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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在甲午战争中的立场问题（第3页）

1894年底，日军继甲午海战后，开始向中国本土进攻，相继占领大连、旅顺。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正在逸出其许可范围，日俄矛盾开始上升。

1895年2月1日，沙俄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指出：“日本接连的军事胜利”，“使人耽心上次会议中根本不能预见到的中日冲突的那些后果”（《红档》，第143、148、145页。）。根据这样的情况，特别会议决定：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二、争取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协同行动（《红档》，第143、148、145页。）。但特别会议同时指出：“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日本的要求”，“假使日本的要求相当温和，我们仍应采取以前的不干涉政策”。（《红档》，第143、148、145页。）

日本明□沙俄意图，为尽可能长时间使沙俄对日本侵略中朝保持纵容态度，对将向中朝提出的侵略要求讳莫如深（《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172页。）；同时，要求沙俄帮助其诱迫清政府放弃抗战，提出乞和要求。

日本与中国相比是个小国，无法支持长期战争。1894年11月6日，美国为通过“调停”中日战争，扩大在远东的影响，曾照会日本政府，指出战争持久对日本不利（《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167页。）。日本此时也感：“中日战争非能永久继续。”（《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167页。）但日本决不能主动停战。因此日本力图诱迫清政府直接向其提出乞和要求。11月17日日本交美国的复照即声言：“在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前”不能停战（《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167页。）。

然而此时清政府迫于国内人民的抗战要求，尚未明确表示乞和愿望。在恭、庆亲王向慈禧、光绪汇报美使田贝调停活动时，光绪曾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战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辑，第2卷，第216页。）

11月28日，沙俄外务次官密告日本驻俄公使：“一周前驻俄中国公使委托俄国政府仲裁战争”，俄国已告他“□和事件不若直接与日本交涉”。同时又对日本驻俄公使表示：“为日本国计，早日收拾战局，以得多额偿金为得策”，“俄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台湾当无何等障碍”，并说只要日本同意这些条件，“俄国为日本之利害，不辞随时周旋尽力。”（《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187—188页。）

在国际资本主义诱迫下，清政府不顾国内人民反对，于1月5日派遣张荫桓、邵友濂至日本乞和。但这时清政府尚指示张、邵，“如割地及力所不逮者，万勿擅许。”（《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38页。）

日本政府觉察清政府这时尚不愿满足其侵略要求，因此，在张、邵抵广岛前，已决定以拒绝张、邵的行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张、邵到日后，果被日政府以“全权不足”为理由加以拒绝，日本同时将该事密告沙俄。

沙俄立即与日本站在一道逼迫清政府。2月24日，沙俄驻日公使施特罗渥拜会陆奥，表示了沙俄政府的态度：只要日本“宣言名义上及事实上承认朝鲜独立”，沙俄即能“劝告中国政府”，派遣具有“割地”、“赔偿”等全权的使节去日□和（《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190页。）。日本立即复照沙俄表示：“能得到俄国政府此种赞助，甚为欣悦”（《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190页。）。

沙俄的这种态度，使日本更肆无忌惮，接连攻占牛庄、营口，直逼京津。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终于结束了要不要接受日本割地要求的争论，于1895年3月4日，授李鸿章以割让土地之权，至日本乞和。

3月下旬，当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谈判时，沙俄得到了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的消息。其外交大臣立即上奏沙皇：“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红档》，第149、150、152页。）在同一天的另一个奏文中，又说：“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了便利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中国在丧失朝鲜之后，没有任何港口可以让给俄国。”（《红档》，第149、150、152页。）可见，日本企图占领辽东，使日俄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即使在这时，沙俄仍未最后放弃劝告日本将其侵略要求限制在沙俄允许的范围内，以达成日、俄瓜分中、朝的妥协的企图。

鉴于沙俄的这种态度，日本驻俄公使4月11日给陆奥的电文说：“本使窃思，俄国大概当不以兵力干涉。”（《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7册，第192页。）因而日本敢于继续出兵攻占我澎湖列岛。

但日本的这种交换条件绝对填不满沙俄的巨大扩张胃口。

（五）

当沙俄得悉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仍然包括割取辽东半岛，于是暴跳如雷。4月11日，在沙俄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声称：“假使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以后大概会引起朝鲜的全部归并日本”。因此，维特提议：对于日本，“最好现在就积极行动。”特别会议通过了这一主张（《红档》，第156、154页。）。

