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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 第二十六章 好日子（第1页）

026第二十六章好日子

上一次跟父亲回老家，是在1961年的春节。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20年间，家乡的变化并不大。伯父还住在父亲留给他的那几间老房子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按人口虽然分到了十来亩地，但还是靠天吃饭，农民指望种庄稼是富不起来的。

我们村白山头这个名字没有白起，整座山包下面都是石灰石，那是文革后期发现的。大概因为储藏量太小，不具备工业开采价值，所以都是一家一户地在开采。开始的时候，上面还不断来人干涉，抓了几个人，批斗了几个，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胆小的就吓回去了，胆大的不管那些，继续挖。文革结束以后就没人管了，办个执照就可以来挖。村后的公路上拖拉机、三马子从早到晚不停地响，搅得满天都是白色灰尘。短短几年的时间，半个山坡都被削掉了。好在开采是在后山开始的，村子里的住宅没有受到影响。附近不少人家靠开采石灰石挣到了钱，富了起来。但是白山头的人胆子太小，比别人慢了一步，相反，倒是外村的人靠这座山头发了财。育禾哥也办了个执照，但是他动手晚了，没赚到什么钱。白景云的儿子白志家动手早，发了点财，新近又组织了一个包工队，承揽县里的工程。

育禾已经结婚了，儿子都七八岁了，叫化民。白山头的人虽然没发大财，但总的来说比过去好多了，村里多数人家都比过去好过了。

白景云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后来得了病，保外就医，死在了家里。

白志家请我们父子吃了一顿饭。他从县城买了不少螃蟹、大虾和活鱼，还有海参、鱿鱼等海产品，看样子花了不少钱，但是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肚子，还吃不惯这些东西，桌子上的扣肘子、炖鸡块差不多都吃光了，那些鱼虾、海鲜几乎全部剩在了那里。白婶还不显老，屋里地里的活都能干，说起当年的事情，白婶依然不忘旧情，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听说母亲已经去世了，白婶又跟着掉了一阵眼泪。

县里办起了阿胶加工厂，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生产阿胶的作坊，到处都是。还有一个玫瑰酒厂。据说一家搞化妆品的外国公司准备收购，然后改建成化妆品加工厂，以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着伯父和父亲到黄河边去散步。黄河上正在修建一座新桥，桥建好之后，从河阴到东阿就不用再从济南绕了。

父亲带着我给奶奶上了坟，之后，又带我到沈老爷的坟上看了看。由于多年无人照管，坟头埋没在一片荒草丛中，几乎找不见了。

父亲给沈老爷烧了纸，磕了头，我知道他这是代母亲做的。父亲让我也给沈老爷磕个头，我说，我不磕。父亲问为什么，我说，他对我妈不好。父亲见我不愿意，也没有强迫我。父亲让我帮他挖出当年他埋在地下的那块石碑。挖了一会，石碑的一角露了出来，父亲问我，现在能不能把它立到地面上？我说，最好还是埋在地下，免得惹麻烦。父亲嘱咐我说：“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不在了，万一沈家的人来找，你好带他们来。”我点了点头，答应了。

父亲在老家住了二十天还没住够。他很小的时候就和伯父分手了，后来总共也没在一起待几天，但是那种血脉相连的亲情是割不断的，两个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还有那些多年不见的本族的、村里的乡亲，也都格外地热情，东家请了西家请，除了早餐，我们几乎没在伯父家吃过饭。山东人待客的那种热情世上少有。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富足一点了，乡亲们都想表示一点心意。白志家还想再请我们吃顿饭，可是已经排不上了。临走的那天，他非要叫我们过去不可，可是伯父这边已经把送行的饺子都包好了，白志家过来把两盖帘饺子全端走了，硬是把伯父一家和我们父子拉到他家去了。

吃过饭，白志家找了一辆小轿车，一直把父亲和我送到济南火车站。到了车站，白志家从后备箱里提出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包裹，都是送给我们的。乡亲们已经送了很多土特产，我们无论如何也拿不了这么多东西，白志家说：“能拿了，我找人送咱们进站。”不一会，一个穿铁路制服的小伙子走了过来，手里还推着一辆行李车。白志家一直把我们送上车，等车开得互相看不见了才离开站台。

拿了人家这么多东西，父亲和我心里都很不安。父亲说，人家这都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我说，我知道。我以后想办法还他这份情吧。

我一直把父亲送到江西。

到了江西，我看到的是和大西北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这里的地形和我的老家很像，也是丘陵地带。土质是红色的，植被很茂盛，除了动过土盖了房子的地方**出一片片红土，几乎全是绿色。一到春天，火红的杜鹃花开遍了山山岭岭，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我们到达的时候，杜鹃花早已经谢了。路边有一种不知名的小黄花，叶茎很长，很柔软，被一朵朵花蕾坠得立不住，弯成了一个个圆弧，组成了一片非常好看的图案，看上去就像千万支姑娘们带的发卡插在了那里。生活区就在信江边上，江上还没有桥，只有一座浮桥，是用铁链子拴起来的数十条船组成的，上面搭上木板就可以走人了。据说这座浮桥还是一位国民党著名将领在解放前捐资修建的，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家。信江边上，有工人们刚搭起来的一排排活动板房，墙壁一律刷成了淡蓝色，为了减少日照的热量，屋顶都是白的。蓝天、白云、绿草、缓缓流动的江水、水面上的浮桥，再加上那些颜色清爽、童话屋般的活动板房，真是一片诗情画意。

