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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各种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02（第1页）

第三节各种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02

垄断让一切收益的原始源泉，也就是说，劳动的工资、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大大少于没有垄断的时候。为了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层的利益，垄断妨害了这个国家一切其他阶层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所有人的利益。

只有通过提高寻常利润率，垄断才可以证明或者能够证明对某一个阶层有利。然而，通常说来，高利润率对于国家所必定产生的各种坏影响，除上面所说的外，还有一种更坏的影响；依照经验，这样的坏影响和高利润率是分不开的，然而他有害作用，可能比上面所说的各种坏影响合起来的作用还要大。高利润率，随便在什么地方，都会破坏商人在其他情况下很容易会形成的节俭习惯。在利润非常高时，俭朴这样的美德仿佛是多余的，然而穷奢极侈，仿佛更适宜于宽裕的境遇。大商业资本家，必定是全国实业界的领袖和指导者。他们的榜样对国内一切劳动民众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比任何其他阶层的影响大得多。如果雇主小心谨慎、勤俭节约，工人也都会效仿；如果主人**不羁、乱七八糟，那么雇工也会按照主人的榜样去工作，也会按主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样而来，原本最善于积蓄的人，都不可能在手上有所积蓄了。这些原本最可能让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增加的人们，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收益来增加这样的基金。国家的资本不增加反而减少。国内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正在一天一天减少。加里斯和里斯本商人超乎不寻常的利润，是不是增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他们真的减轻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贫穷吗？真的促进了这两个国家的产业的发展吗？这两个商业都市的商人的费用是如此之大，以致超乎寻常的利润不仅没有增加国家的整体资本，不仅不足以保持原有的资本。我可以说，外国资本每天不断地都在闯进加里斯和里斯本的贸易中去。

为了要把外国资本从自己资本日益不足经营的贸易中驱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甚似一天地加强这样的荒谬的垄断权。试比较一下加里斯与里斯本的商人习俗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习俗的不同，你就会感到，受高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和性格，和受低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和性格，是如何不同啊。伦敦的商人，当然虽不像加里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样；变成堂堂贵族，然而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较，也不是那么谨慎、勤俭的。据了解，非常多伦敦商人，比大多数加里斯和里斯本商人要富有，尽管比不上大多数阿姆斯特丹商人。伦敦的利润率，和前者比较，要低得多；和后者比较，却要高得多。俗语说，“来得容易，去得也快”。随便在什么地方，消费的通常情况，与其说受到真正消费能力的调节，倒不如说受到赚钱的难易程度的调节。

这样来看，垄断给某个阶层带来的非常利益，在非常多方面损害了国家的广泛利益。

只是为了要培育一个顾客群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乍看起来，仿佛只是适宜于做买卖商人的国家。然而事实上，那种计划，对于大部分做买卖商人的国家，也是全不相宜的，却适宜于政府受到做买卖商人调节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也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会觉得，用同胞的血汗和财宝来建设而且维持这样一个帝国是有非常多利益的。

你对一位商店老板说，如果你卖给我一块地皮，我就会经常在你铺子里购买衣物，尽管你铺子里的卖价比别家的铺子昂贵。他不见得会非常踊跃地接受到你的提议。然而假如此外一个人卖给你这样一块地皮，而且吩咐你要到那位商人铺子里购买你所需的一切衣物，这个商人对他便会非常感激。

有些英国人在国内没法安居，英国给他们在远地购买了很大一块地皮。诚然，地皮的价格非常低，不是今天的普通价格，也就是说，30年年租，只等于用于发现、勘探海岸和夺取土地的设备费用。然而这里土地非常肥沃而且非常辽阔，耕作者有大量土地能够耕作；还能够自由随意地在任何地方售卖他的产品，所以不到三四十年（1620—1660年），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富庶繁荣的民族。因此，英国的小买卖商人与其他各种商人，都想长此垄断这些人的光顾。

他们不敢说，他们原本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土地，然后又用一部分货币来改良这些土地。他们只会向国会请愿，美洲殖民地人民将来只许来他们的店铺买卖：（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一切欧洲产品，都得到他们的店铺购买；（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们觉得适于购买的那些殖民地产品，全数卖给他们的商店。而且他们不觉得一切产物都适于购买，因为其中有一部分输入英国可能妨碍他们在国内经营的某些商业部门。这部分产品，他们很容易希望移民们尽量运到其他地方，愈远愈好；也就是说，所以，他们提议，把这些产品的销售市场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国。这样的真正小买卖商人的提议，在著名的航海条例中成为一条正式条款。

英国统治殖民地的最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垄断。殖民地从来没有带来任何收益，来维持母国的内政，亦从来没有带来任何兵力，来维持母国的国防；他主要利益，据了解就是这样的垄断的贸易。这样的垄断，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殖民地隶属我国的主要标志，亦是我国从这样的隶属所得的唯一果实。

