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他们有的时候被有些关于法定价格的古代法规在抄写的时候由于抄写人的粗心所造成的错误所误导,有的时候实际上被立法当局所起草的条款所误导。
古代关于法定价格的法令好像首先总是从规定小麦以及大麦的价格处于最低的时候上等面包以及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然后规定在这两种谷物的价格逐渐涨到最低价格以上的时候面包以及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不过这些法规的誊写人似乎常常认为抄写三四个最高以及最低价格就够了。我猜想他们是想凭此来节省劳动,并且判定这些已经足以表明在所有较高的价格中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在亨利三世的第51年关于面包以及淡色啤酒的法令中,面包的价格是依据小麦不同价格,从1夸特1先令到20先令还有那些年代的货币的价格来调整的。不过在拉弗赫先生的刻印法规汇编之前,在所有法规的抄本当中誊写人从没有誊写过超过12先令的价格的法规。因此有些作者被这一不实的誊写所误导。非常自然地做出结论:1夸特6先令大约相等于我们现在货币18先令,是小麦的通常或者平均价格。
在大约同时颁布的刑车法以及颈手枷法中规定淡色啤酒依据大麦价格要从1夸特2先令到4先令,每次上扬6便士调整一次。但是,4先令并没有被视作最高价格,即使那个时候大麦常常会涨到4先令,并且这些价格只是作为其他价格(不论是高一些或者低一些)中应当遵守的并与其保持比例的例子。这一点我们能够从法令的最后一句话:“ebkdeiurvel’dimiurpersexdenarios”推断出来。这句话文字即使不非常确切,但是意思非常明白:“淡色啤酒的价格刚好是以这种方式根据大麦的价格每次涨跌6便士而上扬或者下跌”。立法当局在起草这一法令的时候本身似乎像誊写员在誊写其他的法令一样粗心大意。
在苏格兰的一部古法律书《皇位的尊严》的古代手稿中,有一个公定的价格法规,其中规定面包的价格按照小麦的不同价格进行调整。具体来说,从每一苏格兰波尔(大约等于英国半夸特)10便士到3先令不等。在被认为是制定该项法令的时候,3苏格兰先令大约等于我们今天的英币9先令。拉迪曼先生似乎从这一点做出了结论,3先令是那时小麦曾经涨到过的最高价格,然而10便士1先令或者最多2先令是那个时候的通常价格。但是查阅手稿后,一切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价格都只是作为例子,用以说明小麦以及面包个别价格间应该有的比例。法令的最后的一句是“reliquaiudicabissedumpra~scfiptahabeumadprefiumbladi’,它的意思是“关于谷物价格的其余的情况你可根据上面所写的条款来进行判断”。
第三,他们好像也被小麦在远古的时候有的时候售价非常低廉所误导,觉得既然那个时候其最低价格要比后来一些的时候低得多,则其通常价格肯定也要低非常多。但是,他们可能也发现了在古代它的最高价格也非常高,如其最低廉的价格低于后来所知道的任何的东西的价格一样。
所以,在1270年,弗里伍德为我们提供了1夸特小麦的两个价格。一个是那个时候的货币4镑16先令,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货币14镑8先令,另外一个是6镑8先令,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货币19镑4先令。在15世纪末或者16世纪初无法找出一个和这些过高的价格相近的价格。谷物的价格即使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同,不过在动乱以及混乱的社会中波动得最剧烈,在那些动乱的社会里所有商业以及通讯的中断妨碍着国家的富裕部分救济贫穷部分。金雀花王朝自从12世纪中叶左右到15世纪末一直统治着英格兰,那个时候的英格兰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某个地区可能富裕,而另外一个不太远的地区由于谷物遭受季节性的某些意外事件的破坏,或者由于邻近某一男爵的入侵或许遭受到饥荒的威胁,假如某敌对于贵族的土地处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前者就不会给予后者起码的援助。都铎王朝从15世纪后期直到17世纪初一直统治着英格兰,但是由于都铎王的强有力的管理,并没有一个男爵有足够的武力胆敢扰乱社会安全。
在本章的末尾读者将会发现弗里伍德收集的从1202年到1597年小麦的所有的价格,包括转换为现代货币以及按照时间顺序分成的7个时间段,每一时间段为12年。同一时候,在每一时间段的末尾,读者将发现在那12年当中的平均价格。在那个漫长的时期里,弗里伍德搜集了不到80年的价格,以至于最后一组12年中还缺少了4年的价格。
因此,我从伊顿学院的账本上补充上了1598年、1599年、1600年以及1601年的价格。这是我做的唯一补充。读者将能够看到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叶每12年的平均价格是在渐渐下降,而到16世纪末又开始上扬。确实,弗里伍德所搜集的价格好像主要是那些特别昂贵或者特别便宜的,所以我不想妄言依据它们可以做出非常可靠的结论。
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它们可以证明,因此正好肯定了我一直努力希望阐明的东西。弗里伍德自己即使和大多数其他作者一样好像都相信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银子的价值由于其产量的渐渐增加而一直在下降,但是他所收集的谷物价格一定和这种意见是相左的,但是它们都和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同一时候也和我力图说明的相一致。弗里伍德主教以及杜普列·戴·圣莫尔先生好像是以最大的勤奋以及忠诚收集古代各种物品价格的两位作者。多少有些奇怪的是,虽然他们的意见是这样不同,但是他们收集的事实,他们所涉及到谷物的价格最起码能够说是非常准确地吻合。
