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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在甲午战争中的立场问题（第2页）

因此，沙俄政府在这次特别会议上所作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不必另作中立声明”，但要“继续促使中日两国注意尊重我国的利益”（《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二页。）。所谓“不必另作中立声明”，不过是吉尔斯以前说过的不能限制“我们将来行动的自由”（八月八日俄国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函，见《红档杂志选译》，第六七页。）而已。

俄国此次特别会议结论的第三点，是“注意中日战争的结果应是保持朝鲜的现状”（《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二、一四○页。）。本来，所谓“朝鲜现状”从日本军事入侵朝鲜那天起，就已经不存在了。沙俄政府此时依然声称保持朝鲜现状，显然不是指中日两国军队同时驻扎朝鲜的现状，更不是指英国在战前所主张的中日分别占领朝鲜的建议。不过是像陆奥宗光所说：“俄国原来之欲望，虽属远大，但现今准备尚未就绪，故目下之急务，在使东方之该区域暂时维持现状，以便他日偿其奢望时，无何障碍”（陆奥宗光前揭书，第一○四页。），如此而已。这就进一步表明了沙俄这次特别会议的结论，同它一八八八年的决策是一脉相承的。

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期，沙俄政府从中渔利的企图就更加明显。它不仅支持日本政府讹诈中国，并且怂恿日本割占当时并无战事的中国领土台湾，公然向日本政府表示：“俄国对于日本占领台湾，当无何等障碍”（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俄国驻日公使以私人名义对日本外务大臣所透露的俄国政府的意图，见陆奥宗光前揭书，第一○七页。）。目的是把日本的矛头引向南进，为自身日后侵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准备。尤有甚者，沙皇的侍从武官长奥布鲁乞夫竟在一八九五年二月间公开表示：“中国愈弱，对俄国愈有利”（《红档杂志选译》，第一四六页。）。随后，俄国新上任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便在四月六日两次向沙皇尼古拉提出奏折，为俄国在远东的侵略目的作了详尽的规划。他说：“如果我们满足于我们在远东的现状，而仅限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没有比中国更好的‘盟国’了”，“可是，……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需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红档杂志选译》，第一五○页。）。从这里，可以看到沙俄政府对远东所抱有的巨大野心。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国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日本政府不仅从中国讹诈了巨大的赔款，而且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和辽东半岛。至此，沙俄利用日本的政策基本告一段落，而后则开始同日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因为在沙俄看来，日本占有中国东北，就切断了它对东方侵略的进路。所以，在沙俄政府四月十一日所召开的第三次特别会议上，财政大臣维特就已提出了“我们应该坚决声明，……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的意见（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一日俄国特别会议记录，《红档杂志选译》，第一五六页。）。这说明日本在军事上打败中国以后，日俄争夺东北亚的矛盾已经突出。如果日本占据南满，则将使俄国多年经营的西伯利亚铁路丧失它的意义，而且也将剥夺俄国南下扩张的机会。因此，俄国政府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作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决定。即“先以友谊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假使日本坚持拒绝我们的劝告，就对日本宣布，我们将保留行动的自由，而我们将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一日俄国特别会议结论，《红档杂志选译》，第一五九页。）。以后沙俄便同法国和德国一起，合演了“干涉还辽”的一出戏，迫使日本归还辽东。日本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说：“干涉之借口虽在辽东半岛，但实则是因为朝鲜坠入我之掌中，至乃俄国最为嫌忌者”（小松绿编：《伊藤博文传》下卷，第二二○页，转见《日本外交史研究，日清、日俄战争》，第六十页。）。从此，日俄争夺东北亚便成了远东地区国际争夺的主要矛盾。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给驻法公使莫伦海姆的信中，具体而又十分朋确地表示：“当我们已为中国尽力（指三国干涉——本文作者注）之后，更希望使其领土及早脱离日本之势力，……但这并不是激动我们的唯一动机。我们今后同样重要之计划，为使中国依附于我们，不让英国在华伸张势力……此为我们现所执行之远东政策的关键”（见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八○页。）。一八九六年六月，沙俄政府以**和威胁的手段同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随后签订了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的《合同章程》，在中国取得了筑路权、经营权和运输军队等特权，把侵略魔爪一直伸进了中国东北地区。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出兵强占了旅顺、大连，抢走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好的胜利果实”。与此同时，一八九六年七月，沙俄取得了镜城煤矿的采掘权（见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现代研究室：《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朝鲜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一二一页。），接着又取得了庆原、钟城两地的金矿采掘权以及图们江流域和鸭绿江上游的森林采伐权等等（见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上册，朝鲜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二二页。）。因此，直到一九○一年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俄时，还对俄国外交大臣说：“日中战争中，得利最大的就是俄国”（平□笃编：《伊藤博文秘录》附录，春秋社一九二九年版，第二二至二三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沙皇俄国在中日甲午战争问题上进行了十分隐蔽而又十分阴险的活动。它利用日本，扩大了它在东北亚的侵略势力。由此可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皇俄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中日甲午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朝的侵略战争，也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组成部分。沙俄积极参与了这场战争，对中、朝人民犯下严重的侵略罪行。

