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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根木辐条集中到车毂，有了毂中间的空洞，才有车的作用；

用陶泥作器皿，有了器皿中间的空虚，才有器皿的作用；

开凿门窗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隙，才有房屋的作用。

所以，“有”所给人的便利，完全靠着“无”起作用。

就是说，无比有更加重要。不仅客观世界的情况如此，人的行为也如此。人的“无为”比“有为”更有用，更能给人带来益处。一味地争强好胜，刀兵相见，横征暴敛，“有为”过盛，最终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老子贬“有为”扬“无为”的做法，并非完全正确。就社会生活而言，积极奋斗，努力争取，勇敢拼搏，坚持不懈的行为，其价值和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就此而言，老子的思想不尽合理。但应该看到，人生的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人们不仅需要慷慨陈辞，而且需要沉默不语；既需要穷追猛打，也需要退步自守；既应该争，也应该让；如此等等，一句话，有为是必要的，无为也是必要的。就此而言，老子的无为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应该什么时候有为，什么时候无为呢?无为和有为的选择取决于主客我敌双方的力量对比。当主体力量明显占居优势，居高临下，以十当一，采取有为以后，可以取得显著的效果时，应该有为。而当主体处在劣势的位置上，稍一动作，就可能被对方“吃掉”，或者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那么，便应该以退为进，坚守“无为”方法。无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待时机成熟，成功条件已到，便可由无为转为有为，由守转为攻，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屈伸之术。

为此，我们提醒那些想提高心力的人们，在人生大道的某一个点上：

只有无为，方能无所不为；

只有退几步，方能大踏步前进!

曾国藩家书的秘诀

清代的名臣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不外乎告诉家人一些琐碎小事，老农老圃也懂，算得什么大本领，值得留传给后人？分析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当时所建的功业，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的轨迹，就可以了解到曾国藩絮絮于这些琐碎细事，实际上正深厚地运用了老庄之道。

曾国藩兄弟，经过了九年的残酷战争，终于将曾经占领了半壁江山、摇撼京师、几乎取得政权的太平天国打垮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满清入关以来，前所未有的，到达了“功高震主”的程度。在政治上，一个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险与荣誉是成正比的，获得的荣耀勋奖愈多，危险也愈大。不但随时有失去权势财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务手段驾驭大臣和各级官吏，雍正皇帝是用得最著名而收效的，雍正以后的清朝帝王，均未放弃这一手法。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专政，就用得更多更厉害，所以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写这些个鸡栏、菜圃小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不如说是给慈禧太后看，期望在无形中消除老板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乡巴佬，以保全首级而已。

保全之道

尧的儿子叫丹朱，所谓丹朱不肖，大不如他的父亲，其实也没有大坏处，只是顽皮。尧用尽了种种办法教导他，始终不太成材。一个世家公子，有钱、有地位、有势力，在教育立场上看，有他先天性的优越，同时也有先天性的难以受教的缺失。据说，尧为这个儿子，发明了围棋，就是我们现在玩的围棋，以此来教他的儿子，训练他的心性能够缜密宁静下来，但是，丹朱在下棋方面，也没有达到国手的境界，到底还是无效。因此，尧把帝位传给了舜，历史上称谓“公天下”。

在后来历史学家，认为帝尧真是高明，因此而有政治上最高尚的道德，同时也是保全自己后代子孙的最高办法。如果当时由丹朱即位做了皇帝的话，也许可能是作威作福，反而变成非常坏、非常残暴，那么尧的后代子孙，也可能会“死无噍类”了。他把天下传给了舜，反而保全了他的后代，这便是“曲则全”最高运用的道理。

吴王夫差的保全之术

人的一生之中，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志向越大、责任越重，其成功与失败所具有的反差也就越大。当失败时能否吞下这口气，避让一时，而为将来之东山再起再铸辉煌保留火种，就成为失败者最艰难的选择最严峻的考验。不能屈只能伸未必就是真强者，也未必就有多难，因而他的失败也就是彻底的失败真正的失败，失败的价值也就是白白地付出了。而如果避让一时留得青山，那必定有更加耀目的辉煌。一起一落人之常情都经历过，而如果有几起几落那才是人中英雄世间奇迹呢!说到这里，我们都能想到越王勾践的故事。的确，越王权谋之艰难和落差之巨大，是中国帝王中大概是最早最难的。