但是,一些最慎重的作者推测,远古的时代银子的昂贵并不是完全因为谷物的价格低廉,而是因为土地的某一些其他原生产物的价格低廉。听说,谷物作为一种商品,在那个原始年代和其他大多数商品相比较要昂贵得多。我觉得这里指的是牲畜、家禽还有各种猎物等大多数未经制造的商品。在那个贫困以及野蛮的时候,这些东西远低贱于谷物,毫无疑问是真实的。不过这个低廉并不是银价高昂的后果,而是那些商品的价值低贱的结果。即它并不是由于银子在那些年代能够购买或者代表更大量的劳动力,而是由于那一些商品在较为富裕以及进步的年代只能购买或者代表更少量的劳动力。美洲属于西班牙的白银肯定要比欧洲便宜得多。由于陆路以及海路的长途运输,货运以及保险均需花费费用,出产银子的国家要比进口银子的国家的银子便宜。
但是,乌洛阿告知我们,几年之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花21便士就可从三四百头的牛群中任意选一头牛。拜伦先生告知我们16先令(英币)是在智利首都买一匹马的价钱。在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国家,因为其中大多数土地完全没有开发,只要用极小量的劳动就可以捕获牲畜、飞禽以及各种猎物,因此它们也只能购买或者支配极小量的劳动。它们的售价非常低并无法说明在那儿银子的真实价值非常高,而只可以说明那一些商品的真实价值非常低。
需要始终牢记,是劳动而并不是任何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一类商品是衡量银子以及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真正的尺度。
不过在几乎荒芜或者人烟稀少的国家,牲畜、飞禽、各种猎物等,因为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所以大自然生产的远多于居民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供应经常超过需求。所以,在社会不同的状态,进步的不同阶段,这些商品所代表或者可交换的劳动量很不相同。
在社会各种各样的状态下,进步的每一个阶段,谷物都是人类辛劳的产物。不过每种勤劳的平均产物或多或少总是和平均消费相适应,平均供应和平均需求相适应。
除此之外,在进步的不同阶段,在同样的土壤以及气候条件下,生产相同数量的谷物,按照平均水平,要求接近相同数量的劳动,换言之,要求接近相同数量的价格。在耕作不断改良的状态下,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或多或少将为牲畜——农业的主要工具——的价格不断上扬所抵消。因此我们尽可放心相同数量的谷物在社会的每一个状态下,在进步的每一个阶段,要比同等数量土地的其他天然生产物都更准确地代表同等数量的劳动。所以,依据观察,在财富以及进步的所有不同阶段,谷物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商品更加准确的衡量尺度。在所有那些不相同的阶段,我们通过把银子和谷物相比较要比把银子和其他任何的商品相比较更能准确地判断银子的真实价值。
除此之外,谷物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人们普通喜爱的植物食品,在每个文明国家组成了劳动者的主要食粮。因为农业的扩大,每个国家的土地生产的植物食品要比动物食品多得多,所以各地劳动者主要是依赖这个最便宜而又最为丰富的有益健康的食品过活。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者劳动报酬最高的地方,鲜肉仅仅是劳动者食品中很少的一部分,家禽则是更小的一部分,猎物则完完全全不存在。在法国,甚至在苏格兰,除了节日以及某一些特殊场合外,贫苦的劳动者极少吃鲜肉,而苏格兰的劳动酬劳略高于法国。因此,劳动的货币价值更多的是取决于作为劳动者食粮的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不是鲜肉或者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金银的真实价值,也就是它们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的真实量,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所能购买的或者支配的谷物的数量,而不是鲜肉或者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数目。
但是,对于谷物或者其他商品价格的这些少量的观察应当不会误导许多聪明的作者,假如他们并没有遭到流行的见解影响的话。那就是因为白银的数量在各个国家将随着财富的增长而自然增长,所以其价值将随其数量的增加而下降。但是,这个见解看来是全然没有根据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贵金属的数量可以由两个不同的原因而增加:(一)供应贵重金属的矿山的产量增多而货源充足;(二)人民劳动的产品的增多,财富增加。这两个因素中的第一个肯定会引起贵重金属的贬值,而第二个就和其无关。
当更加富饶的矿山被发掘后,更大量的贵金属进入了市场,而它们所要换取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数量却和之前完全一样,这样同等数量的金属肯定就只能换取较为小数量的商品了。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假如贵金属数量的增长是源自于矿产的增加,那么它肯定会引起它们的某些贬值。
反之,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的时候,当其劳动的年产物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为了使更多的商品可以流通,肯定就需要更多的铸币,而人民购买得起,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商品可和它交换,自然愿意购买更多的银餐具。他们的铸币数目亦将因需要而增加。出于虚荣以及炫耀他们的银餐具,或者出于一样的原因,他们拥有的美丽的雕像、绘画以及其他奢侈品和珍品的数量可能同样增加。不过由于雕刻家以及画家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非常可能要比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所得的报酬更要优厚,所以金银也可能变得更值钱一些。