如果你仅仅是看这么一眼，那真是进入了人间仙境。但是如果让你生活在这里，可就是另一番滋味了。这里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比长江四大火炉还要热，夏季里持续高温的时间要比四大火炉长得多。我一下火车，暴热的天气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不仅头上脸上都是汗，连腿上都出汗，裤子一下子粘在了腿上，那滋味可真不好受。

姐姐和姐夫把我们接到了她家里。姐姐住的是竹笆房，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房子里。一栋房十几间，两头各有一个洗澡间，一边是男的，一边是女的，洗澡很方便，不用烧水，直接扭开水龙头就冲，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功夫，我到洗澡间冲了四次，父亲忍不住说了我一句：“这都立秋了，你至于的嘛！”

竹笆房是延续当年的干打垒精神建起来的。一栋房搭好了架子，绑上竹笆，外边糊上红泥，人就可以住进去了。由于架子也是竹竿的，柔韧性非常好，拿钥匙一开门，整栋房子都跟着晃。谁要是回来晚了，这栋房子家家都知道。如果碰上个心术不正的人，把墙上的泥巴一拨，再找根棍一捅，隔壁干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这样的高温天气，工人们还要照常上班，不过作息时间改了，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下午四点到七点。看起来中午有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几乎一分钟也睡不成。刚到江西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瘦了，有的瘦了十多斤。

冬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一二月份梅雨季节，又潮又冷。这些享受惯了暖气和取暖炉的北方人，乍一没了取暖设施，冻得没处躲没处藏的。洗了衣服几天晾不干，晚上钻被窝的时候，被子都是湿漉漉的。

工人们极少抱怨这里气候不好，因为在工人们眼里，不能吃苦是一种耻辱。领导在这方面也很省心，用不着给工人们做什么工作，每天几毛钱的高温作业费就把他们打发了。

尽管条件这样艰苦，对于工人们来说，刚到江西的那几年还算得上是他们最好的一段日子。那几年几乎年年涨工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拿22级干部的工资，每月65块钱，但是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那些同学，普遍都涨到了四级工，相当于22级干部。可是我刚毕业不久就赶不上他们了，志强的工资已经涨到了六级，超过了大学毕业生的水平，每月还有一二十块钱的奖金。当然他那时也是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吃晚饭的时候，二哥、二嫂和弟弟妹妹全来了。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和姐姐年轻时差不多，长得虽然没姐姐那么漂亮，在家属区也算得上是个小美人了，远远地走过来，我几乎不认识了。太阳刚刚下山，姐夫就把桌子摆在了门外。一家三代十一口人又在一起聚齐了，流着汗吃着饭，热热闹闹好一幅天伦之乐图。可惜还差了大哥一家。父亲有点闷闷不乐，我们都知道他在想什么，谁也不敢提大哥一个字。好在姐姐的两个儿子一左一右坐在父亲两边，不停地问这问那，分散了父亲的注意力。二哥的女儿小倩才一岁多，刚会走，见了我们还有点认生，不大敢说话。

我来江西送父亲只是个幌子，主要任务是来相亲。其实也不用相，我刚到大川的时候就认识她，她家住在我家房后，每天出来进去我都能看见她。因此是名副其实的门当户对。她叫李心芬，比我大一岁，因为上学早，比我高两个年级，我在高地上学，她在县一中。那会志刚很喜欢她，经常给她写条子，让我和志强给她送。后来志刚出了事，对她打击很大，得了一场伤寒，差点没把命搭上。也许志刚不出事他们也成不了，但毕竟有这一层关系，因此我总觉得似乎是夺了志刚所爱。心芬不是长得特艳丽的那种姑娘，但是很文静，很耐看，如果把综合素质加起来打分，是高地我们这个年龄段里分数最高的。她还有个妹妹叫心芳，比她活跃，比她漂亮，她们俩是101冶的小伙子们人人都想摘取的一对姐妹花。因为她比我大，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有什么，是我在一公司时的一位老领导给我写信让我和她见见面谈一谈，接到那封信后，我的心狂跳了半个小时，于是就注定了我和她的一生。

心芬是工农兵学员，我上大学时她已经毕业了，在大公司办的721工人大学当老师。这样根基的老师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可想而知。但是在那所不成样子的所谓大学里上过学的青年工人不少，其中很多是我的中小学同学，他们都叫她李老师，这些学生里有不少人从心里爱慕她，但是碍于师生身份开不了口，我回了一趟江西就把他们漂亮的女老师拐走了，这些同学十分气不过，几十年以后还在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娶了她！

