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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第二十五章 妈不在了还有姐呢（第3页）

大哥怕父亲难过，强装着笑容说：“这离古城沟又不远，我想你们了就去看你们！”

父亲上了车，嘴里还在念叨着：“唉，三十六块钱，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六个孩子都工作了，父亲本可以闲下心来安度晚年了，可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却不让人省心。弟弟是木工，木工在建筑单位是好工种，有技术又不是强体力劳动，一般人抢都抢不上，人事科是照顾他才给他分的这个工种。可是人事科不知道他数学不行。干了几天，不但技术学不会，还不来上班了，每天上班走的时候腰里别着一把斧子，走到半路就停下了，坐在大通河边发呆，一坐就是半天。队里把情况告诉了姐姐，姐姐把他调到了二队，让他跟姐夫在一个班组。有姐夫管着他，情况好多了，可是每天早晨还是起不来床，天天迟到，有时太阳都老高了还没来上班。没办法，姐姐又把他从单身宿舍接出来，让他住进了自己家里，每天上班姐夫用自行车带着他去，但是技术依然学不来，简单的木工计算都算不了。要说姐夫真是好脾气，摊上这么个小舅子，放在别人身上能气死，可是姐夫一点也不嫌弃他，仍然不厌其烦地教他。姐夫原来也是有脾气的，但是他那点小脾气早让姐姐的大脾气消灭干净了。只要姐姐眼睛一瞪，吓得他溜溜的赶紧检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有时候姐姐当着我们这些弟弟妹妹的面就训斥姐夫，我们都觉得姐姐太过分了，可是姐夫并不在乎。人说世上只有爱老婆的男人，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姐夫爱姐姐，为了姐姐，他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气都能受。可是姐姐不爱他，一想起和他结婚心里就窝火，就不由得要发脾气，久而久之就惯了。姐姐在外人面前，是一个讲道理、有修养的人，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无谓的争执，但是在家里就是个女霸王，说一不二，一点道理都不讲。有时候明明是自己错了，还要反过来把姐夫臭骂一顿。姐夫真是太可怜了。

父亲刚到古城沟的时候没有房子，姐姐把姐夫赶了出去，让他住单身宿舍，父亲和弟弟住在她家里。父亲一看这哪行，赶紧要了间单身宿舍，和二哥、弟弟三个人住在了一起。

二哥也要结婚了。二哥的婚姻可没有大哥那么省事。女方提出要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老三大件里缝纫机可以不要，但是自行车和名牌表还得要。当然还得有一套新家具。1977年，古城沟出现了第一台日本进口的双喇叭录音机，大概要400块钱左右，接着四喇叭、六喇叭、八喇叭的录音机就都出来了，虽然价格在一天天降，但是最新的款式始终没低过400块钱，一台牡丹牌或金星牌的黑白电视机也要400多元，加上其他东西，大概得一千五六。二哥平时很英雄，但也和所有的英雄一样，过不了美人关。他的那些朋友如果碰上这样的事，他肯定会说：“跟她吹！这样的女人要她干吗！”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吹不动了，整天愁眉苦脸地唉声叹气。父亲问他怎么了，他不说，后来还是姐姐盘问出了实情，姐姐说：“买！她要什么全部满足。”姐姐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300块钱全部给了父亲，父亲说：“把钱都弄这来怎么行，你自己的日子过不过了？再说还有你婆婆呢，你把钱都倒腾到娘家来，锦生会怎么想？我这脸往哪搁？算我借你的吧。”姐姐说：“什么借不借的，先把育田的事办了再说。锦生从来不问钱的事，我婆婆那头我也没亏待过她。”姐姐是没有亏待过婆婆，锦生家困难的时候，姐姐几乎把每月工资的剩余全部交给了婆婆，现在锦生的弟弟妹妹也都工作了，姐姐每月还是要给婆婆交二十块钱。姐姐谁都没有亏待过，唯独亏待了自己。到古城沟后，姐姐和姐夫都涨了两级工资，文革结束后每月还有一点奖金，但是日子过得却非常拮据。顾了这个顾那个，月月花得精光。连供应的那点肉蛋都舍不得买，常常瞎在购货本上。和他们同年的双职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今天买电视机，明天买录音机，姐姐家里什么也没有，连姐夫骑的那辆破自行车都是牛叔留下来的。她那三百块钱完全是从嘴上省下来的。

父亲也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我又支援了一些，但是还不够，于是姐姐和父亲到处去借钱，二哥也找朋友借了点钱，总算把婚事办了。