（一）

还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沙俄的扩张重点已移向远东。它一方面加速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另一方面支持日本对朝鲜进行渗透和扩张。1888年，沙俄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明确表示：日本“直到最近才又关怀到利用那些方法才能保证上述国家（按：指朝鲜）不被中国所夺取。日本政府的此种方针，与我们的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应该竭力支持东京内阁的这一方针”（《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以下简称《红档》），张蓉初译，第131页。）。

沙俄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它当时在远东的力量有限，同时也取决于远东的国际条件。当时在远东势力最大的是英国，英国对沙俄在远东的动向早有戒心。1885年，英政府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明确提出英国的“大敌实在黑龙江之北”，强烈希望“抗拒俄之东下”（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王信忠著。）。沙俄对远东的扩张，也势必与日本发生矛盾。同时沙俄要侵略中、朝，必然会激起两国人民的反抗。由于中、朝、英、日等国对沙俄在远东的扩张都持戒心，因此沙俄很担心会出现某种抵挡沙俄向远东扩张的联盟。例如，1885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日清签订天津专约，中、日关系出现了暂时缓和。沙俄甚至对这样一种关系也感到不安，惊呼“中日的联盟”，使其地位在各方面都感到非常困难。”（《红档》，第134页。）因而沙俄需要掩饰自己的扩张野心，并力图加剧中日以及远东各国间的紧张关系，以造成可乘之机。所以，当日本随着战争力量的增强，加紧对朝鲜进行渗透扩张时，沙俄立即表示支持。

此外，沙俄当时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当作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1887年4月26日沙俄讨论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即认为：如果占领朝鲜，“不仅会破坏我国与中国的关系，还会破坏我国与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也觊觎上述国家。”（《红档》，第131页。）所以沙俄极力拉拢日本，图谋利用日本排挤清政府和英国在朝鲜势力的发展。

在这样的基础上，甲午战争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沙俄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互通情报（《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第30页。）。这对日本侵略中朝的阴谋必然发生助长作用。

（二）

1894年1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阶级求助于清政府。清政府派叶志超率军赴朝。日本政府得讯后，急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军赶赴朝鲜，揭开了对中、朝侵略战争的序幕。

1894年2月26日，在远东局势出现新变化时，沙俄驻北京公使在给其外交部的急件中表示，“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并附呈窃取的清驻汉城商务代表袁世凯致李鸿章的一份密电（《红档》第3—4页。）。5月20日，沙俄驻朝鲜代办致沙俄外交部电称：对朝事变“中国可能加以干涉”（《红档》第3—4页。）。接此电后，沙俄即派“朝鲜人”号炮艇前往仁川观察局势发展。5月26日，沙俄驻东京公使在致外交部的密电中告称：英国“在巨文岛储有足够供全部太平洋舰队三个月用的给养。”（《红档》，第11页。）6月4日，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沙俄驻朝公使馆即向袁世凯提出质问：“华兵由韩请，抑自派？”袁答：“韩请。”李鸿章知沙俄有意干涉，便令袁世凯复以：“韩请我派兵助剿，此乃上国保护属邦老例，俟事竣华兵即回，与俄无涉，不必过问。俄若再来诘问，可直告之。”沙俄驻朝代办韦贝在天津晤见李鸿章，“于派兵助韩一事”，也“晓晓致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959号、551号。）。

从上述情况，联系到1888年沙俄关于远东问题的特别会议即对清政府可能出兵朝鲜一事表示极大担心，并认为，如果清政府将军队留在朝鲜，沙俄则将采取“压迫中国的方式”（《红档》，第135页。）。可以清楚地看到，沙俄当时一方面对英国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同时担心中国出兵，会妨碍沙俄对朝鲜的扩张。

沙俄的这种忧虑，从当时日本对俄态度上也可以间接看出。在日本训令大鸟圭介率兵返朝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即对沙俄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说：“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不会满足于对暴动的镇压与平定。而可能企图留驻朝鲜并控制朝鲜。”“鉴于此，我国（日本）能不派兵至朝鲜监视中国的行动吗？”并表明：“日本派遣军队前往朝鲜目的纯为保护日本侨民以及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红档》，第10页。）陆奥宗光这番话，主要反映日本利用远东国际矛盾掩盖其侵略的企图，但也表明当时在朝鲜问题上，沙俄与日本有一种共同利害，即担心清政府在朝势力的加强，会妨碍它们对朝鲜的侵略。

