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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04（第2页）

因为在每个特定的国家里它们的数量取决于以上两种情况的前一种（购买力），其真实价格，就像所有其他奢侈品以及多余品的真实价格一样，或许随同该国的财富以及技术改良一同上升，随着该国的贫困以及萧条而一同下跌。拥有大量剩余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国家可以比并没有什么剩余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国家用更多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来购买这些贵金属。

因为它们的数量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里取决于以上两种情况中的后一种（供应商业世界的矿产的富饶或者贫瘠），因此其真实价格，它们所能够购买或者交换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无疑也多少与那些矿山富饶程度成比例地下降，而和矿山的贫瘠程度成比例地上涨。

即使，在一特定的时候间里能够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一些贵金属的矿山的富饶或者贫瘠是一个条件，但是它和一特定国家的工业状况并没有任何的联系。它似乎甚至和世界的工业状况也并没有非常必要的联系。当然，技艺以及商业逐渐地扩展到地球上更多地区，在扩展了的更加广阔的地面上找寻新矿或许要比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地带更加具有一些成功的机会。但是，因为旧矿的逐渐趋向于枯竭，新矿的发掘是一件最不确定的事情，并且也是非技术或者努力所能够绝对保证的。大家都承认所有的迹象是不可靠的，只有真正发现一个新矿并且成功地开采了才可以确定这个矿的价值的现实性以及存在。在这种寻找当中似乎对于可能的成功或者人类努力的可能失败并没有确定的界限。在一两个世纪的进程当中也可能发现一些新矿，它们要比我们现有的任何矿山都更加富饶。

一样可能的是，已知的最丰富的矿山将要比在美洲的矿山发现之前所开采过的任何一个矿山都要显得更加贫瘠。无论是这两种事件中的前者或者后者是否可能发生，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财富以及繁荣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对于人类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也并不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其名义的价值，换言之，表示或者代表这个年产物的金银量无疑将非常不同；不过其真实价值，它所可以购买或者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则将非常相同。在前一种情况1先令或许代表的劳动不多于现在1便士所代表的劳动，而在后面一种情况下1便士可能代表的和现今1便士所代表的相同。不过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之前口袋里有1先令的人并不比现在口袋里有1便士的人更加富有；而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一个之前有1便士的人将和现在有1先令的人一样富有。金银餐具的便宜以及充足将会是这世界从前一事件中获得的唯一好处，而那些奢侈的小玩意儿的昂贵以及稀缺则是这世界从后面一事件中获得的唯一不便。

关于银价变动的离题话的结论

大多数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作者好像都认为谷物及一般物品的货币价格低，换言之，认为金银价值的昂贵不仅仅是那些金属缺乏的一个证据，并且也是那个时候国家贫穷野蛮的一个证据。这一概念和金银富足让国家富裕以及金银缺乏让国家贫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这个体系我将会在本书的第四篇当中作详细的说明以及探讨。目前我仅仅想说明贵金属昂贵的价值无法作为任何一个国家当时的贫穷或者野蛮的证据。它只是那个时候供应商业世界的矿产贫瘠的证据。一个穷困的国家因为它没有能力购买非常多的金银，所以它不会比一个富国为金银支付更加高的价格，那么这一些金属的价值在前面一种国家要比在后面一种国家更高。在中国，一个要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国度，贵金属的价值要比在欧洲任何部分都高。

当然，因为欧洲的财富自从美洲的金矿被发现后有了非常大的增长，因此金银的价值渐渐下降。但是它们价值的下降并不是因为欧洲真实财富的增长还有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的增长，而是因为偶然发现了比之前所知道的矿山更加富饶的矿山。欧洲金银量的增长还有制造业以及农业的增长是两大事件，它们即使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却产生于不同的原因，因此两者相互间并没有任何的自然联系。前者源自于一个偶然事件，其中既没有谨慎又无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后者源自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政府的建立，对于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鼓励以及人民可以享受其自身劳动成果以及生活的安全感。波兰的封建制度依然继续存在，它在现在还是一个像发现美洲之前一样贫穷得可怜的国家。但是，谷物的货币价格上涨了，贵金属的真实价值就像在欧洲其他部分一样下降了。因此它们的数量肯定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增加了，并且是和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

