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生的脸色变得煞白,蹲在那里一声不吭,姐姐进一步追问道:“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看看?”
锦生犹豫了半天,掏出了那张领料单。
锦生是个有良心的人,梁晓川受审查的时候,那气氛确实让他害怕,他一直不敢承认事情是自己干的,可是梁晓川被判以后,他心里却一直受着良心的折磨。他没有毁掉这张领料单,每次洗衣服的时候,他都把它掏出来,放在新换的衣服里,他一直想去自首,替梁晓川洗清不白之冤,可是一想到梁晓川一出来就要和姐姐结婚,他就犹豫了。这是一个极好的追求姐姐的机会,他舍不得放弃,所以那张领料单就一直在身上揣着。
姐姐看了那张领料单,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锦生如实地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也坦白了自己思想斗争的过程,姐姐听完他的话,说:“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还不想去自首吗?你背着这么重良心负担心里好受吗?日子过得下去吗?”
“我明天就去。”锦生答应着走了。过了几天,他还在工地上晃悠着,不过没敢到姐姐的卷扬机旁边来。下班的时候,姐姐在路上堵住了他:“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又犹豫了?”
“育荣,你别逼我,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又过了几天,姐姐又找到了他,问他想通了没有,锦生还是下不了决心,姐姐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做工作,后来把锦生逼急了,他说:“你把我送进去,让他出来和你结婚,你就这么狠心?你心里下得去吗?”
一句话把姐姐问得张口结舌,姐姐无言以对。过了几天,姐姐再次找到锦生,说:“你去自首吧,我不和他结婚。我等你!”
锦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天没反应过来,最后傻乎乎地问了一句:“真的?”
姐姐沉重地点了点头,说:“真的。”
“你可不许骗我!”
“我不骗你,你判十五年我等你十五年,判二十年我等你二十年。”
第二天,锦生去自首了。梁晓川的案子很快就重审了。虽然梁晓川对事故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没有触犯刑法,交原单位做行政处理。因有梁晓川被判在先,锦生不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被判了三年。
梁晓川出狱以后来找姐姐,姐姐说:“我已经不属于你了。”
梁晓川很吃惊,说:“你不会第二次再抛弃我吧?我相信你不会。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又是杨怀恩捣的鬼?”
“不是。是我把自己许了人。我用我的婚姻把你换回来了。”
姐姐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说了,梁晓川气得捶胸顿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是说要等我吗?为什么不让我在里边,你等我不好吗?为什么是等他?我不会被关十五年的,我一直在申诉,你为什么不给我带个信,和我商量一下呀!”
……
姐姐没有食言。两年以后,锦生因表现好被提前释放了,仍回原单位工作。姐姐和他结了婚。
婚礼办得格外冷清。姐姐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就是知道的人,她也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结婚的日子谁也没告诉,一个客人也没请,打算悄悄登记了就算了。临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姐姐坐在小屋的炕沿上一声不吭,父母亲在一边陪着她,也不说话。该说的都说过了,此刻的沉默代表着父母亲对她心照不宣的理解。小屋的门关着,我们弟兄四个站在那里,伸着脖子往屋里看,但是谁也不敢出声,刚上小学的妹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问问这是怎么了,我们示意她不要出声,妹妹很懂事地闭住了嘴,一声不吭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屋子里的空气沉闷得吓人。父亲想缓解一下屋里的紧张气氛,把小屋的门打开了,对我们说:“来来来,都进来,陪你姐姐说说话,姐姐明天就要结婚了。”
我们几个呼啦一下子涌进了小屋,可是全都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连最能说会道的大哥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父亲说:“都傻站着干什么?说话呀!”
姐姐抬起头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突然扑到父亲怀里,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我是在梁晓川出事的那年冬天参加工作的。二哥参加工作比我晚了整整一年,大哥则一直闲在家里没人要。县民政局曾经拿着省民政局的文件来给战区各单位做工作,希望他们在招工的时候能招收一些残疾人。根据省民政局的文件,各单位招工指标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一的指标留给残疾人,并且鼓励多招。但是战区各单位一直不执行。首先是一公司带头顶,人事科的干部经不起县民政局一次次地做工作,来请示分管人事的杨怀恩,杨怀恩说:“不办!三线建设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工程,弄些瘸瘸瞎瞎的人来能干什么?我这又不是福利院!”后来省上和地区民政局也不断地催问,人事干部再来请示,杨怀恩道:“你让他们来找我,耽误了三线建设他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一公司确有不少残疾孩子,但是到了就业年龄的只有我大哥和马列两个人。杨怀恩这样做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一公司一带头,其它公司也顶着不办,民政部门也奈何不得。
大哥已经没有心思再动那把小提琴了,偶尔拿出来拉一拉,也是一些忧伤的调子,听了让人心酸。他学会了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刚学抽烟的时候,他老是买好烟,母亲给他的那点零花钱不够,他就偷父亲的老旱烟抽,用报纸卷成卷,经常呛得鼻涕眼泪一起流。后来母亲发现了,就经常买几盒烟放在家里,父亲看了很不高兴,说:“有你这样当妈的吗?给孩子买烟抽,这样能教育好孩子吗?”母亲说:“不就是抽个烟吗?又不是干什么坏事,你学抽烟的时候比他小多了!”
待业的孩子们差不多都走光了,剩下的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都下了乡。大哥没有朋友,便经常和马列在一起玩。他们都是残疾人,可以不下乡,于是便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有时候整天整天地在外面不回来,父母亲知道他心里苦,也不怎么管他。可是有一天,公安局突然来人把大哥抓走了。原因是他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马列。那些日子,母亲天天催着父亲和姐姐去找找人,想想办法,不要判得太重。父亲说:“枪毙了才好,留着这号孽种干啥!”
母亲当时就不愿意了,说:“你怎么这么说话?虽然不是自己亲生的,可也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你就忍心看着不管?”
“你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干吗?让他反党反毛主席呀!早知这样当初还不如把他扔了去呢!”
父亲对大哥一直很好,和我们哥几个没有两样,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感到很吃惊。母亲愤怒了,说:“你住嘴!我不许你这样说我的孩子!”
母亲从来不和父亲发火,偶尔发一次,那一定是触犯了她的禁区。逢到这种时候,父亲便不吱声了。
母亲催不动父亲,就来催姐姐和我。姐姐没有办法,我就更没有办法了。母亲见我们无能为力,又让我们去打听大哥关在哪,她要去看看,给他送点吃的穿的,可是我们也打听不出来,因为大哥的案子一直没判,找到公安部门,公安部门说没判之前家属不准探视,打听也没用。当时我们都认为事态很严重,这种判断给母亲的压力太大了,眼看着母亲一天天憔悴下来,嘴里天天念叨着,“不会枪毙吧?他还是个孩子呀!”
“你说能判多少年?要是判上二十年,出来就四十多了,一辈子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