英国一向用来维持这样的隶属关系的费用，事实上都是用来维持这样的垄断。在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类骚扰事件开始之前，殖民地一直按平时编制的通常军费，相当于20个步兵团的给养，炮兵队与军需品的费用，和他们所需不寻常的食品，还有为警戒无限长的北美海岸与西印度海岸，而且防范其他各国秘密出入船只需连续维持的非常大海军力量的费用。平时整个编制的军费，变成了英国的一个负担，然而同时也只不过是殖民地统治所费于母国的非常小部分。假如我们要明白费用的全数，我们一定要在平时编制每一年军事费用之外，加上英国在各个时期为了防卫殖民地所花费的款项的利息。特别是加上上次战争的一切费用和这次战争以前的那次战争的费用中的大多数。上次战争纯粹是殖民地战争，他的一切费用，不管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德意志，或用在东印度，都应该算在殖民地的账上。总数在9咖万镑以上，它不仅包含新债，还要包含每磅附加1先令的地税，还有每一年动用的减债基金。

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主要就是殖民地战争。它的主要目的，是在海上搜查而且阻止殖民地和西班牙本土秘密通商的船舶。该项开支的一切费用，事实上等于维持垄断的奖励金。它的公开的目的，虽然是为奖励英国制造业、发展英国商业，然而它的实际结果，却是提高商业利润率，让我国商人可以通过超出常规比例的资本，转投到往返较为迟缓而且相隔时间较长的贸易部门。假如奖励金能够让这两种事件不再发生，那可能真值得发给这样的一种奖励金。

所以，在现在的经营管理条件下，英国在殖民地统治中会得不偿失。建议英国主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他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决定对外媾和宣战，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没有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也永远不可能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采纳的议案。

没有一个国家会愿意自动放弃任何地方的统治权，尽管这个地方是多么难于统治，尽管它所带来的收益和他的花费相比是怎样微小。这样的放弃尽管常常符合一个国家利益，然而总是会损害该国的威信。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放弃，常常不符合他的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因为他们对于非常多有责任有利润的位置的处置权，将要从此被剥夺，他们那非常多获取财富和荣誉的机会，也会从此被剥夺。占据最动乱不安并且对人民最不利的地方，常可以获取这样的处置权和机会。所以，也就是说，即便是最想入非非的人，也不可能认真希望这样的建议可以被人采纳。

然而如果真的被采纳，那么英国不仅可以很快摆脱掉殖民地平时每一年所有的军事费用，还可以和殖民地签订商约，让英国能够有效地保证自由贸易，那和它今天所享受到的垄断权相比，尽管对商人不怎么有利，然而对人民大众必定有更多利益。这样而来，殖民地和母国，就好就像朋友的分离，那么因为近来的不和而受到损伤的殖民地对母国的很容易感情，就会迅速地恢复。他们不仅会长此以往地尊重和我们分离时所订定的商约，还会在战争上、贸易上无条件支持我们，不再作捣乱的人民，却将会成为我们最亲切、最忠实、最宽宏的同盟。古希腊殖民地和他所从属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还有一种孝敬之心。我想，我们假如那样办，英国和他殖民地间与此同样的感情，也会恢复起来。

一个省份，要有利于他所属的帝国，那么在平时对国家所带来的收益，不仅要足够支付它所在地编制的一切军费，还要按比例带来收益来维持帝国的政府。任何一个省份，对于帝国政府的经费的增加，都一定要在一定程度上地有所贡献。如果有任何个别省份，不按比例承担这样的费用，那么帝国一部分省份的负担，便显得不均。除此之外，由此类推，对全帝国非常收益的负担，亦应就像平时时常收益一样，保持在同一的比例。英国从殖民地获取的时常收益和非常收益，对于英帝国的一切收益，从来没有保持这个比例，那是大家都会承认的。

据了解，垄断增加英国人民的私人收益，因而增加他们的纳税能力，这样而来就补偿殖民地公共收益的不足。然而，我曾提到过，这样的垄断，虽然对殖民地是一项极为苛重的赋税，尽管可增加英国特定阶层人民的收益，而不增加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收益因垄断而增加了的人，是一个比较特殊阶层，要他们超出其他阶层应纳的比例完税，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其严重的失策，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一篇给予说明。所以，从这个特殊阶层，我们不可能获取特殊的收益。

殖民地可由他自己的议会征收税，也可由英国议会决定征收税。

殖民地的议会，通过管理可以向当地人民征收足够的公共收益，通过维持各个时期的本地民政和军政，又按恰当比例负担英帝国政府的经费，这样的想法仿佛不大现实。哪怕是直接受到君主监督的英国国会，也是经过了一个非常长的时期，才被置于这样的管理制度之下，或者说才让它带来足够的税收，通过维持自己国家军民两政。君主只因为曾通过军政民政官大多数职权与调节该官职的大多数职权，分给国会中个别议员，才获取了对英国议会的这样的控制。

殖民地议会离君主非常远，数量众多，分散各处，组织形式又各不相同，所以，也就是说，君主即便拥有与此同样的控制手段，也非常难控制，而且他还没有这样的手段。他绝对没法把英帝国政府的职位大多数或调节此职位的权力的大多数，分给殖民地议会的主要成员，让他们甘冒不韪，向选民征收税，以此来维持英帝国政府，这样而来英帝国政府的薪俸，差不多一切都要分配给他们不相识的人。除此之外，英国政府不了解议会中各个代表的相对重要性，所以在管理他们的时候，难免不时常做些得罪人的事或者鲁莽的事情。在试图作这样的控制时，难免会触犯他们，难免犯罪，所以这样的管理方法，对殖民地议会完全不适用。