但是，这些贵金属量的增长看起来并没有增加其年产量，既没有改革国家的制造业以及农业，也没有改善它的居民的生活环境。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是拥有矿山的国家，或许是欧洲两个仅次于波兰最为赤贫的国家。但是，贵金属的价值在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肯定要比欧洲其他部分低一些。因为它们是从这两个国家运到欧洲其他各地去的，在运输过程当中不仅仅作为货物装运以及保险需要花费费用，并且还要花走私费用，由于它们的出口是被禁止的，不然就要交纳关税。因此和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相比较，它们的数量在那些国家肯定大于欧洲其他任何地区。但是，这些国家都要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穷。即使在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封建制度废止了，它们并没有比之前改进多少。

因为金银的低廉价值并不是所在国的财富以及繁荣状态的证据，所以其昂贵的价值，还有一般商品——特别是谷物的低廉的货币价值也都并不是它的贫穷以及野蛮的任何证据。

一般商品的低廉的货币价值，特别是谷物的货币价值的低廉，也并不是那一时代的贫穷或者野蛮的证据。和谷物低廉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的某些特殊种类货物（比如牲畜、家禽，所有的各种野味等）的低廉的货币价格才是非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证据。它清楚地表示：首先，牲畜的非常大的丰富与谷物的丰富成比例，所以牲畜所占用的大面积的土地也和谷物所占用的土地成比例，其次，这种土地的低廉价值与麦地的低廉价值成比例，所以也和国家绝大多数土地的未开垦以及未经改良的状态成比例。它清楚地显示国家的资金以及人口和其领土的幅员并无法形成平常在文明国家所有的比例，并且表明那个时候那个国家的社会都还处在发展的婴儿期。从一般商品的或者个别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我们只可以推论出那个时候向商业界供应金银的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推断不出那个国家是富裕抑或贫穷。不过从某种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和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的高低的比例，我们可以以几乎接近肯定的可能性推论出那一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其大多数土地是经过了改良还是并没有经过改良；能够推论出那个国家是处在一种野蛮状态，抑或处于一种文明的状态。

因为白银价值的下降，商品的货币价格的上扬将对于所有各种商品产生同等的影响：即假如白银的价值降低了1／3，或者1／4，或者1／5，那么所有的商品的价格肯定普遍地提高1／3或者l／4，甚至l／5。不过一直作为公众议论以及谈话主题的各种食品价格的上扬，对于所有粮食并不产生相同的影响。用本世纪的平均数作为实例，谷物的价格即便依照那些把这个上扬归结于白银价值下降的人来说，谷物价格上扬远不如其他有些食品价格上扬的那么多。因此其他那些食品的价格的上扬无法完全归咎于白银价值的降低，这个时候其他的某些原因必须要考虑进去。上面已经提及过的一些情况，或许就足以充分说明那一些个别食品上扬的原因。它们的价格的确是和谷物的价格成比例地上扬了，而并没有必要求助于设想的银价的降低。

至于谷物自身的价格，在这个世纪的头64年期间还有在上次严重的气候反常之前，一直是低于上个世纪的后64年的。这个事实不仅仅为温莎市场的记录所证实，也被苏格兰所有的县市的公定谷价调查表，还有麦桑斯先生以及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勤劳而忠实地收集的法国几个不同市场的记录所证实。这个证据是对于这样一件非常难以确定的事件所能够指望的最全面的证据。

至于过去的那10年或者12年间谷物价钱的昂贵，它能够从气候的不好寻找到充分的原因，而并没有必要推测银价有什么贬值。

因此，认为白银的价值一直是在贬值的看法看来并不是建立在细致的观察上的，或者说并不是建立在谷物的价钱，或者其他粮食的价格上的。

或许可以说，依据这里已有的记录，现在相同数量的白银可以购买的几种食品的数量要比上世纪有些年份可以购买的数量少一些；并且要确定这一变化是产生于那些商品价值的上扬，还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这是一种徒劳而无用的区分。它对于一个只带有一定数量的银子到市场上去购买东西的人或者只有一定货币收入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用处。

我不敢断言，了解这个区分就可以以较为便宜的价格买到商品，而且也无法因而说这个区分就变得完全没有一点用处。

提供一个国家繁荣状况的简洁证据也许对于公众会有一些用处，假如某些食品价格的上扬全然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那就仅仅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因为美洲矿山的富饶，由于只有从这里能够推论出银价的贬值。即使有这种情况，国家真实财富、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也将会像在葡萄牙以及波兰一样渐渐下降，或者像在欧洲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逐渐上扬。不过假如某些品种食品价格的上扬是因为生产它们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的上扬，因为土地的肥力增强，或者由于对于土地进行了更大的改良以及良好的耕种，因为土地变得更适于谷物生长。假如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它就以最为清晰的方式表明了国家是处于繁荣以及进步的状态。土地组成每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耐久的一个部分的财富。这个区分对于公众可能有某一些用处，或者最起码它可向公众证实国家财富当中最大、最重要以及最耐久的那部分的价值在不断增长。

