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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论赋税03（第1页）

第二节论赋税03

乍看起来，货币利息和土地地租仿佛是可以与此同样直接征收赋税的对象。就像土地地租一样，货币利息是完完全全支付利用资本的一切风险和麻烦以后的净产物。对土地地租征收赋税不可能提高地租，因为支付农场主资本还有他的合理利润以后剩下来的净产物，在纳税以后不可能比在纳税以前更大；依照同样的理由，对货币利息的征收赋税也不可能提高货币的利息率，因为一国资本或货币的数量，就像土地的数量一样，在征收赋税以前和征收赋税以后是保持不变的。

在第一编的时候已经指出，大多数时候利润率在各个地方都是由可以提供利用的资本量对于利用的数量或一定要用资本实行的营业量的比例规定的。然而利用的数量或应由资本完成的营业的数量不可能因为征收在货币利息上的赋税增加或减少。所以，假如可供利用的资本数量不因为赋税而增加或减少，大多数时候利润率必定会保持不变，然而补偿利用者的风险和麻烦所必要的这一剩余部分也与此同样会保持不变，因为这样的风险和麻烦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变化。所以，属于资本拥有人的、用来支付货币利息的那部分余额，也必定会保持不变。所以，乍看起来，货币利息也就像土地地租一样，仿佛是适合直接征收赋税的对象。

然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令货币利息远远不像土地地租那样适合作为直接征收赋税的对象。

第一，任何一个人拥有的土地的数量和价值不可能是秘密，总是能够非常准确地给予确定。然而他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却总是一种秘密，非常难极其准确地给予确定。除此之外，它还差不多是连续变化的。在一年之中，经常是在一个月之中，有的时候是在一天之中，它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增有减。调查任何一个人的私人情况，为了让赋税与之相适宜，一定要去监视他的财产的一切波动情况，这会给人造成连续的和无止无休的苦恼，是任何人所没法承受的。

第二，土地是没法移动的对象，然而资本却非常容易迁移。土地拥有人必定是他的地产所在的某一国的公民。那么资本拥有人能够说是世界公民，他不必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他会放弃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他受到令人苦恼的调查，对他征收苛重的赋税；他会把资本移往另一个国家，在那里他可以更加容易地实行营业，或享受到自己的财富。通过转移资本，他会终止他在离去国家所维持的一切产业。资本耕种土地；资本雇佣劳工。一种把资本从任何一国驱赶出去的赋税，会让君主和社会的每一种收益来源枯竭。不仅资本的利润，而且土地的地租和劳动的工资，都必定会因资本的移出而在一定程度上地有所减少。

所以，试图对资本收益征收赋税的国家，不是采用那种非常严格的调查方法，而是没办法不满足于采用某种非常宽松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断的估计方法。用这样的方式估计征的赋税的极端不平等和不确定，只可以用它的极端轻微去补偿，所以，任何一个人发现对自己的征收赋税很大程度低于他的实际收益，尽管他的邻人比他纳税稍微低些，他也不让自己感到烦恼。

依照英格兰的所谓土地税，资本应和土地按同一比例征收赋税。当土地征收赋税为每磅4先令或推定地租的1／5时，资本征收赋税应为推定为利息的1／5。当现行年土地税第一次建立时，法定利息率为6％。所以，每100镑资本假定应征收赋税24先令，也就是说，6镑的1／5。自从法定利息率降至5％以来，每100镑资本假定只征收赋税20先令。通过所谓土地税筹集的总数，是在乡村和主要城市间划分的。大多数的钱取自乡村；在取自城市的那一部分中，大多数又向房屋征收。剩下来向城市的资本或营业征收的税收（因为不计划对用于土地的资本征收赋税），远远低于那种资本或营业的真正价值。所以，不管最开始的评估可能是多么不平等，也不可能引起什么**。任何一个教区和地区依过去的按照最开始的评估来对它的土地，对它的房屋和对它的资本征收赋税；然而国家的广泛繁荣在大多数地方都让所有这一切的价值大为提高，让这样的不平等现在更不重要了。任何一个地区的税率依过去的总是一样，这样的赋税的不确定性，就他可能向任何个人的资本征收来说，也已经大为减少，而且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假如说英格兰的大多数土地是按事实上际价值的一半来征收土地税的，那么，英格兰的大多数资本可能是按事实上际价值的1／50来征收土地税的。在某些城市，一切土地税向房屋征收；比如在威斯敏斯特，资本和营业是不征收土地税的。伦敦却不同。