梁晓川结婚了。娶的是巧凤的姐姐金凤。梁晓川一结婚，姐姐和姐夫心里都松了一口气，姐夫背了多年的良心负担，终于放下了；姐姐也害怕梁晓川一直等下去，误了他的青春。可是，梁晓川和金凤结婚后感情一直不好，孩子刚生下来两个人就要闹离婚。姐姐的心又跟着揪了起来。梁晓川已经担任了第二工程队的队长。不知上帝是要照顾他们还是要惩罚他们，梁晓川的办公桌就在姐姐对面，两个相爱的人朝夕相处，却不能相亲相爱。这样，两个人都十分尴尬，每天一上班，梁晓川就带上安全帽到现场去了，如果有点什么文字工作需要处理，则尽量赶在姐姐不在办公室的时间。有一天下班，工地上人都走光了，姐姐从办公室出来，远远地看见梁晓川坐在一块预制板上抽烟，便走了过去：“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一个人坐这清静清静，回去也是叮叮当当地吵。”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唉，一言难尽。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感情不和。”

“你是不是对人家要求太高了？”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梁晓川想了想，说：“我这么和你说吧，你和锦生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我和她在一起就是什么感觉。”

姐姐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是还想劝劝他：“别想太多了。都三十大几的人了，实际一点好。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搭班过日子，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这么过吗？有几个是为了爱情走到一起的？”

“错就错在这里，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我就这么想的，觉得自己年龄一天天大了，找不到合适的就凑合着找个搭班过日子的人算了，结了婚才知道，没有感情的生活没法凑合！”

“我和锦生不是也这么凑合过来了吗？”

“她和我师傅不一样。锦生为了你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气都能受。你们俩能凑合着过，是因为锦生能将就，要是都像你一样，早就过不下去了，可是我们俩谁能将就谁？”

“你就不能将就一点吗？”

“那得分是谁，要是……”梁晓川说到这突然打住了，他觉得这样说不合适，于是又换了一个说法，“这么说吧，锦生能将就是因为他爱你，可是我不爱她！她也不能将就我，一点都不行，那是因为她也不爱我，她心里也有一个去不掉的旧恋人的影子，我们俩都想找个搭班过日子的，可是我们搭错了班！”说着说着，梁晓川激动了起来。

“我理解你。”姐姐在梁晓川身边坐了下来。等梁晓川抽完一支烟，姐姐说：“走吧，天不早了。”

“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梁晓川坐在那里没动，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言不发，姐姐坐在一边陪着他，也没说话。此刻，任何话都是多余的。沉默是最好的理解。

月亮出来了。他们站起身来，沿着大通河边往家走，两个人心情都很沉重。身后，留下了他们长长的身影。

二哥结完婚以后，准备好好挣点钱帮着父亲和姐姐把账还上，可是每月的奖金突然停了，后来连发工资都靠贷款了。101冶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三线建设下马了。古城沟的工程已接近尾声，没有人再给他们下达生产任务了，停工了。

三线建设决策的理论依据是，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的工业布局都是围绕这个判断、围绕打仗的需要设计的。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我们正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出于截然相反的判断，三线建设的战略布局不得不进行调整了。许多工程建到半截就停工了，有的刚刚建成就停产了，有的转型去搞彩电、冰箱了。总的趋势是停工、下马、转型。九十年代我坐汽车去嘉峪关，路上看到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一片四五百栋干打垒的房子闲在那里没人住，正在一点点地风化。那是几千户人家的住宅，居然变成了一片废墟，真是惨不忍睹。看着那片废墟，我在想，不知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动人故事，他们是否也有着和大川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今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1979年，随着一场大裁军，位于三线的许多兵工厂不得不停产了，包括和我们只隔了几条山沟的那座生产自动步枪的工厂。想当年他们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豪迈，可是如今几千名工人突然发不出工资来了。在那条山沟里，发生了工人哄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其实工人们并没有抢，他们每个人都打了借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们没钱买粮。

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至少有几百万人，光是活跃在甘肃一带的像101冶这样的冶金建设公司就有四五个，还有建工局系统、铁道兵系统等各个口的建筑队伍，再加上生产厂的职工，队伍之庞大可想而知。这么多工程突然停工下马，很多单位没事干了，处于停工状态。与此同时，各种包工队、乡村建筑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开始，谁也没把这些土包子当回事，他们设备简陋，资金不足，技术人员缺乏，连像样的技术工人都没有几个，规模小得可怜。谁知这些土包子游击队很快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几年以后，就打垮了建筑行业的这些正规军。许多大城市里重要的地标性建筑他们能拿得下来，101冶这样的正规军却拿不下来。每次招标都被乡镇企业打得头破血流败下阵来。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奋起直追，发挥自己的设备和技术优势，找出自己的不足，或许还有希望和乡镇企业一争，但是到了这时他们还不认账，认为投标的失败是因为乡镇企业可以用回扣等非法手段竞争，而国企没这个条件。直到这些乡镇企业组成了一个个集团公司，拿下国内外一个个重要工程，甚至连伦敦和纽约都敢开进去试一试身手的时候，他们才醒过梦来，原来问题是在自己身上。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被彻底打趴下爬不起来了。设备老旧了，技术手段路后了，建筑理念跟不上了，最主要的是经营、管理的理念跟不上，仍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老一套，没有转型到市场经济上来。