不仅这样，殖民地议会，对于整个帝国的国防开支还有维持费用，不可能作出恰当的判断。这些事务，还没有委托给殖民地议会思考，这不是他们管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得到信息的常规手段。省议会，就像教区委员会一样，对他所属地域的事务，能够作出恰当的判断。然而对于整个帝国的事务，他们却没有方法作出恰当的判断。甚至连关于本省在全国应占什么比例，还有本省和他省相比他的重要和富裕程度如何，它们也没法作出恰当的判断，因为其他各省，不应该受到该省区议会的监督和指挥。整个帝国的国防和维持费用所需要的数目，每省所应该负担的比例是多少，只有监督和指挥全帝国事务的议会中的每个人，才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因此，有人建议，向殖民地征收赋税，应该由英帝国议会决定，也就是说，各殖民地应纳的数额，省议会却按照各省各自具体情况，决定他觉得最适宜的征收方法。这样而来，关于全帝国的事务，由监督和指挥全国事务的议会决定，然而各殖民地当地的事务，能够由他自己的议会决定。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地不派代表出席英国议会，我们依照经验判断，国会的征收不至于这么不合理。对于不派代表出席国会的帝国所属各地，英国议会从来没有向它们施加过重的负担的这样的做法。根西与泽西二岛，虽没有通过任何手段抵抗国会权威，却比其他省份缴纳更少的赋税。

国会在行使他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征征收的权利（不管有无道理），然而至今为止殖民地人民纳税的比例甚至都没有达到他们国内同胞应纳的正当比例。除此之外，殖民地纳税，假如要随着土地税的增减而增减，那么议会一定要同时对他自己的选民征收税，才可以对殖民地征收税，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说殖民地事实上在国会享有代表权。

各省不按同一方法同一标准征收税——假如我能够这样来说——然而由君主决定各省应纳数额，一部分省份由君主决定征收方法，另一部分省份却由省议会决定征收方法，而且这在其他的帝国，不乏先例。法国就有些省份，国王不仅决定纳税额，还决定征收方法。然而对另一部分省份，他只是决定数额，然后省议会决定征收方法。依照征收赋税计划，英国国会对于殖民地会议的态度就和法国国王对他有权自治的态度非常相像，人们却觉得法国这些省份都管理得非常好。

依照这个计划，尽管殖民地人民没有理由去担忧了，他们对国家的负担，会多于他们国内同胞的负担所承担的比例，会多于恰当的比例，然而英国却有理由担忧，殖民地对国家的负担不可能达到这个比例。法国对于有权组织议会的那些省份的统治权已经十分巩固，然而英国在过去若干时期内，却没有确立与此同样的统治地位。殖民地议会，如果不非常乐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制，那么他们是不大会非常乐意的），仍有很多借口来逃避或拒绝国会最合理的征收。

假定说，一次对法战争爆发了，一定要很短时间内征收1000万英镑，来保卫帝国本土。这个款项，一定要由国会通过某项基金为担保，进行借贷，而且支付利息。该基金的一部分，国会提议在英国国内征收税，那么另一部分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议会征收。殖民地远离战场，有时会觉得这事和自己无多大关系，该基金的募集，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殖民地议会的情绪，那么人民肯不肯很短时间内，依照这个基金的担保，来缴纳款项呢？缴纳的款项非常可能不会多于所征收的款项数额。

这样而来，战时所借债务的一切负担，就会就像过去一样，总是由不列颠独自承担，换句话说，由帝国的某部分，而不是整个帝国承担。自有世界以来，可能只有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开疆辟土，只增加他的费用，而不增加他资源。其他国家，那么大都把帝国防卫费用，征收在自己的属地，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英国那么差不多总是是一切承担该费用，从而解除属地的负担。要让不列颠和他处在平等的地位，尽管法律上它们是从属关系，国会在征收赋税计划上，仿佛一定要有手段，让他征收很快就生效，不至于为殖民地议会所逃避、所拒绝。至于这样的手段是什么，却不是容易想得出来，还是个未曾阐明的问题。

假如英国议会，在没有得到殖民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对殖民地征收税，那么这些殖民地的议会的重要地位，将会不复存在，英属美洲领导人物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势必会随之完结。人们之所以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因为这样做能够获取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组织可以有多么安定、可以持续多久，就看这个国家大多数的领导人（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可以如何保持或捍卫他的重要地位的活动。所以，国内派别的活动和野心活动，就在于这样的领袖人物连续地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并且保卫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领导层，就像一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觉得或者是想象，假如他们的议会——他们把它叫做国会，觉得他权力和英国国会同等——大权旁落，他们就会成为英国国会的低声下气的臣仆或是执行官，他们的重要地位将会丧失。所以，他们拒绝议会征收赋税的建议，就像雄心勃勃、意气昂扬的人一样，宁愿通过剑拔弩张来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