在一切国家，想要避免对私人情况实行严格的调查。

在汉堡，任何一个居民一定要向国家支付自己一切的0．25％；因为汉堡人民的财富主要是资本，这样的税能够看成是对资本征收的税。任何一个人自己估税，在地方长官面前，每一年把必定数量的货币投入公库，通过宣誓，宣布这是他所拥有一切的0．25％，然而不宣布总数量多少，就这件事也不接受到任何考察。通常觉得；这样的税的缴纳是非常忠实的。在一个小共和国里面，人民对他们的地方长官怀有充分的信心，深信有必要为维持国家而纳税，而且相信税款会被忠实地用于那个目的，这样的凭良心的和自愿的支付有的时候是能够预期的。这也不是汉堡人民所特有的。

瑞士的翁德沃尔德州经常受到暴风雪和洪水的灾害，因此常需作出非常的开支。遇到这样的情况，人民聚集起来，据了解，任何一个人用最大的坦诚宣布自己的一切共值多少，方便于征收赋税。在苏黎世，法律规定任何一个人应依照他的收益的比例征收赋税，收益总额他一定要通过宣誓来宣布。据了解，他们毫不怀疑自己的任何同胞会对他们说谎。在巴西尔，国家的主要收益来自对出口货物征收的小额关税。一切的公民都宣誓，他们每三个月支付法律规定的一切赋税一次。一切的商人，甚至一切的旅店主人，都受到托自己记载在境内外卖出的货物。每三个月末他们把这样的记录送交财务官，在记录接下来计算出应纳税额。没有人怀疑收入将会因这样的信托而受到损失。

让任何一个公民通过宣誓来宣布自己的财产数量，在瑞士的这些州中，仿佛并不算是什么困难。然而在汉堡，那就会算是最大的困难。那些从事冒险的贸易计划的商人，想到要在一切的时候暴露自己的实际情况，都会感到十分战栗。他们预见到，这样来做的结果，时常是信用的破产和计划的惨败。一种谨慎的节俭的人民，从来不从事一切的这类计划，而且不感到他们有必要去作出这样的隐瞒。

荷兰在奥伦治王子就任总督后不久，对每个公民的一切财产征收2％的税，也就是说，所谓五十便士取一。每个公民自行估税，按和汉堡同样的方式缴税；通常觉得，纳税是非常忠实的。当时人民对他们的新政府十分爱戴，这是他们通过一次总暴动刚刚建立的。税只付一次，方便于解救国家的非常急需。诚然，它太重了，没法永久持续。在一个市场利息率非常少超过3％的国家，2％的税达到大多数时候从资本所得的最高净收益的每磅13先令4便士。对这样的税，不在一定程度上侵蚀自己的资本，非常少有人可以付得起。在特殊的紧急状态下，人民出于巨大的爱国热情，作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放弃一部分资本，去拯救国家，他们不可能在长时期内持续这样做；假如他们这样来做的话，赋税不久就会让他们倾家**产，完完全全没有力量去支持国家。

英格兰通过土地税对资本征收的赋税，尽管和资本成比例，却并不计划要减少资本或取走他一部分。它只不过想要成为一种对货币利息征收的税，他的比例和对土地地租征收的税同样；所以，当后者为每磅4先令时，前者也可能为每磅4先令。汉堡的税，还有翁德沃尔德和苏黎世的更轻的税，用意也与此相同，不是对资本征收赋税，而是对资本的利息或净收益征收赋税。荷兰的税用意是在向资本征收赋税。