古城沟停工对101冶来说是一次严重警告。

直到**结束，101冶的设备、技术在国内仍是一流的。之所以垮掉是观念上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经费、材料都由国家调拨，不计成本，没有利润概念，盈亏都由国家担着，是赚了还是赔了自己都不知道。企业的管理是半行政化的，根本不像个企业。他们也组织人到乡镇企业去参观过，看见人家半个砖头都不肯浪费的精神十分感慨，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去找原因，回来以后就教育工人们勤俭节约，而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连半个砖头都不浪费。谁如果说他们管理落后，从干部到工人没有一个服气的。他们也会搞管理，而且管得不错，但那是面向工程，而不是面向市场的管理，充其量也就是工艺管理和质量管理，离真正的市场化管理、现代管理，差得还很远。

就在101冶已经困难得发不出工资来的时候，历史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他们接到了一项大工程。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们能抓住这个机会，一边施工，一边加强管理，更新观念，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他们完全可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比起后来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中建集团、中铁建集团，他们的条件一点也不比他们差。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一旦有了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吃完最后一笔国家拨款，就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因此，这最后的辉煌竟成了101冶这支英雄队伍不幸的回光返照。

新工程是在江西，那里发现了亚洲最大的铜矿。接受任务以后，工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向江西开拔。建筑工人的生活，用当时最时髦的一个词来形容是最贴切不过的，那就是：四海为家。就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四冶的孩子写的一篇散文——《致四冶人》，他在文章中说，他从小就跟着父亲、爷爷四处飘泊，今天在这里住几天，明天又搬到一个新地方，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家，也没有故乡的概念。偶尔在一个地方多住几年，父亲也总是不在家，除了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一年难得能回来一次。生产单位的人称我们是没爸的孩子。但是我们这些没爸的孩子从小就能吃苦、团结，谁家一有事，一呼百应，以顶替爸爸的角色。所以我们比别的孩子成熟都早。我们在外面工作，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打回家的电话永远都是：爸爸妈妈，我生活得很好，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为建筑工人有这样的后代感到骄傲。

孩子们是这样，大人们更是这样。建筑工人家家都有箱子，箱子是主要家具，有的是一对，有的是两对，用来装衣服、装粮食。箱子的主要特点是装东西多、外形简单、体积适中、便于搬家，方方正正的路途中不容易损坏。工人们家里的大衣柜都是活动的，可随意拆卸组装的，这都是为了搬家的需要。每次大搬家的时候，都是后走的工人们帮着先走的捆箱子、打行李。帮别人搬家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认识不认识，有个哥们一说，今天帮谁搬家去，立刻就得把手里的活放下跟他走。常有这样的情况，后走的工人已经找不到老朋友了，但只要有一个拐着弯能认识的人，立刻就能招来一大群。从大川往古城沟搬的时候，我记得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几乎天天去帮别人捆家具、抬家具，直到我离开那里。往江西大迁移我没赶上，但是寒假里也没少帮人捆家具。因为常搬迁，工人们技术都很熟练，捆家具又快又结实，两个人一人把住一边，草绳子来回传得飞快，三五分钟就能捆好一件。捆完之后，任凭装卸工人怎么摔怎么扔，肯定散不了架。

他说：“你放心，走一天也散不了。不信你看！”说着，他提起那个捆好的瓷器件，离地大约有一尺高，啪地一下撒手扔在了地上，这一摔摔得我心里直发颤，那是我花了几个小时一件一件挑来的。我蹲下去看有没有摔坏的，他说：“你放心，摔坏一件我赔你全部。”说着，他又提起来摔了一下，我赶紧说：“行了行了，我相信你。”那天我下了火车又上汽车，折腾了一路，到家以后果真没有散，我以为他用了多大劲捆这些东西，谁知拆包的时候，用手一拽，草绳子立刻脱落在地上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要是正下火车的时候脱落下来，这些瓷器还不全摔碎了。其实根本用不着担心，捆的人是有把握的。从这些事上，你不能不佩服劳动人民的智慧。

1980年夏天，101冶在古城沟拔点了。姐姐、二哥和弟弟妹妹都去了江西。父亲是最后一个走的。那会学校刚放暑假，父亲从古城沟坐长途汽车到学校来找我，还背了两盆花。一盆萝卜海棠，花开得十分旺盛，一朵挨一朵拥挤在一起，盆边下面还垂着不少花朵；还有一盆是**，已经结满了花蕾，很快就要开花了。这两盆花没法带到江西去，父亲又舍不得把它送给那些不懂花的俗人，觉得这两盆花与大学校园很相配，就给我背了来。可惜我也是个俗人，那两盆花到了我手里就不成样子了，后来萝卜海棠只剩了一根萝卜几片叶子，那盆**只剩了几根杆，实在是惨不忍睹，我只好把它们扔了。

父亲想趁这个机会回老家一趟，让我陪他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