它对于公众调整其低级仆人的货币报酬也许有某些用处。假如某些品种食品价格的上扬是因为白银价值的下跌，其货币报酬，假如之前并不是太大，肯定就应该按照这个下跌的幅度而增多。假如并没有增加，他们的真实补偿将会明显地减少。不过假如这个价格的上扬是由于增长了的价值，是因为出产这些食品的土地经过改良，更为肥沃了，则判断应当以什么比例增加货币报酬，或者是否应该增加就变为一件需要人们极其慎重对待的事情了。因为改良以及耕作的扩大，肯定要或多或少按谷物价格的比例提高每种肉食的价格。我确信，它同时肯定也会降低每种植物性食品的价格。它提高了肉食的价格，这是因为大多数生产肉食的土地原来是适合于生产谷物的，现在生产肉食的土地需要给地主以及农场主的麦地提供地租和利润。它降低了植物食物的价格，这是由于通过增加土地的肥力，增加了其繁殖力。农业的改良同样引进了非常多的植物食品的新品种，它们要比小麦要求的地少，劳动量少，上市也更加便宜。这些东西既是土豆以及玉米，或者叫做印度小麦。它们是欧洲农业，或许是欧洲本身从其商业以及航运的扩张中所得到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改良。除此之外，许多植物食品的品种，它们在农业的原始状态都是局限于菜园子里，并且是用锹种植的，而现在经过改良被移植到了普通的地里，并且是用犁头种植，比如菁芜、胡萝卜、卷心菜等等。

在现在这个匮乏的季节当中，小麦的昂贵价格必定会使穷人感到苦恼。但是在中等的丰年，当小麦处在常年的平均价格的时候，其他任何的原生产物的价格的自然上扬都不会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感觉痛苦的也许更多的是因为课税而引起的某些工业品价格的人为上扬，如，食盐、肥皂、皮革、蜡烛、麦芽酒，啤酒以及淡色啤酒等。

技术改良进程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但是，几乎所有的制造品的真实价格的逐渐降低是技术改良的自然结果。在所有制造业中，毫无例外地制造工艺的真实价值也下降了。因为机器更加完善，技术更加熟练，以及对工作分工更加适当，所有这一切技术改良的后果自然使得制造任何一件产品需要的劳动量大大减少。与此同时，因为社会的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应当是大幅度地上扬，不过所需要劳动量的大量减少常常远远超过对于价格中最大上扬的补偿。

的确，有一些制造业中原材料的真实价格的必要的上扬远远超过了技术给生产带来的所有好处。在粗木工以及细木工的工作中，和细木工中的粗活中，由于土地改良，木材的真实价格的必要上扬也远远超过最好的机器、最熟练的技巧以及对于工作最恰当的分工所带来的全部好处。

不过在原材料的真实价格或者完全并没有上扬，或者上扬不多的情况下，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却降低了非常多。

在本世纪还有上世纪的进程当中，在原材料为贱金属的那些制造业当中制造品价格的下降最显著。一个较好的手表机件，在上世纪中叶前后或许要卖20镑，现在或许只要20先令就可以买到了。刀匠以及锁匠的制造品还有所有以贱金属作为原料制作的玩具以及所有伯明翰、设菲尔德出产的商品在同一时候其价格都有非常大的下降，即使并没有大到钟表制造业那样的程度。但是，它已经足使欧洲其他各地的工匠们感觉吃惊了。他们在非常多场合承认过去即便以2倍、3倍的价钱也无法生产出质量一样好的产品。或许再也没有要比这一些以贱金属作为原料的制造业所进行的劳动分工更加细致的分工了，或许再也并没有要比这些以贱金属作为原料的制造业使用的机器可以有更多的改良的余地了。

不过，假如我们把现今这个制造业的价格和过去较早的时候即在接近15世纪末的时候的价格相比的话，这一点下降看来仍然较为合理以及无可厚非。因为那个时候劳动可能还没有什么分工，使用的机器和现在相比也非常不完善。