吴越争锋，起初吴弱越强，吴王阖闾战败伤病未愈，不久死去，其子夫差即位。吴王夫差怀国仇家恨，刻不能忘。他常置一人立于内宫庭院，每当夫差出来，下人必耳提面命，质问吴王：“你忘掉越王杀父之仇了吗?”夫差随口应道：“深仇大恨，岂敢忘怀!”在如此氛围中，即使稍有疏忽或懈怠，也能骤然警觉，重新振作。就这样经年累月激励志气，又晨起夕归，演练战射。这就为越国的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听说夫差日夜操练军旅，便要乘敌未发而击吴。范蠡知越王师胜而骄，难以抵敌，便极力劝阻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恃其功。圣人随时而行，是谓守时。天时不圣，人事不应，则隐忍不发。现今君王不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实为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若强行之，必危国家，害及己身。”勾践不听。范蠡又劝谏说：“兵者凶器，勇者道德，战者未事。阴谋背德，好用凶器，身事末端，为上无所忌，对所行者不利，宜慎之又慎，断然不可轻决。”

越王勾践决计出师，与吴王夫差战于夫椒（太湖中山名，一说即洞庭湖西山，又一说在浙江绍兴北）。结果，勾践大败，仅剩五千残兵，退保会稽山（今浙江中部，主峰在嵊县西北）被吴军团团包围。勾践身陷绝境，眼望败鳞残甲，亡国之忧紊绕于怀。他凄然对范蠡说：“我不听先生之言，故有此患。眼下如何收拾危局?”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对成败之事并不看得那么绝对而不可改观。因此，范蠡冷静进谏说：“持满而不溢，则与天同道，可享天之佑；省事而节用，则与地同道，可受地之赐；抉危而定倾，则与人同道，可得人之助。目前，宜卑辞厚礼，贿赂吴国君臣；倘若不许，可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勾践依议，派大夫文种前往吴军议和。

文种初次赴吴营，受到吴王夫差的忠正大臣伍子胥的极力阻挠，结果是徒劳一场。勾践闻报，痛不欲生，想要杀妻子，焚宝器，与吴王冒死一战。文种、范蠡以为硬拚非计，便多方劝慰。他们通过冷静分析，以为吴王夫差好美色，权臣太宰贪货财，这是可供利用的缝隙。于是，越国先暗用美女、宝器买通太宰伯，使之转献吴王夫差，然后再派文种前去乞和。

文种见到吴王，说道：“大王如能赦免勾践，越国情愿尽献宝器，举国上下降为臣民；倘若不许，勾践将尽杀妻子，焚烧宝器，悉发五千壮士誓死决斗。”这话析明了利害，软中带硬。谗臣太宰伯也在一旁帮腔说：“越已降服为臣，若能赦之，实为吴国大利。”吴王心软，便要许和。大臣伍子胥谏阻说：“树德行善莫如使之滋蔓，祛病除害务必断根绝源。现今勾践为贤君，文种，范蠡为良臣，君臣同心，施德惠民，一旦返国，必为吴国大患。吴越两国水连土接，一旦结成世仇，兴亡成败不可不虑之深远。如今既克越国，倘使其复存，实在是违背天意，养寇遗患。”吴王不听，终与越国讲和，罢兵而去。

相传越王勾践自从会稽解围之后，打算让范蠡主持国政，自己亲自去吴国屈事夫差。范蠡说：“对于兵甲之事，文种不如我；至于镇抚国家、亲附百姓，我又不如文种。臣愿随大王同赴吴国。”勾践依议，委托文种暂理国政，自己携带妻子和大臣范蠡、诸稽郢前往吴国。约在勾践四年（前493年），越王君臣数人见到吴王夫差，当即进献美女宝物，并低声下气地极力奉承；再经太宰伯在一旁美言数语，勉强取得夫差的谅解。夫差派人在阖闾侧筑一石室，把勾践夫妇、君臣驱入室中，脱去原先衣冠，换上罪衣罪裙，使其蓬头垢面地从事养马等贱役。每当夫差乘车出游，勾践手执鞭仗，徒步跟随在车左车右，任凭吴人恶语讥笑，只把羞恨深藏在心中。