特殊用途资本的利润税

在某些国家，对资本利润征收特殊的赋税，有的时候是当资本用在特殊的贸易部门上，有的时候是当资本用在农业上。

属于前一种的，在英格兰有对沿街叫卖的小贩和巡回小贩征收的税，有对出租的马车和轿子征收的税，有对酒店主为获取零售麦酒和火酒执照征收的税。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曾经提议对店铺征收另一种同样的税。据了解，实行这次战争是为了保卫国家的贸易，因而因这次战争得到利益的商人应该对支持战争作出贡献。

然而，对利用在任何特殊商业部门的资本的利润征收赋税，不可能最终落在商人身上（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情况下一定要有自己的合理利润；然而在实行自由竞争的地方，所得也不可能多于这样的利润），总是落在消费者身上，他们一定要在商品价格中支付商人垫支的赋税，通常还带着一点超额。

当这样的税和商人的营业成比例时，最终由消费者支付，不可能造成对商人的压迫。然而当他不和商人的营业成比例而是对一切的商人与此同样征收时，尽管最终也是由消费者支付，然而优惠大商人，对小商人造成一点压迫。对每辆出租马车每星期征收赋税5先令，对每辆出租轿子每一年征收赋税10先令，当他由这样的马车和轿子的拥有人垫支时，和他们各自的营业范围保持颇为准确的比例。既不给大商人优惠，也不压迫小商人。对卖出麦酒的执照每一年征收赋税20先令，对卖出火酒的执照每一年征收赋税40先令，对卖出葡萄酒的执照每一年征收赋税80先令，对一切的商人都是一样。必定会让大商人得到一点好处，对小商人造成一点压迫。前者比后者会感到更容易从自己货物的价格中找回所垫支的赋税。然而，税额的轻微让这样的不平等不是那样重要，而且在很多人看上去，稍稍抑制小麦酒店的增多也不是不合适的。

对商店的征收赋税用意在对一切的商店征收赋税同样。它不可能不是这样。要让赋税和商店营业的大小保持极其准确的比例，就没办法不实行调查，然而这在一个自由国家是完完全全没法接受的。假如赋税非常重，它会压迫小商人，迫使差不多一切零售业落入大商人手中。前者的竞争既已消除，后者就会享受到这样的营业的垄断权，就像一切其他的垄断者的一样，他们不久就会联合起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很大程度多于为支付赋税所必要的。最终的支付不是落在店主人身上，而是落在消费者身上，在店主的利润上加上非常大的超额。因为这些原因，就把对商店征收赋税的计划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1759年的补助税。

法兰西的所谓个人贡税，可能是欧洲一切地区对农业资本的利润征收中的举足轻重的赋税。

在封建政府盛行时的欧洲混乱状态下，君主没办法不满足于对无力拒绝纳税的弱小人民征收赋税。大领主尽管愿意在特殊紧急状态下帮助君主，然而拒绝缴纳任何日常的赋税，然而君主又没有强大到足够强迫他们。一切欧洲的土地拥有者最开始大多数都是农奴。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他们渐渐得到解放。他们中有些人得到了地产的财产权，通过便宜奴隶条件拥有地产，有的时候是在国王后面，有的时候是在某个其他的大领主后面，就像英格兰古代的依据官文享有不动产者一样。其他没有得到财产权的人，对他们在自己的领主下所占用的土地得到了必定年限的租地权，因此变得不依附于他的领主。大领主们仿佛满怀恶意，对这样的下层人民这样来享有的繁荣和独立程度，既感到愤怒，又非常轻视，乐于同意君主向他们征收赋税。

在某些国家，这样的税只限于依照便宜奴隶条件所有的土地，在这样的场合，贡税据了解是不动产的贡税。萨的尼亚过去国王设立的土地税，在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多菲那和布列塔尼各省，在蒙托邦征收赋税区，在阿让和康顿选举区，还有在法兰西某些其他地区征收的贡税，就是对通过便宜奴隶条件所有的地产征收的赋税。在其他国家，赋税是向一切拥有农场或属于他人的土地（不管他所有条件如何）的人的推定利润征收的，在这样的场合，贡税被说成是个人的贡税。在法兰西的大多数称为“选举区”的各省，贡税就是这一种。不动产的贡税只对国内的部分土地征收，必定是一种不平等的税；然而它并不总是一种武断的税，尽管在某些场合它是武断的。个人的贡税，用意是在和某类人民的利润成比例，然而这样的利润的大小只可以猜测，所以必定既是武断的，又是不平等的。