在这次会议前后，沙俄一方面以帮助清政府抵抗日本侵略为借口，积极扩充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力量；同时加紧拉拢资本主义强国，力图增强对日干涉的力量。特别会议透露：在此期间，沙俄通过其驻“伦敦、柏林及巴黎代表征询英、德、法三国对今日中日间和谈的意见。”（《红档》，第156、154页。）

英国洞察沙俄在远东的扩张野心，决定利用日本力量抵挡沙俄的扩张，因而声称，它“没有理由干涉和谈。”

法国由于在欧洲与德国的紧张对峙，需要依靠沙俄在东线牵制德国力量；加之它本身也抱有扩大在远东殖民利益的愿望，所以很快表示愿意和沙俄“共同行动”。（《红档》，第156、154页。）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中日战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它采取观望态度。为吸引德国参加“干涉”，1895年4月初，沙俄外交大臣即与德国驻俄公使在彼得堡谈判（《列强对华外交》，第90页。）。《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前，德国对远东问题开始了新的考虑，它一则想通过与沙俄合作，“转移俄国的视线于东方”（《德国外交文件》，第9卷，转引自《列强对华外交》，第94页。）；二则希望“同俄国一致行动”，有可能自中国“取得一个地区作为军事基地”（《列强对华外交》第94、95、144—145页。）。沙俄摸准德国意图，很快作出反应。俄国通过德国驻维也纳大使通知德皇：如果德国维持了和平，俄国愿意保证德国边疆的和平（《列强对华外交》第94、95、144—145页。）。沙皇在答复德皇要求在中国获得一个港口的信件时，称这种要求为理所当然的（《列强对华外交》第94、95、144—145页。）。以此为基础，德国参加了对日干涉。

5月1日，日本政府分别对三国提出备忘录，主要内容为：除包括旅顺港在内的金州厅外，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权”，中国应以“相当款项”补偿日本（《蹇蹇录》见《中国战争》第7册，第164—165页。）。

但旅顺港恰是沙俄在远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扩张目标。因此，沙俄内阁会议决定：“坚持最初劝告，毫不动摇”（《俄德法三国干涉概要》，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补遗），第1册，第717页。）。为进一步对日施加压力，沙俄并经喀西尼劝告清政府迟延对条约的批准（科士达，《外交回忆录》。转引自《列强对华外交》第110页。）。

这使日本感到，如不满足沙俄要求，“有逐两兔而不能得一兔之虞”。5月4日，日本内阁与大本营联合会议决定：“抛弃奉天半岛之永久占领”。次日照会三国。日俄矛盾又暂时缓和。

然而，这时在中国出现了新的变化。《马关条约》内容传出后，中国舆论大哗，强烈要求清政府废约。同时由于发生三国干涉还辽事，清政府部分官僚中产生了依靠三国力量修改、甚至废弃条约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批准和约表示动摇，指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直隶总督王文韶重新考虑是和还是战（《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372页。）。

可是，清政府的幻想很快破灭。沙俄并非中国的朋友，其出面干涉还辽，不过是为从日本手中夺得更多赃物，清政府如不与日本签订屈辱条约，沙俄又有何赃物可分？

事实正是如此。当清廷想利用三国压力，要求日本延缓换约时，沙俄称：“缓换约，俄国委难照办”（《中日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册，第56、201、383、118、108页。）。当清廷请求沙俄要求日本减少赎辽费用时，沙俄回称：“此数业经三国公议减之，日既复允，碍难再与商减。”（《中日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册，第56、201、383、118、108页。）当清廷请求沙俄阻止日本割台要求时，沙俄称：“俄国不及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德国已由领事告台民不能保护，实无他策。”（《中日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册，第56、201、383、118、108页。）在沙俄得知日本愿意满足其分赃要求时，更转而压迫中国早日答应赔偿辽费，与日换约：“俄主愿中国偿费早给，日兵早退。”（《中日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册，第56、201、383、118、108页。）

通过三国干涉还辽，沙俄取得了在远东扩张的有利条件。它诱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沙俄不仅攫取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权，使西伯利亚铁路穿越黑龙江、吉林抵达海参威，而且将舰队开进旅顺湾，强租了旅顺、大连，曾被日本咬住的肥肉终于落入了老沙皇口中。它还积极向朝鲜扩张，使朝鲜当时主要沦入它的势力范围。

狡诈毒辣的老沙皇纵容日本政府挑起侵略战争，给中、朝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它则利用这场战争，猎取了久已垂涎的扩张目标。回过头来，重温恩格斯1894年所说的“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5页。），人们怎能不为革命导师这种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深刻的观察力而叹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