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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溃败续篇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队里（第3页）

跟少校同僚的那位军官也附和着，说有必要将抓到叛逃者的事通知驻防司令部，并且上报，我们下一步的处理意见和把被告押送到更高一级的军事法庭的处决。就比如，少校说，只在禁闭室审讯一下就立即处以绞刑的行为实在没有纪律。必须要通过军事法庭的审讯条例来裁决，通过法律途径将他处以绞刑，最后还会进行行刑前的详细审讯，以便查清楚是否还有同党存在以及这里面会不会还有什么相关的案情?

一种固执情绪突然左右着德沃尔夫少校，一直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残忍兽性竟然不能发作。他决定：审讯以后，他要亲自把这个潜逃犯——间谍处以绞刑。他非常自信自己是最安全且有能力这样办到，因为他有人支持，他什么都不怕！这儿如同战场，在靠近战场的地方发现并且抓到间谍，经过审讯以后，按照法律就可以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以绞刑。上尉先生也知道，在战场上，上尉跟上尉以上的指挥官都有权绞死所有的嫌疑犯。

而对于哪一级军官有权处理嫌疑犯的问题，显然德沃尔夫少校还有点糊涂。

在东加里西亚，这个离战场很近的地方，拥有这种生杀大权的军官级别越来越低，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巡逻队的小副也可以下命令杀死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只不过因为他在无人居住的村子里的一间小破屋里煮土豆皮吃而受到偷窃的怀疑。

上尉和少校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剧烈，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

“您没这个权力!”上尉恼恕地说道，“要判他绞刑，这需要由军事法庭的判决决定!”

“就算没有法庭判决也可以吊死他的!”德沃尔夫少校用他那早已嘶哑的嗓子音嚷嚷，企图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被押着走在前面的帅克一直听完了他们这场有趣的对话，帅克就对押送他的人说：“我的事也只能有上帝作决定!曾经我在利布尼一家酒店与人打赌，什么时候能把那个经常在舞会上耍流氓的帽贩子瓦夏克赶出去是最好呢？我思考了半天，是在他刚走进门时就立刻把他赶出去呢，还是等他要了啤酒付完钱并且喝完后再赶呢?或者是在他跳完第一场舞以后赶他呢?真是众说纷芸啊，不过想起来还是兴奋。酒店老板最后决定道，在整个舞会进行到一半，那小子的钱也几乎花干净了，在不得不结账走的时候，我们把他赶出去。您知道那个小子最后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哈哈！他根本就没有来。您说这该怎么办好呢?”

两名来自迪洛尔的士兵看着帅克，很认真地同时用德语回答道：“我们不会捷克语。”

“你们会德语吗?”帅克又用德语问了一句。

“会!”那两个士兵回答道，帅克说：“和自己人在一起，也许我会觉得好一些呢！”

愉快的谈话还没有结束，他们就来到了禁闭室。德沃尔夫少校与上尉继续争论着关于帅克的生死问题。此时，帅克毕恭毕敬地坐在了后面的长椅上。

德沃尔夫少校最后接受了上尉的观点，决定详细地审讯帅克，也就是所谓的通过“法律途径”才能够处以绞刑。

如果他们问帅克自己对这样的判决感觉如何，也许帅克会说：“我很遗憾，少校先生!您的军衔比上尉先生要高，可是上尉先生却是正确的，莽撞行事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曾经，在布拉格一个区法院里，有一个法审官疯了。但是一直都没有人看出他的状态，直到他有一次在处理一件伤害人格尊严案时才被察觉到。有一个叫兹纳麦纳切克的人，他的儿子在上宗教课时，被副牧师霍尔基克打了一个耳光，他因而记恨在心。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那位副牧师，不顾一切，开口就骂：‘你这个蠢货，你这个黑妖怪，你这个黑猪猡，你这个信教的白痴，你这头教区的公山羊，你这个耶稣学说的强奸犯，你这个披着教袍的伪君子和刽子手!’这个叫兹纳麦纳切克的人一股脑儿地就骂开了。这位有疯病的法审官是位很虔诚的教徒，三个姐姐都在教区里面当厨娘，孩子们也都在教会学校上学。当他听到有人竟敢如此谩骂和亵渎牧师时情绪立即失控，又是咬牙又是切齿当时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对着被告大声地嚷嚷：‘我以陛下和国王陛下的名义给你定罪死刑，不得上诉!霍拉切克先生!’法官发狂之后还竟犹未尽地命令看守：‘把这个人带下去，把他吊死在那个地方，那个拍打地毯的地方，然后你们回来我请你们喝啤酒!’不用说，兹纳麦纳切克先生跟那位看守看到这种情景，都被吓得魂飞魄散，浑身打哆嗦，而那位法审官还向着他们直跺脚，脸红脖子粗地继续说：‘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的判决?’那位看守被吓得立刻拽着兹纳麦纳切克先生就往外跑。而当时在场的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这件事，也没有人敢去向救护站求援。我不知道兹纳麦纳切克先生后来的情况，只知道医务人员把法审官先生装上车的时候，他还在嚷叫：‘假如我找不到绳子，就用床单吊死他，一切费用从我们半年的拨款中支出……’”

