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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风水建筑文化概论004（第4页）

这里的人命就是算命。算命的方法是以日的天干为主，月的天干为提纲，年的天干为基本，时的天干为结果，排下八字，看主人的命与什么格局相合，合则用之，不合则不用或另选别的格局。木取木为主，火取火为主，土取土为主，金取金为主，水取水为主。四柱相合，才是中和吉星（《堪舆完孝录》）。所谓“四柱”，就是以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一柱，月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二柱，日期的天干地支为第三柱，时辰的天干地支为第四柱。每柱天干一字，地支一字，四柱加起来就是八字。

算八字即指这八个字。凡定向，只论家长年命，如长者没，以长子年命定之。若只有主母当家，则以母命定宅（《阳宅撮要》）。

以上杨文衡等研究的内容，是流传在民间的风水习俗，应慎加分析。据程建军研究，地理事物五行属性和五行生克方位。

地理事物五行属性

五行　五方　五季　五色　五音　五气　五化　五味　天体　行星　数字　情志　五脏　五常

木　东　春　青　角　风　生　酸　星　木　八　怒　肝　仁

火　南　夏　赤　徵　暑　长　苦　日　火　七　喜　心　礼

土　中　长夏　黄　宫　湿　北　甘　地　土　五　思　脾　智

金　西　秋　白　商　燥　收　辛　辰　金　九　悲　肺　义

水　北　冬　黑　羽　寒　藏　咸　月　水　六　恐　肾　信

中国古代的易经地理及风水是将世上万事万物按季节、方位、时序循环协调变化的一种宇宙图式或称世界图式，它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

五行学说同样经过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家的总结与发挥。如记载它的是秦相吕不韦编纂的《吕氏春秋》，是吕氏为相的治国纲领。书中有以十二月份分成的“十二纪”，每一纪第一篇专讲某个月的天象、气候及相关的其它方面的情况，包括帝王衣食住行的位置颜色等。如《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说：

盂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爷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诈欺，衣青衣，服青太，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这是明显地继承了萌发于夏代的《夏小正》而来。所以《易经》和风水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部分一样都源自三代。

古人云：“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训》）。宙是时间，宇是空间，在时间方面有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份和十二时辰；在空间方面有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天地上下前后左右六合。以春季配东方，夏季配南方，秋季配西方，冬季配北方，即把时间的四季和空间的四方配合起来，成为时空合一、宇宙一体的图式。后来，又将许多事物模拟于四时四方，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万物时空合一的图式，一个普遍的宇宙体系的理论。

到了汉代，这一图式经过淮南王刘安《淮南子》的记述和汉儒董仲舒的发挥阐释而广为流传。汉代人把《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的开篇月历内容编人《礼记》，称为“月令”，从而正式成为儒家的经典。《管子》中的“四时”、“幼宫”篇中均有与月令相同的内容。《吕氏春秋》、《礼记》、《管子》等均是战国秦汉时期十分重要的著作，它们充满中国哲学的精髓思想，对历代治国方略均有重大影响。因此，它在中国政治文化及思维方式上始终居于支配地位。

这一图式的时空一体化的模式是对自然界规律的总结，而人们建立这个图式的目的在于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那就是要和自然规律相协调。怎样协调呢?《易传·文言传》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乎人乎。

这里的“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的变化。“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即指天人协调一致。这是《周易》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月令图式的基调。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人地关系及风水理论的一个根本观点，它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二是认为人的德性与“天的德性”是相通的。后经过董仲舒发挥确立“天人感应”、“人副天数”之说，也不乏把人纳入自然时空的秩序中，表达天地人三才合一的主题，实现人的社会发展规律与天地自然变化规律相吻合的理想。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指导着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划设计构思，进而成为一种设计理论和构图依据而贯穿于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肘空中。对此，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再也没有其它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大自然的原则。这个人并不是可以从社会中分割出来的，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不论集中的或者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地出现一种对宇宙的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叉（转引自《华夏意匠》）。

