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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之祸 闭关锁国导致国家丧失活力（第1页）

明朝海禁之祸：闭关锁国导致国家丧失活力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一系列“禁海令”。原本已浮游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气息被彻底剥离了，普通百姓被隔绝在了世界贸易体系之外。这次迁徙与海禁已经注定了一百五十年后一幕历史性悲剧的发生。

元末明初，面对着战后的满目疮痍，胜利者朱元璋力图营造一个理想中的国度，让千百万个相互孤立闭塞的村落在宗族、田赋、兵役的左右下有序运转，经济上自给自足，生态上循环自生。于是他将浙东海岛上的30000子民迁徙到了内地，中原地区因长年战乱荒芜出的大片土地，恰恰为这种迁徙提供了物质可能，农耕文化在太平洋西岸再次得到了勃兴。

此后不久，这位被今人称为洪武大帝的开国者便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民的活动范围圈定在了方圆50里以内。也许是基于他个人对于东方哲学世界中小国寡民状态的向往，或是对于海上敌对势力的过于敏感，终于在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诏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由此，原本已浮游于农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气息被彻底剥离了，普通百姓被隔绝在了世界贸易体系之外。这一切似乎都延续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起的农耕传统，平民社会在经历了元末动乱之后再一次被拉回了正轨。事实上，这次迁徙与海禁已经注定了一百五十年后一幕历史性悲剧的发生。

帝国的恐慌

十六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明帝国显得格外抢眼。就在嘉靖皇帝登基的第二个年头，一伙被称之为弗朗机夷的人闯入了中国海域，他们的舰队缓缓驶入了广东屯门，6艘战舰上搭乘着300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为首者声称要和中国缔结“和平条约”、“建立贸易据点”。广东官府依据“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的规定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命令巡海备倭官对其进行有效驱逐。弗朗机舰队指挥官梅勒·科迪尼奥显然藐视了面前这个古老国度，他仗着火力上的优势，命令胞弟迪奥戈·德·梅勒与别都卢各驾一舰强行驶入珠江，结果与帝国水师发生了冲突。

弗朗机人损失惨重“两艘战船被烧毁，指挥官别都卢等42人被擒，35人在战斗中死亡，船上还有更多的人战死或落水丧命……”（《黄庆华：中葡关系史（1513-1999）》）。被生擒者一部分死在了关押他们的广州监牢中，余下23人在来年的秋后被处决。因为这场战斗发生在广东新会县西草湾，所以中国方面史称“西草湾之役”。所谓的“弗朗机”也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欧洲霸主葡萄牙。

毫无疑问，葡萄牙人对中国的“发现”之旅令他们的君主极度失望。但政府强行构建贸易据点的失败，并没能抑制住私人探险的冲动。弗朗机商人依然游弋于中国海岸，沿线北上闽浙两省，试图通过走私、抢掠等非法形式谋得暴利。就在葡萄牙人北上的时候，宁波同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件。

自唐代以来，旧称明州的宁波港一直以其独有的国际化的气魄包容着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吞吐着普天之下的奇珍方物。时值十六世纪初期，虽然宁波海港已经日渐退却早年那股雍容气息，但依旧与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扮演着东亚封贡贸易的主角。正如福州对应琉球；广州对应交趾、占城一样；宁波市舶司对应着近邻日本的朝贡贸易事宜。