帅克最终被押到了驻防司令部，因为他已在德沃尔夫少校编造的供词上签了字，说他作为一名奥地利军队的士兵，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换上了俄国军服，并不幸地在俄国人撤离之时，在前线被我战地警察所抓捕。

这一些都是事实，帅克善良憨厚，并不反对这些指控，其实也是无法反对这些指控。在他们编造供词的时候，他试图补充几句能够准确说明他的当时情况的话，可德沃尔夫少校马上大发雷霆，喝道：“闭嘴，我没问你这个!事情已经一目了然，没办法抗拒了。”

帅克只好对他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报告，我住嘴，事情是一清二楚的。”

然后帅克被押送到了驻防司令部从前存放大米的仓库里，而此时，这里也成了耗子们的大堂。现在地上依然到处撒着大米，耗子们在帅克的周围跑来跑去，一边品尝着粮食，一边乐滋滋的。帅克不得不为自己找了一个草垫子以便于生存，可是当他能在昏暗中看到周围的东西时，耗子已经把全家老小都搬到了他的草垫上。不用怀疑，它们也是打算在这腐朽的奥地利草垫子上光荣地构建自己的新窝。帅克就开始用力地敲着紧闭的大门，希望能有人前来，一个波兰人小副走了过去，帅克请求他帮忙换个地方，否则在他躺下睡觉时，会将自己草垫里面的耗子压死，因此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因为军粮库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国家财产呀！即使是老鼠!

波兰人似乎明白了一部分话，可他并不乐意帮助他。在关门以前，他用拳头吓唬着帅克，并说帅克真是“混蛋”之类的话。他走远了仍然还在气冲冲地嘟囔着什么霍乱病的事，莫名其妙的，估计只有上帝才知道帅克是怎么得罪了他。

帅克在漆黑的牢房里安静地度过了一个晚上，耗子们对他没有太大兴趣，因为它们还有更重要的夜间活动：到隔壁的仓库咬军大衣和军帽，它们毫无顾虑地在那里啃着，军需处肯定会在一年以后才会想起这些物资，派来一窝不领补助的军猫进驻这类军用仓库。而这些军猫在军需处文件中会被列为“军事仓库皇家军猫”一队。其实，这种猫的军衔制也只不过把六六年战争后被废除的旧制度重新恢复罢了。

在马利亚?德莱齐亚战争时期，军需处的一些长官们曾把自己盗窃军服的罪责全都推到了倒霉的老鼠身上，这样就开了派军猫到军事仓库抓老鼠的先例。

因为皇家军猫都好逸恶劳，，最终导致发生了这样的悲剧：捷克的莱奥波尔皇帝在位时期，按照军事法庭的判决，派往军事仓库的六只军猫均被处以死刑。据说当时所有跟这个军事仓库有关系的人，都对这件事暗自感到好笑。

早上，给帅克送咖啡的时候，他们又把一位戴着俄国军帽、穿着俄国军大衣的人塞进了这个漆黑的牢房中。

这个某军团同谋处的小人说一口波兰腔的捷克语，该军团司令部设在了普舍米斯尔。他一开始就说道：“我是因为一时失足才会落到现在的这个局面，我原先在二十八团服役，不久后就转向为俄国人效劳。我跟俄国人请求派我到侦察队去工作……于是他们便派我在第六基辅师做事，后来我就被他们抓住了。朋友，你是在俄国哪个团做事?我觉得，我们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在基辅认识很多捷克人，他们和我异同上过前线，我们还异同投奔俄国军队，事隔已久，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以及都是哪儿的人!也许你还能想起某个跟你关系很好的人!我很想要知道，我们呃二十八团还有谁留在那里?”