这段话的本意就是说中国古代建筑是依照宇宙理论、“宇宙的图案”去规划、设计、营造而成的。当反映到建筑设计中时，便转变成中国古代建筑的各种类型。

风水思想以此为据，也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学一”。天人是相通的，不仅生物界有循环、有新陈代谢，而且大自然、地球表层也有循环和新陈代谢。人体内的小循环是自然界大循环的缩影。大自然的地理环境是“若阴、阳之气，则循环无方，聚散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屈伸无方，则运行不息。膏大自然的地理环境也是有生命的。这一基本的自然观与导源于西方科学的地理观有所不同。西方的地理学认为仅仅生物圈有生命，水圈、大气圈、岩石蛋都是无机界。但风水观把天、地、人、生各大系统统一起来，认为它们整体上也是有生命的。既然天人是合一的，也就演化出以下风水性质：（1）统一性。风水思想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人类社会融汇在自然界里，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人地关系上，风水思想既不同于“人定胜天”，“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的观点；也不同于“天定胜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风水观认为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界，同时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是通过复杂而奇妙的自然经济社会规律来相互作用的。（2）和谐性。风水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部分和整体的和谐共处。认为和谐是达到幸运与富裕的必由之路。（3）对称、均衡性。按照风水思想，有机体具有对称、均衡性，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对称的，两仪（阴、阳、南北二极）是对称的，其设计与布局的环境也因此要对称、均衡。如有山有水，有高有下，中轴线，平面布局要四四方方对称明朗。（4）多样性和丰富性。地理环境是复杂多样的，各种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千差万别，各有其个性。因此，具体对某地环境的选址、布局必须因地而异。

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思想

人类社会是地理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是地理环境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又同时是地理环境的对立物。人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环境每日每时都在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参与形成不同人群的各种特点。同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又不断地作用于自然环境，使它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因此，人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中国古代有着基本独立的文化系统和风水地理理论。风水地理从萌芽时期开始就包涵着对人地关系的独特认识。在中国古代和国际地理学界从不同的哲学观出发，形成了不同学派的人地关系理论。各种人地关系的认识又千丝万缕地深入与渗透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之中。

在中国古代对于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认识，一直有以下三种倾向。

一、听命于天，即“天定胜人”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西方的地理学上，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它将人的地位和作用，作为自然环境的奴仆与附庸，强调环境是塑造人（类）生活的控制力量。人（类）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因素，而是跟在自然所确定的方向后边走。

这是自然顺从论，是一种倒退论，认为今天人类活动给自然界造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自然界自我调节功能所能同化的限度，生物圈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参数开始变得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主张“退向自然”，返朴归真”，然而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切顺从自然的消极观点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过，这种重视自然价值和生态学的思想已提醒和迫使人们重新广泛地检验人类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然的法则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法则。

二、“人定胜天”论

这种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者、统治者，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环境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支配、摆弄、摆布。人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这种思想片面夸大了人的作用及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认为一切客观的地理环境条件都可以由人来创造、由人来塑造、由人来安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跃进”时期，曾走过弯路；其表现是流行于当时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要把山河大地重安排”。它蔑视地理环境本身生命的机理和客观世界内在的规律，酿下苦果，其危害程度是十分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这是环境虚无论，也是一种人类中心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必将达到无所不及的程度，人最终一定能摆脱自然界的束缚，用技术圈、智能圈代替生物圈，将建筑视作可以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为人控制的一个场所，人类会靠自身的力量，在各种环境下，使自己得以生存。

这种征服大自然，视环境虚无的思想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其生自大自然，滋补成长于大自然，人类每一行为无不受自然的无所不在的规律所左右，自然环境将永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三、人、地协调论

这是一种整体、有机循环的人地思想。它在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地理思想。远在周代，由于农业的飞速发展，已经注意到发展生产与保护、协调环境之间的关系。相传西周初年，周文王就提出如果不爱惜自然资源，终有一天将“力尽而敝之”。自然环境会恶化、资源会枯竭。于是他提出“能协天地之胜，是以长久”，发展生产要与地理环境相协调。基于这种保护动植物资源是保护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周文王在镐京召见太子发（后为周武王）谆谆告诫说：“呜呼!吾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卵不巽，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这种谨慎保护生物再生产能力的思想，就是人地关系协调的思想。他的遗嘱中包涵了保护自然生物繁衍的远见卓识。他反对掠夺式开发，反对开发性破坏，提出利用自然资源时，要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他还提出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别种植树木、藤本、竹子、芦苇、水草等。他要求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以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作为“先王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齐民要术》一书也提出“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