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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完美不在场证明（第2页）

那一瞬间，陈阳或有退缩之意，拿着银行卡的手有点微微颤抖，另一只握着匕首的手已稍稍松开，但这时魏玲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陈阳受惊，眼中的凶光瞬间外露。他立即夺过手机，命令魏玲停好车后将其拖出车子，见四下无人，便杀了她。眼看魏玲渐渐没了气息，他又起念一把火毁尸灭迹。于是他先将尸体放入后备厢，然后拿着魏玲的手机打算用里面的支付软件购买汽油。没想到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担心他一个小孩拿着汽油有危险，拒绝了他。他发现无法购买汽油后，索性直接回了家。

尸体第二天就被发现，经法医解剖，证实魏玲死于失血过多。女儿孟玥先到警局认领尸体，后事是魏玲的父母操办的。

案发后，警方当即成立专案组，很快发现车辆安装了行车记录仪，由于记录仪只录有单向公路画面和犯罪嫌疑人的声音，并未拍摄到长相。但警方从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陈阳，根据衣着继续摸排，两天便将他顺利逮捕。

陈阳一开始并未认罪，问什么都说一概不知，哪怕是警方当面播放行车记录仪中的声音，他也还在狡辩，说没人能证明那是他的声音。后来警方在他家中院子的一棵树下搜出魏玲的手机以及银行卡，他才全部招供。

在事实无误的前提下，年龄就成了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决定性因素。

陈阳身份证上的年龄显示其已满十四周岁，但其家人主张，当年为了让儿子早点读书及成家，报户口时将年纪故意报大了，实际年龄比身份证要小整整一岁，并称许多村民都可以做证。由于农村普遍存在修改年龄的行为，公安机关相继走访镇医院、村委会、当年上户口的派出所等，结合询问村民的证言，发现陈阳的出生年份的确和户口上所填报的不符。陈阳被带去公安机关合作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拍摄其手部X光片，观察手掌指骨、腕骨及桡尺骨下端骨化中心的发育程度来确定骨龄。结果出来后，的确是未满十四周岁。

还有一个细节令徐锐印象深刻。听古尧说，在等待骨龄鉴定的羁押过程中，陈阳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开始虽知道自己不满十四周岁，但不确定是否严格按照身份证年份起算，还有点担心和畏缩，后来知晓公安机关采纳实际年龄的事实后，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不会被判刑，便放下心来。

讯问过程中，刑警问他：“在受害者已经配合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杀人？”

他摇头晃脑，十分无所谓地说：“那个女人要是真的担心我被ATM机拍到，就应该自己去把钱取出来拿给我。而且她已经见到我的脸了，我不能给她后面指认我的机会。”

法律制裁不了，好在道德与舆论还起作用。劫杀案件轰动平州全城，本来就是纸包不住火，孟玥又将还未改名前的吴昭的信息全部贴在网上，姓名、年龄、住址、照片，全部曝光，使得他们一家在村子里遭受排挤。警车送吴家人回村的那天，入村小道静悄悄的，偶尔有几个村民也只是来回张望不说话。车子开到吴昭家门口时，警察才发觉他家大门虚掩，且门锁已被锯断。推门而入后，看到整个小院从门口开始，堆起高如小山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客厅的玻璃门前。发霉发馊的剩菜和屎尿味道令所有人捂住口鼻，即便戴着口罩也挡不住阵阵反胃。

看来村民们几乎是集结所有力量，把能找到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了。

吴昭父亲呆立一旁，沉默不语，母亲陈义红立即开始号啕大哭，拦住警车不让离开。警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也看到吴家确实没有居住条件，只好在请示过后又用警车将其一家三口送回招待所。

最后的情况是，虽然吴家院子最终被清理干净，吴家人却是再也不敢住了。镇政府也只得继续延长他们在招待所的居住时间，可这也不是长久办法。又过几日，吴昭居然问，自己什么时候回学校上课。得知无法在原来的学校继续读书，吴昭竟然露出诧异神色。

“为什么不让我上学？”他问得如此理直气壮。

满腔怒火的吴父随手抄起一个木制板凳就打过去，他是真用狠力气，板凳落下后凳腿的木块都碎裂弹飞起来。吴昭第一下躲开了，吴父拾起凳子还要砸，还是陈义红反应快，立刻冲过去把板凳抢过来。

“你怎么下手这么重，他已经知道错了！”

“知道？他知道个屁！他可是杀了一个人啊！我现在就把他打死，给人家赔命！不然他今天能杀别人，改天就能杀了你，杀了我！”

“那是你亲儿子！他做错事，你就没错吗？你要是平时多管管他，他能犯错吗？”

“我最大的错就是生他，我真是错了！”

再之后的事徐锐就十分清楚了。虽然没有了类似撬锁、倒垃圾等事件，但村民躲避瘟神一般躲着吴家人，走在路上见到这家人都绕道好远。超市不卖给他家东西，餐馆压根儿不让他们进去，就连理发店都坚决不做吴家的生意。

之前和吴昭一起玩的孩子们，更是被严厉教育不准与吴昭有任何接触，孩子们平日再调皮打闹，也怕杀人犯，纷纷疏远吴昭。孩子在镇中学上学的家长们写了一封联名信，递交到教育局，说是绝不允许杀人犯和他们的孩子们一起读书。