在1487年也就是亨利七世第4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任何人卖出最上等红色平呢绒或者上等精制的其他平呢1码售价多于16先令，每出售1码将会被罚款40先令。”所以，16先令含有大约我们今天货币24先令的白银就是那个时候被看做1码最上等呢料的合理价格。并且因为这是一个节约法，这种呢料或许通常出售的价格还要高一些。然而1基尼在现在可能就被认为是最高的价钱了。所以，这些呢料的质量想来应当是相同的，并且今天的质量可能要更好。但是，即便依照这个假设，最为上等的呢料的货币价格看来从15世纪末以来已经大大地降低，而其真实价格也下降了许多。6先令8便士，那个时候是并且在其后非常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认作是1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因此，16先令那个时候就是2夸特小麦的价钱，并且是3蒲式耳多的小麦的价钱；估计1夸特小麦现在的价格是28先令，1码上等毛料的真实价格在那个时候最起码必须等于我们今天的货币3镑6先令6便士。买了1码毛料的人就需要放弃他对于等于今天所能购买的相同数量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支配权。

粗呢的真实价格的降低即使非常可观，但是还是没有上等毛呢的真实价格降低得那么大。

在1463年，爱德华四世第3年颁发的法令规定：“任何家用仆人、普通劳动者，还有居住在城外或者自治市外的工匠的仆人不可以穿1码超过2先令的衣料。”在爱德华四世第3年，2先令所含银量和我们现在的货币4先令的含银量几乎相同，不过现在每码价格为4先令的，或许要比之前普通仆人中最穷困的人所穿的任何衣料都要好得多。所以，他们服装的货币价钱按照质量的比例，现在的要比古代那个时候的便宜一些，其真实价格必定也要便宜很多。10便士在当时视作l蒲式耳小麦的所谓适中而合适的价格。因此，2先令就是2蒲式耳以及2派克小麦的价格，而现今3先令6便士1蒲式耳，那么那个时候的2先令将会价值8先令9便士。为购买1码这种衣料，穷苦仆人需要舍弃购买相当于今天8先令9便士所能够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这也是一项限制穷人奢侈以及浪费的节俭办法，由此可见他们的服装过去一直要比现在昂贵得多。

在爱德华四世的时候，或许在欧洲还并不是任何一个地区都知道织袜子的技术。他们的长袜都是用普通布料做的，这或许就是它们昂贵的原因之一。听说第一个在英格兰穿着长袜的人是伊丽莎白女王。那是西班牙大使赠给她的礼物。

无论在粗呢制造业抑或是在精呢制造业当中，古代使用的机器要比现在所使用的要不完善得多。从那以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改良，或许还有非常多小的改良。无论这些改良的具体次数还是它们的重要性，现今都非常难加以断定。这三项重大的改良是：（一）将手工纺纱杆（老式锭子）以及纺锤换成纺轮。有了这样的纺轮同样的劳动能够完成2倍以上的工作；（二）使用几项十分新颖的机器，它们大大地方便也减少了精纺毛线的卷绕的时间；换言之，缩短了在把经纱以及纬纱放入织机之前对于它们进行安排的时间。这一道工序在那一些机器发明之前是非常冗长乏味而烦琐的；（三）采用漂洗机代替人在水中踩，让布料变密。一直到16世纪初期，在英格兰既没有任何种类的风车，也没有任何的种类的水车，并且据我所知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也不曾有过水车以及风车。它们是在不久之前才被引进到意大利的。

这些情况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向我们说明，粗纺以及精纺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为何在古代要比现在高那么多。再说将商品运到市场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因此当这些商品到达市场之后，它们需要购买或者交换更加大量的商品的价格。

在古代英格兰的粗纺制造业或许跟工艺以及制造业都处在萌芽状态的其他国家一样，它或许是一种家庭制造业，其中每种不同的工作是偶尔由家庭当中不同成员完成的，并且是只有当他们没有其他事要做的时候，纺织才是其工作。与此同时那也并不是他们赚取大多数生活必需品的主要工作。之前已经指出过，用这种方式完成的产品总是要比以纺织为职业作为主要的或者唯一的生计的人完成的商品便宜得多。另外一方面，在那个时候英格兰还没有精纺业，仅仅有富裕的商业国家弗兰德才会有精纺业。并且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以和现在相同的方式由完全依赖或者主要依赖以纺织为生的人所进行的。除此之外，它是一种外国制造品，因此必须向国王缴纳某些关税，即古代的吨税或者磅税。自然，这个关税或许不会非常高。那个时候用高关税去限制国外制造品进口并不是欧洲的政策，其政策是要鼓励进口，让商人可以尽可能以一个优惠的税率供应达官贵人其本国无法提供的而又需要的便利品以及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