在法国，现时（1775年）每一年向20个征收赋税区（称为“选举区”）征收的个人贡税共达40107239利弗16苏。这个总数在各个省份分摊的比例，每年不同，依照国王枢密院所收到的有关作物丰歉与其他可能增加或减少它们各自的纳税力量的情况的报告来定。每一征收赋税区又分为若干小选举区，对全区征收的税收总额在各小选举区间的分配也是每年不同，依照向枢密院提出有关各自力量的报告来定。枢密院就是有最好的愿望，也不可能极其准确地让这两种估计和征收赋税省份或地区的真正力量成比例。愚蠢和误报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最正直的枢密院。

任何一个教区应该分摊的对整个选举区征收的税额，任何一个人应该分摊的对他的教区征收的赋税总额，与此同样每年不同，依照环境被觉得如何要求来定。这样的环境，在一种情况下由选举区官吏判定，在另一种情况下由教区官吏判定，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省长的指引和影响。据了解经常误导这样的评估的，不仅有愚蠢和误报，还有友情、党派仇恨和私人仇恨。

非常明显，非常少有应该纳税的人在评估以前可以明白他应该缴纳的是多少。甚至在评估以后他也没法确切明白。假如有任何应该免税的人。被征收赋税，假如有任何人被征收的税多于他的应税比例，尽管他当时一定要缴税，然而假如他们提出申诉，而且可以证明他们的申诉是有理的，下一年整个教区就被重新征收赋税去偿还他们。假如任何纳税人破产或无支付力量，收税员就一定要代他缴税，然后在下一年对整个教区征收赋税去偿还收税员。假如收税员自己也破产，选举他的教区一定要就他的行为对选举区的总收税官负责。然而，因为总是收税官对整个教区提起诉讼是件麻烦的事，所以他选定五六个最富的纳税人，命令他们补偿因收税员的没有支付力量而失去的款项。随后教区重新征收赋税，去补偿这五六个人。这样的重新征收赋税经常多于征收赋税年份的贡税。

当一种税征收在某一特殊贸易部门的利润之上时，商人们全都小心不让送往市场的货物多于他可以通过足够补偿垫支税额的价格卖出的数量。有些人从这样的贸易中抽回自己的一部分资本，因此市场的供应比以前较少，因此货物的价格上调，赋税的最终支付就落在消费者身上。然而当赋税征收在农业资本的利润之上时，从农业中抽回自己的任何一部分资本是不符合农场主的利益的。每个农场主占用必定数量的土地，为此他们支付地租。为了合适地耕种这样的土地，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抽回任何一部分这样的必要的资本，农场主不可能更有力量去支付地租或赋税。为了支付这样的赋税，他的利益绝不在于减少产物的数量，从而让市场的供给比以前更少。所以，赋税没法让他提高自己产物的价格，把最终的支付推给消费者而让自己得到补偿。

然而，农场主也就像任何一个其他的商人一样，一定要得到自己的合理利润，要不然他就没办法不放弃这个行业。在征收此种赋税以后，他只有向地主少付地租才可以得到他的合理利润。他一定要付出的赋税越多，他所可以付出的地租就越少。当租约有效期间征收这样的赋税时，无疑地可能让农场主陷入困境或破产。在重新订立租约时，赋税必定会落在地主身上。

在征收个人贡税的国家，对农场主应该按照他在耕种中所利用的资本的比例征收赋税，所以，他经常不敢拥有良好的马群或牛群，而是想要用最恶劣、最没有价值的农具去耕种土地。他不信任评估员的公正，所以假装贫穷，愿意看起来就好像无力支付任何东西，因为恐怕没办法不支付太多。因为这样的可怜的方法，他可能没有总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去思考他自己的利益，通过减少他的产物所损失的，可能比通过减少他的缴税所节俭的更多。尽管因为这样的不良的耕种让市场的供给无疑地要稍微差些，然而这样而来造成的价格的小小上调甚至没法补偿农场主的产物的减少，那就更没法让他向地主支付更多的地租。公家、农场主和地主全都是因为他的耕种退步而受到损失。有关个人的贡税通过非常多不同的方式抑制耕种，因此让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主要财富来源枯竭，我已经在本书第三编作出过评述。