帅克并没有回答他，而是关心地摸了一下他的额头，把着他的脉搏，然后要他站到窗前伸出舌头看看，那个人听从帅克的指示！他想，这可能是间谍接头的一种暗号吧。后来，帅克便用力地敲门，看守走过来问他有什么事，他用捷克语和德语吩咐守立即叫医生来，说刚才那人是精神病。

可是，这一招儿却没有发挥一点效果，谁也没有立即派人来治疗那个人。那个人只好安稳地坐着，绘声绘色地聊着有关基辅的事情，还说他曾经在俄国部队行军中见过帅克。

“您一定是污泥浆喝多了吧!”帅克说，“就像我们那儿的一位年轻人迪湟斯基一样，人倒是挺机灵的，可是有一次他出门旅游，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意大利了。后来只要遇到他，他就开始谈意大利，说那儿到处都是污泥浆。他还说自己被那儿的污泥浆给害过呢！也说一年会四次会在虔者节日间犯病。他只要一犯病，就像您一样，说自己认识地球上的所有人。有时候在电车上，跟身边的人搭话时说他认识人家，或者说他们以前在维也纳火车站见过面；而所有他在大街上遇到的人，他不是说在米兰的火车站碰过面，就是一起在斯迪尔斯基?赫拉茨的市政厅地下酒店里喝过葡萄酒；如果他在酒店里犯病，他就会说自己是在开往威尼斯的轮船上认识那些人的。这种病大概只有卡特辛基城新来的护士才能够治吧。有一次，那儿的护士护理的一个病人整天坐在角落里，就只知道数数字，反反复复地数着。听说这个病人从前还是个教授，护士看到这种状况，没过几秒就几乎要被气死了。刚开始的时候，护士还耐心地教他说七、八、九、十。可是没有用，因为那教授根本就不理会那位护士，还是老样子，护士实在受不了了，就在他数到‘六’的时候，在他的脑勺上用力地打巴掌，说：‘这是七’，‘这是八、九、十’。每说一个数字就扇一下他的后脑勺。说来也怪，她这么一做，病人反而有点恢复意识。他捂着自己的头问现在他在哪儿?护士说是在精神病医院。他这才想起来到这儿的经过：当时他预测出在明年七月十八日清晨六点钟的时候会出现一颗彗星，可是有人向他证实，早在几百万年之前那颗彗星就已经焚毁了……他还说他见过这名护士。后来，这个教授完全恢复了记忆力，医院要他出院休息，他就雇了这名护士照顾他。护士别的什么事也不用做，就只是每天早上扇教授四下后脑勺。她干这种事渐渐熟练又准确。”

“你在基辅所有认识的人我也都认识，”反间谍侦察署的密探特带劲儿地喋喋不休道，“不是有一个胖子跟瘦子和你在一起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和团队了……”

“干嘛要为这件事伤神呢？”帅克安慰他说，“这样的事情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谁能够记得住所有胖子和瘦子的名字?特别是瘦子的名字更加难记住，世界上的瘦子太多了。”

“朋友，你不相信我，其实我们俩同病相怜呀!”

“我们俩都是军人，”帅克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的母亲将我们生养大就是为了帮我们穿上军装，即使我们死也足矣。我们愿意效忠皇帝陛下与他的皇室，我们已经为他们夺得了黑塞哥维那。死后我们将奉献自己的骨头去炼成糖厂所需的骨炭，以造福后人。几年以前，齐麦尔中尉先生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你们这些土匪，你们这些没有教养的畜生，你们这些没有用的懒惰而又游手好闲的家伙，你们活着毫无意义。可如果一天你们在打仗时挨枪子儿死了，你们每个人的骨头倒还是可以炼出半公斤骨炭呢!糖厂可以用你们这些白痴的骨炭过滤食糖，或许你们压根儿就不明白，你们死后是多么的有价值。也许你们的孩子将来喝咖啡放的，就是用你们的骨炭过滤出来的糖。你们这些蠢猪!’当我正在思索着中尉的话的时候，他已经走到我的面前，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报告，我在想，如果用军官先生的骨头一定比我们普通士兵的炼成骨炭更值钱!’就因为了这一句话，我被他囚禁了三天。”

帅克的伙伴敲了下门，和看守说了几句话后，看守就到办公室去了。

没多久，一个参谋部的上士来带走了帅克的那位同伴。可怜，又只剩下了帅克守着那孤单、黑暗的牢房。

那个坏人临走时还大声地对参谋都的上士说：“这个是我在基辅的老朋友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