勾践在石室一住两月，范蠡朝夕相伴，随时开导，并为之出谋划策。一天，夫差召见勾践，范蠡随侍身后。夫差对范蠡说：“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落之家，名士不仕灭绝之国’。如今勾践无道，国家将亡，君臣并为奴仆，羁于一室，先生不觉可鄙吗?先生如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寡人必当赦免先生之罪，委以重任。”勾践唯恐范蠡变节，伏在地上暗自坠泪。却听范蠡委婉推辞说：“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臣在越不能辅佐勾践行善政，以致得罪大王。如今侥幸不死，使各奔走扫除，臣已满足，岂敢贪求富贵?”

吴王夫差并不勉强，仍使勾践、范蠡回到石室，并遣人暗地探察君臣、夫妇所作所为。但见他们竭力养马、打扫，昼无怨恨之语，夜无嗟叹之声。夫差满以为他们诚心降服，无心复国还乡，便大意起来。又过了几天，吴王夫差登姑苏台游嬉，远见勾践夫妇端坐在马粪堆边歇息，范蠡恭敬地守候在一旁。夫差说：“勾践不过小国之君，范蠡无非一介之士，身处危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也觉可敬可怜。”太宰伯在一旁讲情说：“愿大王以圣人之心，哀怜穷困之土。”从此，夫差便有意释放勾践回国。

一次，夫差染病。范蠡知是寻常疾病，不久即愈，便与勾践商定一策，让他去尝粪卜疾，取悦于夫差。勾践求见吴王，探规病情。他伸手蘸起夫差的一滴大便，放在口里咂了咂，大声祝贺说：“大王之疾，近期既可痊愈。”夫差叩问缘故，勾践依照范蠡所嘱，回答说：“臣曾跟人学过医术，只要亲尝一下病人粪便，可知生死寿夭。大王粪便味酸而苦，与谷味相同，由此知道大王之病不可忧。”夫差明其言，见其行，心里十分高兴。吴国大臣伍子胥进谏说：“勾践尝大王的大便，实是食大王之心。”夫差不悟，反责伍子胥不如勾践那样尽忠。事后，吴王果然很快复元，遂决定释放勾践君臣回国。

越王勾践与范蠡等人在吴国拘役三年，约于勾践七年（前491年）回国。勾践问复兴越国之道，范蠡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其要义在于：尽人事、修政教、收地利。在这条方针指引下，越国渐渐富强起来，以后又开始了同吴国的争夺，越来越占居上风。

至勾践二十四年（前473年），吴王夫差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公孙雄（一作王孙雄，另作王孙骆）袒身跪行至越国军前，乞求罢兵言和。勾践欲许和议，范蠡在一旁说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朝晚罢，全是为了一个吴国。难道忘记昔日的困辱了吗?谋划二十年，一旦捐弃前功，代柯者就在眼前!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勾践露出不忍之色，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公孙雄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着，他击苹传令，大张声势。公孙雄无可奈何，涕泣而出。不久，越军灭吴。勾践玩弄假仁假义的小法术，封夫差于甬东（会稽以东的海中小洲）一隅之地，使其君临百家，为衣食之费。夫差难受此辱，惭恨交加。他深悔当初不听伍子胥之言，致使死后没有脸面在黄泉下再见忠良，于是以布蒙面，伏剑自杀。随后，勾践诛杀佞臣太宰颠，吴国难免蒙受一番洗劫。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大功，官封上将军。他们终于实现了他们的复国计划。

争胜不在一时

韬晦，是中国古人从事社会竞争的著名决策技巧。

韬和晦二字，均为隐藏、遮掩之意。韬晦之计，是在特定形势下，用伪装的办法将真正的志向和动机隐藏起来，免除外来的侵害，以保存发展自己。

韬晦之计，适用于良机还未到来、待机等时的境遇之下，是和待时方略密不可分的。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以韬晦办法，蒙骗竞争对手，保存实力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