备闲置在那里，任凭风吹日晒雨淋，没有一个人有心思去碰碰它们。人们走在路上都是无精打采的，打个招呼就是，你们那怎么样？回答是，还用问吗？为了省点电钱，晚上几乎家家都不开灯，家属区一片漆黑，从各家的窗户里，传出一片长吁短叹之声。俱乐部里连一个打牌下棋的人都没有了。各公司的书记、经理们都在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些年我们忙了些什么？早干什么去了？这时候，人们想起了梁晓川，他早就看到了，他一直在呼吁，可是当初我们为什么听不见？为什么不支持他？人们还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杨怀恩，他现在是公司经理，他应该对目前的局面负责，可是他这些年做了些什么？

杨怀恩当了一段人事处长之后，又当上了大公司副经理，本来是要提拔他担任副书记的，但是他自己坚决要求当副经理，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党委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开始他只是管人事和行政后勤的副经理，后来慢慢地就插手到了工程上。杨怀恩是个聪明人，干了几年之后，对建筑也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而且他历来善于揣摩中央和上级的意图，改革开放，什么词最时髦、最激进，总是最先从他嘴里说出来，一点不像他这个年龄的人，于是最终占据了一把手的位置。可是，无论是建筑学还是管理学都是科学，光靠权术和手腕是玩不转的，101冶最终就毁在了像他这样的一批干部手里。

冶金部已经撤消了，101冶现在归有色总共公司管，称为101建，但是习惯上人们还称它为101冶。后来有色总公司也撤销了，又归到一个大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代管。101冶瘫痪以后，总公司来人对干部作了一次考察，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任命梁晓川为大公司经理；这次民意测验对杨怀恩的反映很不好，本来是准备换人的，但是在宣布的前一天晚上决定又变了，杨怀恩改任党委书记。对101冶遇到的困难，总公司要求自己消化，自己解决，因为国家不可能把这一万多人养起来。

梁晓川受命于危难之际，还想力挽狂澜，使101冶这头巨兽起死回生。梁晓川和杨怀恩召开了党委、经理联合办公扩大会，梁晓川在会上作了一个主题发言，根据目前的形势，提出各公司先化整为零，各自派出小分队去找活，能找到多少算多少，先解决一部分职工的上岗和生活问题。但是，101冶还不能散，大兵团作战是101冶的优势，分散只是权宜之计，只是探索出路，获取经验，为集中做准备。为此，大公司打算先在一公司进行改革试点，因为一公司已经率先进入了民用建筑市场，取得了一点经验，可以去竞争更大的项目。但是在进入市场之前要对现有队伍进行一番改造，让一部分老弱病残职工暂时下岗，以保证有充分的竞争力。在一公司试点的基础上，各公司也要做好收回来联合作战的准备。这个发言简短明了，既有目前的应急措施，也有长远的考虑，应该说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大家又就一些细节问题展开了讨论。正在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工人们已经憋了很久的情绪爆发了。一万多名工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公司办公楼跟前，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干活！”

“打倒杨怀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