6月10日，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四百名海军陆战队抵汉城。但他发现情况意外平静，中国军队未有一兵一卒驻扎城内，东学党起义已失败。日本出兵的借口——保护公使、侨民，再也不能成立。大鸟担心日本如按原计划向朝鲜增兵，很可能会过早暴露侵朝野心，因而频电日政府，“力说现时我国若派过多之军队来朝鲜，使朝鲜政府人民，特别第三者之外人，抱无谓之疑团，外交上不可谓得策。”（《蹇蹇录》，陆奥宗光著。见《中日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7册，第152页。）但日本政府已成竹在胸。15日，陆奥宗光致电大鸟，令其无论如何不可撤退部队，并告诉他：“关于俄国出兵朝鲜之事，据本大臣与俄国公使谈话及驻英日本公使之电报观之，似无此虑。”（《日支鲜关系》，转引自《中国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76页。）显然，在此之前，日本已直接或间接地摸清了沙俄对其出兵朝鲜的纵容态度，因而有恃无恐，继续向朝鲜增兵。

沙俄与日本的这种暧昧关系，致使当时流传着日俄密约侵朝的说法。清驻朝电报局官员李毓森致盛宣怀电即称：“今倭人之敢于如此者，难保不与俄人订有密约。中国如欲用兵，也非易之。”在盛宣怀转呈李鸿章的信件中还称：“恩都统来电，俄人暗中接济（日本）子药等事，必须急筹补救之策。”盛宣怀曾为这类说法在天津会晤沙俄外交官员，提出质问：“各国均说此次日本滋事有贵国在暗中帮助。有此事否？”（《盛宣怀档案材料》。（以下简称《盛档》），上海图书馆藏。）这些并非“空穴来风”的消息，对清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三）

在日本大规模出兵朝鲜后，由于出现了中日军队直接对峙的局面，沙俄的政策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1894年6月22日李鸿章会晤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涉，并表示：“朝鲜内政确有改革的必要”，“同意此改革问题应由俄、中、日三国全权代表以会议方式调查解决之。”喀西尼大为高兴，认为这样可以“增加俄国在远东势力”（《红档》第21、14、30、50页。），极力主张沙俄介入。

虽然沙俄政府十分希望得到喀西尼所说的好处，但在全面权衡情况后，拒绝了喀西尼的建议，采取了更加狡诈的政策。

1894年6月25日，沙俄外交大臣致电喀西尼，表示不能接受李鸿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企图使俄国卷入纠纷，并取得俄国帮助（《红档》第21、14、30、50页。）。10月27日，其给喀西尼的信件再次强调：沙俄的“目标是不为远东敌对双方任何一国的一面之辞所乘，也不被他们牵累而对时局有偏袒的看法”，否则将“限制”将来的“行动自由”（《红档》第21、14、30、50页。）。很清楚，这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以前的对日纵容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目的在于获取更大利益。无怪乎赫德当时说：俄国人在“等着梨子熟了落在手里，好捡便宜。”（《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7编，第49页。）

为使这种两面态度不被清政府察觉，沙俄政府与其驻清公使的来往电文一贯使用密码。中日宣战后，为防止日本间谍传递情报，清政府按当时国际惯例，规定各国人员在中国发报一律使用明码。但沙俄却拒不按此规定办事。当其驻烟台领事用密码发报的要求被当地电报局拒绝后，其驻津外交官气势汹汹地责问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盛宣怀回答说：“烟台为我国海军要地，岂容他人传递军情。前者线阻三日，我军均平安到韩，廿二因喀使急欲通电，是以开报，竟送广乙，高升，操江三船，已受深害。既有前车之鉴，断难再蹈复辙。”（《盛档》，《巴随员问答记·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这一对话表明，日军能够于1894年7月25日，在丰岛海面伏击中国运兵船，是与沙俄有密切关系的。

当日军大规模在朝鲜集结，占领仁川、开进汉城时，清政府驻朝官员曾连电李鸿章告急，水师提督丁汝昌也电李鸿章请求备战。但李鸿章正陶醉于喀西尼关于沙俄允许调停之说，乃电复驻朝官员谓：“顷俄使来告，已奉俄皇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照华议同时撤兵，再妥议善后云。似日不能不遵。速电叶请仍静待勿妄动为要。”同时并电丁汝昌：“日虽增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6月27日，日本第二次遣韩部队抵朝鲜，清驻朝官员再次告急。6月30日，丁汝昌再电李鸿章请调回在朝三舰，集中海军力量，候陆兵大队调齐，与日决战（《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但是，同日沙俄驻华公使遣员告李鸿章：日虽不允撤兵，但保证不先挑衅。李鸿章得此信后，即复电清驻朝官员：“俄廷迭谕该使调处，必有收场。”（《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复丁汝昌电说：“日外部告俄使，在韩之兵如无他缘故，不先与华兵开仗。”（《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对丁备战之请，不置可否。

日军乘此机会节节进逼，结果造成牙山战役失利。清军初战失利，不但士气受沉重打击，而且由于日军占领牙山，解除腹背受敌之忧，对今后的战局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