时值战国时代的日本，生活日用品大量依赖于明帝国的输出，而封贡贸易恰恰是获得商品的唯一合法途径。于是各大名、领主们纷纷以朝贡为名义派出“遣明船”来中国进行贸易。1522年5月第十七次遣明船驶抵宁波港，两个日本使团因为代表权问题发生了冲突，在宁波大打出手。其中一伙袭击了武器库，在取得武器后，斗杀了另一个使节，并且在烧毁市舶司开设的招待所嘉宾堂后，沿途放火、抢劫，不少中国民众、官员在混乱中丧生。在逃窜过程中，他们还洗劫了宁波市区，杀死了前来追击的中国武官刘锦。嘉靖《宁波府志》以“两夷仇杀，毒流廛市”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以“宁波争贡”、“西草湾冲突”为契机，日本商人与葡萄牙殖民势力两股暗流不经意间形成合力，从内外两个方向给东亚封贡贸易带来一次不小的震**。伴随着震**的余波，恐慌四散开来，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首先上书发难“倭患起于市舶”，随即急于摆脱责任的礼部官员们也贸然跟进请求皇帝罢黜市舶司。在遍地声讨中，浙江市舶司被撤销了，日本使臣的入贡方式以及期限随即被改。此后除去嘉靖十八年、嘉靖二十六年有过两次遣明船入贡以外，中日官方贸易便彻底中断，而民间走私很快填补上了遗留下来的贸易真空。

白银

事实上，对于封贡制度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帝国内部。疾速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使旧有的圆形方孔钱日渐不能满足大宗贸易的需要，于是乎，部分精明的商人开始寻求一种更为稀有的贵金属来充当铜质货币的替代品，他们的目光投向了白银。

中国大陆对于白银的迫切渴求，迅速转化成了东亚走私贸易链条的运转的原动力。美国学者艾维四在其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捕捉到了这种白银流动趋势，“中国银产低落的情形似乎一直维持到18世纪初年，由于人口以及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的白银越来越多，幸亏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能够输入许多外国的白银。”显然，这里的外国指的是新大陆美洲以及中国的近邻——日本。

此时的日本已经在世界白银市场上日渐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一种被称之为“银山银吹”的矿渣分离方法被发现，迅速在石田、但马等地普及开来，从而使银产量得到大幅提高，白银也成为了日本的主要硬通货。但白银的流通并没给普通百姓带来任何实惠，日本市场上的中国商品价格飞涨，一根缝衣针的价格高达银钱七分，一口铁锅更是要卖到一两白银。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走低，而明帝国却因银荒导致银价居高不下，这无疑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出。

白银国内价格增高，海外寻求来源就成为必然。靠海吃海的闽粤百姓以及不安分的徽浙私商在白银的**下纷纷扬帆出海，满载着丝绸、瓷器，绕过官府的眼线，来到近海处的岛屿，在那里停泊着来自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国的商船。通过交易后，他们换回南洋土产的香料、皮革。当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还要数被海禁制度排斥在封贡体系以外的日本人以及弗朗机人，因为他们掌握着帝国百姓最最渴望的货物——白银。

双屿港

“我们到达了由对峙的二个岛屿构成的海港。这里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为货币的。”葡萄牙海盗平托在其游记《亚洲放浪记》中以夸张手法为西方人描绘了一个1540年的中国沿海港口。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维持了二十多年的走私贸易据点，名叫双屿港。

双屿港位于宁波附近。早在1517-1518年间，部分来自福建漳州、泉州的贩海私商踏破传统禁忌自漳州下海，来到南洋采购胡椒、苏木、名香等热带产品，运输至双屿港交易。由于走私商品利润诱人，很快，不甘于安分守己的浙商、徽商便参与其中。他们从福建商人手中购得海外特产，并将内地丝绸、瓷器贩卖给福建商船从中谋取暴利。在宁波“争贡事件”爆发前，浙商、徽商一直在走私贸易中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而福建商人由于其航海技术以及对南洋情况的熟知便担负了货物运输的职责。

在潜移默化中，帝国沿海子民已经不再将出海贸易视作一种耻辱，反将其看作生存出路，甚至对出海贸易滋生出了羡慕之情。朱纨在其著作《甓余杂集》中描述了当时百姓参与海上贸易的情形：“有力者自出赀本，无力者转辗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普通民众观念的转化，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民风，飘洋过海，见识过海盗、官军的渔夫、盐丁们很快便养成了彪悍嗜血的习性。在拼命斗狠之余，一买一卖之间，他们的商业意识也日趋养成。一株稚嫩的新芽钻出沙滩，在海风和巨浪的侵袭下艰难的生长着，这就是“海洋文化”。如果说农耕文化代表着儒家的礼教、宗族、淡泊以及谦和，那么海洋文化则与西方商业社会的规则、集团、利益乃至竞争密切相关。尽管它极度弱小，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成长的机会。