但由于吴昭毕竟还在义务教育范围内，不让他读书又说不通，因此相关部门将吴昭的问题上报至平州市政府。市政府经过多次讨论，对吴昭的后续处置商讨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且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安置城市和具体安置方案不对外公布。

就这样，吴昭父母带着儿子去了南城。陈义红反思自己，认为是自己多年外出打工才使得儿子缺乏关爱，犯下大错，因此决定不再外出，而是留在儿子身边亲自教导，坚信儿子可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吴父则一直无法接受儿子是杀人犯的事实，来南城后不到一个月就不见了人影，说是外出赚钱，实际就是离家出走。开始的半年他还断断续续转些生活费回来，偶尔问上几句，后来生活费就像断线风筝，彻底没影了。

在了解了四年前的案件细节后，徐锐将调查重心放回了陈家母子以及两人的社会关系上。

单看这位母亲，徐锐是有些哀其不幸的。陈义红今年不过三十六岁，但半旧的衣衫与蓬头乱发下，是一张明显经历了多年辛苦劳累的脸，脸上的全部纹路都向下拉扯着，仿佛地面要把她吸进去似的。

四年前由平州迁来南城后，她在七星镇物流园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房子是水泥地面，粗糙简陋，墙壁斑驳。夏天还好，有个风扇算是过得去，冬天供暖跟不上，屋内冷冰冰的，电暖气耗电太大又不能全天打开，很是受罪。

丈夫出走后，无依无靠的陈义红只能一人打两份工，白天去市区一户人家做保姆，照顾老人、收拾家务，晚上回七星镇上还要负责看管物流园，虽没什么难度，却睡不踏实，一个月下来总共到手四千五百块。

四千多的月收入在南城养活一对母子，不算太困难，可人在世上不能只是生存，还要生活。而陈义红没有生活。

她不护肤，不化妆，不社交。洗脸洗澡只用两块钱的香皂，四季衣物总共不超过十件，开线、泛黄、破洞。她饭菜都吃最便宜的，去市场上挑选水果，给儿子买几个新鲜的，自己再从商贩脚边的筐子里拿些部分烂掉的，回家后把腐烂处削掉再自己吃。

脚上的布鞋只要十几块，给陈阳买的却是走线结实的鞋。作为一个母亲，她已经尽了全力给陈阳最好的，满足他的需求。甚至，当初警方搜集陈阳的样本时，还在陈义红床头看到了几本快要翻烂的图书，有心理学方面的，也有心灵鸡汤式的畅销书，内有怎样引导孩子做事做人的文字，重点部分还用铅笔画了线。

陈义红只有初中的文化水平，却能主动阅读这些较为专业、难懂的书籍，可见她对儿子的未来还抱有希望，希望儿子能够改邪归正。她还特意带吴昭去派出所改掉旧名，随母姓陈。可即便在如此积极的氛围之下，陈阳的情况也并未好转。

当初来到南城时，政府已经安排好了能够接收陈阳的学校。在校期间，除了基本的文化课程，陈阳每周还有一次免费的一对一心理评估和辅导。这一切对于曾经犯下杀人罪行的少年，已是对他极为宽容的安排，只要他认识错误、好好表现，是有机会抹掉过去的历史，重新开始的。

据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透露，在义务教育阶段，由于有学校管束，老师盯得紧，陈阳的情况虽谈不上多好，但总算是规规矩矩，也还能接受。可一年多后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陈阳便不肯再去学校，而是每日在家无所事事，暴躁易怒的脾气逐渐突显，情绪捉摸不定。他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也并不悔改，而是混着人生中一个又一个日子。

陈义红对于儿子的管教也颇有问题，或是居高临下，或是故作可怜，或是照搬书籍建议，都没有效果，她也因此变得焦躁、激进，绝望之时也不止一次有过自杀念头，但想到儿子今后将无依无靠，孤独一生，还是为了儿子继续活着。

而她的可悲之处也在于此，她不明白一个根本问题，教育是前置性的行为，具有预防性质，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再纠正便很难解决了；她不明白教导子女应先着眼于大是大非，而不是在细枝末节处处纠结、唠叨和数落，形成沟通屏障。

案发后，警方向其了解情况时，陈义红一口咬定凶手是魏玲的家人，要求逮捕他们。还说自己带着孩子改名换姓逃至南城，本以为生活就此平静，却不断遭受多次性命威胁，最终还是逃不过孟玥的寻仇。徐锐想起上次在警局里由于情绪激动，陈义红没来得及细说就被请了回去，于是决定亲自去她家一趟，仔细询问。

第二天一大早，在值班室眯了半宿的徐锐来到陈义红之前登记的住址。失去了儿子的她这几天都没有出去工作，每天待在出租屋内以泪洗面。见到徐锐登门还以为是陈阳的案子有了什么进展，得知只是来再次询问，情绪不免低落。

“你再说一下这些年受过哪些威胁，具体一点，是被跟踪，还是有更具体的伤害行为？”

“我想想……第一次是一辆车，第二次是花盆……还有……还有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