假如偶然发现的更为富饶的矿山未能让金银的价格下降,则金银的价格自然而然是随着每个国家的财富的增长而上扬,因此不论矿山处在什么状态,任何时候富裕国家中金银的价格都要比贫困国家中的高。金银像所有的其他商品一样,当然要寻求能卖到最好价格的市场。而任何商品能卖到最好价格的地方通常是可以出得起最好价格的国家。需要记住,劳动是支付给任何东西的最终价格。在劳动能获得同样优厚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将会和劳动者的食粮价钱成比例。不过金银在一个口粮富足的国家要比在一个口粮供应困难的国家,换言之在富国要比在穷国能换取更多的口粮。假如这两个国家相距非常远,其中的差异便可能更大,虽然金银自然地会从较差的市场流向较好的市场,但是要运输大量的金银或许会十分困难,而又只有运送大量的金银才能让它们在两地的价格接近同一个水平。假如两个国家相距较近,两地价格的差异就会小一些,并且有的时候可能小得都觉察不出来,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运输非常容易。中国是要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裕得多的国度,但其口粮的价格和欧洲相比却相差非常大。大米在中国的价格要比小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还要便宜许多。英格兰要比苏格兰富裕很多的国家,不过谷物的货币价格在这两国相差非常小,小到仅可觉察获得的程度。
就数目来说,苏格兰的谷物一般显得要比英格兰的便宜很多,不过就其质量来说,苏格兰的谷物一定要略微贵一些。苏格兰似乎每年都要从英格兰获得大量的供应,而每种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国家肯定略微要比在其出口的国家贵一些。因此,英格兰的谷物在苏格兰肯定要比在英格兰贵一些。不过从质量上来说,或者就英格兰小麦所制成的面粉或者麦片的数量以及质量来说,它在苏格兰市场上售出的价格通常不比在市场上与之竞争的苏格兰谷物更昂贵。
在劳动的货币价格上,中国和欧洲的差异要比这两个国家在口粮的货币价格上的差异更加大,由于在欧洲劳动的真实补偿要比在中国高。欧洲的大多数地区都处在进步状态,苏格兰的劳动的货币价格要比英格兰低,是因为劳动的真实补偿低廉得多。苏格兰即使在向富裕迈进,但是进步的步伐要比英格兰慢很多。从苏格兰到英格兰的移民多,而从英格兰移出的移民非常少,这充分证明了两国对于劳动需求的截然不同。不同国家间劳动真实补偿的比例当然并不受他们的实际财富或者贫困所调控,而是受到他们是处于进步、停滞或者衰落的状态所调控。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
因为金银在最富裕的国家当中自然就具有最大的价值,所以它们在最贫穷的国家中自然仅仅具有最小的价值,即所有民族中最为贫穷的民族里,它们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
粮食在大城镇中总是要比在偏远地区贵一些。但是,这并不是银子真正便宜的后果,而是粮食真正昂贵的后果。把银子运到大城镇并不比运往偏远地区需要花费的劳动更少,而把粮食运往大城镇消费的则要多得多。
在非常富裕以及商业非常发达的国家,譬如荷兰还有热那亚地区粮食昂贵,其原因和大城镇粮食昂贵一样。它们无法生产足以养活其居民的粮食。它们在工业方面富裕,在制造方面以及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方面,在制造航运还有其他运输及商业工具和手段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手艺以及技巧,不过他们在谷物生产方面却一筹莫展,粮食需要从遥远的国家运来,因此他们必须通过提高它的价格来支付从那些国家运来的运费。把银子运到阿姆斯特丹并不比运往但泽需要的劳动更少,不过运输粮食则费用要多得多。银子的真实价值在那两个地方肯定非常接近,不过粮食的真实价格则非常不同。即使荷兰或者热那亚地区的居民的数目未变,但是他们的富裕程度下降了,他们从遥远的国家供应自己的能力减低了,随着这种衰退出现的肯定是白银数量的减少(无论是作为衰退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时候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着白银数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扬到饥荒的时候的价格。当我们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我们应当放弃所有奢侈品,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是一直上扬,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下降。而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则完完全全相反。它们的真实价格,它们所购买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在贫困以及萧条的时候上扬,在富裕以及繁荣的时候下降,因为繁荣的时期谷物总是非常富足。谷物是一个必需品,银子仅仅是一件奢侈品。
因此,在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无论贵金属的增长情况如何,贵金属的数量由于财富的增长以及土地的进一步改良也增长了。无论在大不列颠还是欧洲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有减少的趋势。假如谁收集了古时候各种东西的价格,无论从对于谷物还是其他商品的价格来观察,他们都没有理由推论说在这段时期银子的价值贬值了,他们更加没有理由根据假定的财富的增长以及土地改良的加大而得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