1524年，宁波“争贡事件”日趋淡出普通百姓的记忆，而该事件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发挥作用。嘉靖帝一道圣旨，市舶贸易受阻，商品出口渠道堵塞。恰逢此时，宁波大灾，饥民遍野。这座因进出口贸易而勃兴的滨海市镇，在大量滞压商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更无能为力的便是来自中国内地以及日本的贸易商人。双屿港便成为了中国积压商品的输出地，而日本人也加入了双屿港走私贸易之列。

集团

不久之后，一个名为邓獠的囚犯从福建越狱后下海经商，很快便和葡萄牙人取得了联系，并介绍他们与一个宁波商人卢黄四进行交易。这是葡萄牙人进入宁波交易的开始，而交易地点就是双屿港。当然，愿意和葡萄牙海商进行贸易的远不止邓獠与卢黄四两人。葡萄牙舰长狄欧哥·卡尔佛在1527年1月16日给国王的信件说：“最近有一位在暹罗的亲戚告诉我，中国方面渴望得到我们的胡椒、黑木及木香等物，他们现在愿意花钱与我们交易”。

起初，葡萄牙人参与双屿港贸易只是临时性的，他们在贸易季节靠海滩搭起蔽身和存货用的茅棚，每到离开时就把棚子烧掉或拆掉，回到广东的私澳越冬。后来随着贸易量加大，葡萄牙人增多，开始出现了定居的倾向。他们在双屿港建筑了永久性的房屋，但是无论数量、还是风格上都离平托所描述的贸易据点相去甚远，而且盘踞在岛上居于主导力量的也还是中国商人。

1530年福建又一次越狱暴动中，三名囚徒的下海成为了双屿港走私贸易史的分野。他们分别是福建人林碧川、李光头，安徽人许栋。李光头凭借着自身骁勇凶狠的亡命本性迅速依附在了双屿港大私商金子老门下，成为了金的得力助手。按照《日本一鉴》提供的另一说法，许栋幼年就和他的二哥许楠出海南洋参与走私贸易，并入赘于大宜满剌加（马六甲）一户人家，他的大哥许松、四弟许梓常年来往南洋进行贸易。在双屿港走私贸易初具雏形时，他们勾结弗朗机人返回了宁波。

许栋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对于双屿港走私势力开始一系列的整合。他以采办货物为名，将苏州、松江等地客商骗至双屿港，然后暗中串通弗朗机人对其进行劫掠。其中不少商人是借贷经营，被抢之后便无力偿还债务，这时许氏兄弟便出面进行安慰劝诱，送其少量金钱。而被抢者迫于还债压力，只得加入许栋一伙成为走私商人。不久，许栋控制了北到日本南至马六甲的贩私贸易。

1547年，来自彭亨的海盗商人林剪率领商船七十余艘到达浙江双屿港，加入了许氏兄弟的海商集团。此外，许栋的徽州同乡王直也招集了上千亡命之徒下海贸易，投入许栋门下，成为了许氏集团的重要人物。与此同时，许栋开始以出资入股的形式吸引日本商人合伙经营，并且大量招募日本武士、浪人，充当商船的保镖。至此，许栋成为了海上贸易的最强者。

通过一系列整合，双屿港华人私商呈现出了大集团化趋势，而此时葡萄牙海盗只不过是三五商船临时结伙，实力远不能与把持双屿港的中国海商集团相比。许氏兄弟之所以允许他们到双屿港贩私、避风、栖息，不过是为了同他们交易从非洲、东南亚及欧洲带来的各色货物，同时也借助他们的火铳对抗官府的追捕，以及抢劫被骗到双屿港的商民，扩大自身势力。

许栋凭借着双屿港这块风水宝地，斡旋于官府、海商、倭夷、弗朗机人之间。各种势力相互牵制，他在其间游刃有余，而伴之而生的便是日益滋长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