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一封宴席请帖
两年后,曾星冈力排众议,把最后一名长工也辞掉,然后求人在长沙雇了名六十岁的老秀才,专教已到入学年龄的长子曾麟书习字。不为别的,只为争口气。
曾家自然以后也有了“子曰诗云”的朗朗读书声。
只可惜曾麟书天生愚笨,那八股文字怎么也写不到花团锦簇,到了取妻生子,仍然是名童生;及至国藩哥几个出世直到入学年龄,曾麟书还不见有一丝的出息。
曾星冈就知道,指望儿子振兴家族是不可能的了,就把主要精力花在几个孙辈身上。专辟了一个书馆,美其名曰“锡麒斋”,又花高价从长沙聘了私塾老手陈雁门——一名六十二岁的老秀才,手底下出息过两个举人门生,执教鞭于“锡麒斋”,一心巴望能从孙辈中出息个人来。而对儿子麟书,则从此不闻不问。
麟书也自觉脸上无光,更加勤奋地读书写字。一次次地进考场,进了十六次之多,仍不气馁。第十七次进的时候,连学政大人都被感动了,于是给点了湘乡县县首,总算进了县学,成了秀才中的一位。尽管已是四十三岁的年龄,也算给曾家老小和自己妻儿争了一口气。此后,每逢曾家有什么大事小情,也敢往人前站了。
但曾星冈仍然不许麟书染指“锡麒斋”,怕愚笨的儿子把孙子也连带成不出息。
陈雁门的确是个名震三湘育人有方的私塾高手,尽管只在“锡麒斋”执了五年的教鞭便因年老体弱而归籍养病,但经他手陆续举荐的几名私塾先生,确实都高出曾麟书许多,名气也和陈雁门不相上下。
这期间,曾麟书也被邻都的大户人家请去坐馆,偶尔回家,也不敢过问儿子的学业。
名师果然出高徒。
曾国藩二十三岁入县学,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跟父亲曾麟书比,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
刚一交秋,京城的气温便陡然降了下来。路面上的热气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灰蒙蒙的尘土和乱叮乱咬的蚊虫。
会馆里寄宿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部分官员放了外任,另一部分官员因为升了职也到外面单赁了屋来住。住会馆的翰林除曾国藩外,还有梅曾亮、胡林翼等,分住在湖广、四川等会馆里,人称穷酸十翰林,都是本分的农家子弟。稍富的算胡林翼,因为没有合适的房屋可赁,暂于会馆屈居,每晚也只是除了吃花酒就是叫局子。曾国藩与其他九人则绝少有这闲钱。说胡林翼穷酸有些冤枉,胡林翼属于凑数。
曾国藩这时正向翰林院编修、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学习楷书,闲暇则与太常寺卿唐鉴、太仆寺少卿倭仁等探讨义理之学,无非孔孟程朱而已。
这一日,翰林院收课早,加上各衙门都在闹哄哄地筹商“秋”事宜(道光帝即位,年年秋季筹商秋,年年都因道光帝心痛银子而不得成行),所以一过偏晌,翰林们便就没了约束,曾国藩径直回了会馆。
一封宴席请帖已在他的案面上恭候多时了。
翰林院侍读学士,自己的顶头上司赵楫,因老父来京看儿子,在老八王胡同的大菜馆订了几桌酒席,诚邀翰林院的所有官员明日午后务必赏光。
一见这帖子,曾国藩的头一下子涨大许多。
做庶吉士的三年里,曾国藩参加了上百次的生日及官员升迁宴席,为随这样的份子,湘乡每年都要给他多寄上百两的银子去应酬。有时银子汇不及时,他就从几家会馆开办的钱庄里高息抬银,待银子到后,再归还。如此周而复始,几年下来,他不仅没有往家寄过钱(他虽然不领俸禄,但每逢节庆的恩赏也有一些),倒是由家里把成锭的银子掏给他。
他此时账上仅存铜板一百七十枚。会馆是年前会账,一年之内不用考虑吃饭问题。衣着在一年之内大抵可糊弄过去,不需额外破费。但他在琉璃厂张三丰古玩店相中的一函宋版万历年间陈怀轩的存仁堂刻本《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不及时去取,不仅订银白交,一件爱物也要转易他手。何况,去随礼份子也没听说过谁拿铜板去应景。与其持铜板前往,不如不去,否则让下人赶出来更难看。再次向会馆的钱庄借贷吗?——尽管居京的小官小吏大多数是这么过来的,可曾国藩不愿。他此时虽拿七品官的俸禄,很低,全年才三十三两,但因家小均在湘乡,没有过大的开销,一个人是完全够用的。会馆是既包三餐又包杂役的,一年下来,凭他节省的功夫,总还能挤出几两捎回湘乡孝敬祖父母、父母,有时还能买上一二本的宋版书收藏。曾国藩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当算滋润。
但是,一遇随礼份子这样的事情,他马上便捉襟见肘。有心不去,有眼里不顾上宪颜面、同僚情分之嫌;见帖就去,又随不起礼份子。更有一点让曾国藩不解,上宪大员们的宴席帖子都来得特别蹊跷,像父亲进京看儿子这种事,也值得满天飞地发帖子吗?——人情人情,在人情愿。
尽管赵楫是曾国藩的顶头上司,但因曾国藩长相不雅,赵楫对这个下属一直是心存反感的,背地里还给他起了个很难听的诨号:吊死鬼。是专指曾国藩的那双吊梢眉、那对三角眼而言的。
当日傍晚,曾国藩约了最好的几个朋友来会馆商谈赵楫这件事。他一个人不去,太显得突出;让人做了活靶子,可不是玩的!
最先到的是国子监正八品学正刘传莹,随后跟进的依次为:翰林院从八品典簿胡林翼,翰林院从六品修撰陈公源,翰林院正七品编修梅曾亮、邵懿辰,还有两位因吃花酒而不能到场。来的五位除刘传莹是一榜特科出身外,其他的人都是满腹经纶的翰林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