在北美的南方各州还有在西印度群岛有所谓人头税，每一年向任何一个黑人征收赋税若干，是真正向农业中利用的某种资本的利润征收的赋税。因为种植人大多数既是农场主又是地主，所以，赋税的最终支付落在作为地主的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补偿。

对耕种中利用的奴隶每人征收赋税若干，仿佛从古以来在全欧洲就非常常见。在俄罗斯帝国，现今依过去存在这样一种赋税。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切各种人头税常被说成是奴隶的标志。然而，对纳税者来说，每一种税不是奴隶的标志，而是自由的标志。诚然，赋税表明他隶属于一个政府，然而，既然他有些财产，他本人就不可能是一个主人的财产。对奴隶征收的人头税和对自由人征收的人头税完完全全不同。后者是由被征收的人自己支付的，前者是由此外一种人支付的。后者在大多数场合既是完完全全武断的又是完完全全不平等的；前者在某些方面尽管是不平等的，因为不同的奴隶都具有不同的价值，却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武断的。每个主人都明白自己有多少奴隶，准确地明白自己要纳多少税。然而，这些用同一名称表示的不同的税，却被觉得具有同样的性质。

荷兰向男仆和女仆征收的税，不是对资本的征收赋税，而是对支出的征收赋税，和对消费品征收的赋税相似。在大不列颠最近向每个男仆征收的1基尼的税，就是这样一种税。它落在中等阶级的人身上最重。一年收益200镑的人可能雇佣一个男仆，一个收益1万镑的人不可能雇佣50个男仆。这样的税不可能影响穷人。

对特种用途中的资本的利润征收赋税，绝不可能影响到货币的利息。没有人会对把钱用在征收赋税用途中的人比对把钱用在不征收赋税用途中的人收取较少的贷款利息。对从各种用途的资本产生的收益征收赋税，在政府想要比较准确地征收的地方，在非常多场合都落在货币利息上。法兰西的20便士取一的税（V洫StJeme），和英格兰的土地税是一种类似的税，是同样向来自土地、房屋和资本的收益征收的。就它的影响资本来说，它比英格兰土地税征收在同一资源上的部分评估更为准确，尽管不是非常苛刻。它在非常多场合完完全全落在货币利息上面。在法兰西，货币经常被投入一种所谓“年金契约”，也就是说，一种永久年金，债务人如果可以偿还原来借的数量，随时均可赎回，然而债权人除非在特殊场合，没法赎回。二十取一的税仿佛没有提高这样的年金率，尽管它是完完全全依照这样的年金征收的。

土地、房屋和资财的资本价值税

当财产保留在同一个人手中时，不论对它征收什么永久性的赋税，目的都不是要减少它的资本价值或取走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而只不过在取走从中产生的收益的一部分。然而当财产转手时，也就是说，从死者转到生者、或从生者转到生者手中时，向它征收的赋税经常必定要取走它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

一切各种财产从死者向生者的转移，还有不动产也就是土地和房屋从生者向生者的转移，都是在性质上公开的、众所周知的交易，或是没法长久隐瞒的交易。所以，对这样的交易是能够直接征收赋税的。资本或动产从生者转移到生者采取贷款形式的交易，经常是秘密的交易，能够永远让之成为秘密的交易。所以，对它不容易直接征收赋税。对它曾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间接地征收赋税：第一，要求包含偿还义务的契约写在支付过一部分印花税的使用纸（或羊皮纸）上，要不然就无效；第二，要求这样的契约登记在公开的或秘密的登记簿上，在登记时征收必定的税，要不然就无效。印花税和登记税经常征收在把一切各种财产从死者转移给生者、或把不动产从生者转移给生者的契约上，这样的交易可能是不容易直接征收赋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