那年我二十六、她二十七，年龄都不小了，因此我一毕业就和她结了婚。那是1982年，弟弟也二十四了，父亲花了1500块钱买了两套家具，一套是给我的，另一套是留给弟弟的，打算等我一结完婚，就给弟弟娶媳妇。那时我的思想革命得一塌糊涂，二哥让他的哥们儿给我找了辆接新娘的小轿车，我说不要，就用自行车把我的新娘带回了家。不过也挺热闹的，姐夫、二哥、弟弟、妹妹，还有我那些中小学同学，以及姐夫和二哥的一群哥们儿、弟弟、妹妹的同学，心芬、心芳的同学，全都骑着自行车来陪我接新娘，一百多辆自行车排成了两行，一队在左，一队在右，护送着我们，沿着信江边的公路往家走，形成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风景线，也成了我们对中国婚礼礼仪的一次创新性贡献。多少年以后回忆起来我都感到很得意。那天我没打算大请客，只准备了两桌酒席招待双方的亲属和几个特别要好的长辈，没想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而且都带来了贺礼或者份子钱，只好又在一家饭馆临时订座，搞得父亲和姐姐手忙脚乱。

我们结婚以后，我岳父又托人来说亲，想把心芳许给我弟弟，来个亲上加亲，父亲一口拒绝了。弟弟的情况，因为有父亲和姐夫护着，外人很少知道。我们也不愿意把弟弟的情况说出去，怕影响他娶媳妇，更怕砸了他的饭碗。因为我们几个做哥哥姐姐的还算争气，公司里很多人都以为弟弟一定也错不了，刚到江西的时候，队里让他做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过了一年多，团委查下来，说他们这个支部一年多没交团费，父亲知道了以后，问他收的团费哪去了，他不吱声，父亲掀开他的褥子，团费都在褥子底下堆着呢，那些五分的钢镚和一毛两毛的毛票在褥子底下压了一大堆，连个名单和账都没有，父亲赶紧帮着他把这些钱整理到一起，交到了团委，居然有一百多块钱。在父亲的一再要求下，团委罢了弟弟的官。

到了江西以后，弟弟的情况一点没有好转，按年头该出徒了，自己要独立干活了，姐夫也就护不住他了，可是他根本没有独立干木工活的能力。起不来床，不爱上班的毛病也改不了，每天吃完早饭，父亲要一直盯着他走到干活的岗位才敢回家。慢慢地队里也知道了他的情况，都是父一辈子一辈过来的老熟人，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么混着。可是我岳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遭到父亲拒绝以后，觉得很没面子，背地里骂我父亲说：“这个老东西，好像我要沾他们家便宜似的。”后来心芬把弟弟的情况告诉了岳父，岳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芳后来嫁给了志强。

俗话说，淘小子，出好的。志强小时候淘气，参加工作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技术好，干活认真，而且真正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志刚被判了十五年，后来减刑减到了十年，我上大学以后才放出来，在一家煤矿当采煤工。这些年全靠志强帮着赵叔撑持，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现在他们六兄弟已经全部参加了工作，只剩了志洁一个正在上高中，学习很好，看来考大学是没问题了。我结婚晚是因为上大学，志强迟迟没有结婚却是为了他那些弟弟妹妹。恢复高考那年，志强没有和我一起考大学，因为那时他几个弟弟还都在下乡，他不敢走。后来他上了电大，学的也是土木工程。现在已经当上了工程队长。

姐姐也上了电大，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她带着两个孩子读完电大真不容易。毕业以后，她担任了公司党委副书记。刚刚改革开放，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轻人几乎人人都在学习，都在拿文凭。大哥拿到了电大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妹妹育苗也在读电大，外语专业。

妹妹是高考专家。之所以称为专家，是因为她连续参加了五次高考，每次离本科录取线都差五分。真是邪了。前两次是在甘肃考的，都是差五分，到了江西以后，录取线一下比甘肃高了一百多分，她还是差五分。她从小就学习好，但是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行，初中毕业时，为了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接了班，没有上高中。隔着锅台上炕，直接考大学。因为年年考，有经验，公司里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复习。她能猜出当年的作文题目出自哪个方向，能分析出题型会有哪些变化，能猜中时事政治会出哪些题，她的话往往八九不离十，每年和她一起考的同伴们，受益都很大，一个个考上大学走了，可她还是差五分。她是彻底被烤“煳”了。最后只好放弃了高考，上了电大。她接班时是钢筋工，后来因为高考出了名，被调到子弟学校当老师，也许是她的名字暗示了她的命运，后来她一直在子弟学校当老师。

到了江西不久，梁晓川被任命为一公司经理。当时他只有三十五岁，和当年马国栋任总工时的年龄一样大。梁晓川的办公室和姐姐的是斜对门，两个人出来进去的还是不断碰面。如果隔得远，关系还好处理，这种朝夕相见的日子反而更难熬。有一天开党委会，散了会已经很晚了，梁晓川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将茶杯和笔记本放下，准备回家，他掏出钥匙刚要锁门，看见姐姐从办公室出来了，就问：“回家吗？”

“回家。”

梁晓川看看走廊上已经没人了，于是对姐姐说：“到我这坐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