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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流行中国人的祖先曾迁移美洲一一说，也就是说，玛雅文明与中国远古文明其实是同源的，这种观点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经学者们多年孜孜不倦的探索，确实掌握了不少证据。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埃及金字塔、美洲金字塔和中国金字塔三者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

敦煌藏经洞之谜

20世纪初的敦煌莫高窟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地方，虽然这里有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们开凿的佛祖像，但是每天也只有几个念经文的喇嘛在陪伴着他们的佛祖。奇怪的是，在这片昔日的佛教圣地，却经常有一个人出出进进，他不是念经的喇嘛，也不是信佛的俗弟子，而是一位道士，他的名字叫王圆篆。这个信奉道教的王圆篆看着日渐破败的佛教洞窟颇为心痛，雇人对这些洞窟进行了整修。1900年6月22日在清理第16窟时，奇迹发生了。一位被雇来的老农在清理洞内的浮沙时，感到很疲惫，就靠在洞窟的墙壁上点上烟想休息一下。点完烟后，他习惯性地把点烟的芨芨草随手插人身边的洞缝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次却与往常不同，这么长的一根草竟插不到底。他赶忙用拳头敲了几下墙壁，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这么大的回音，说明墙壁是空的，分明是窟中还有套问!这是他们在整修别的洞窟中从没见过的事。这个老农赶快把情况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也很诧异，料想其中必藏有宝物，不然人们不会开了这个套间后，再在外面画上壁画，伪装得像一般的石窟一样。王道士是一个贪心很重的人，他怕消息传出去后会招来更多的人抢宝，便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了。王道士耐着性子等到晚上，他悄悄地去打开了这道伪装的窟壁，找到了用泥封着的洞N。打开洞口，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让他吃惊不已：这个“套间”里堆满了纸质的卷子、绢画，还有各种佛教的法器等。在王道士看来，这些都是古董，古董是可以卖大价钱的。于是，他拣了一些首尾完整的写经和一些绢画，送给了当地的官绅。在这些官绅的眼中，这些当然也是不可多得的古董。于是，敦煌有古物的消息不胫而走。

敦煌是中国汉唐时期中原与中亚、南亚以及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会合点。一批批的宗教信徒，一批批的宗教经典，随着商路的开通，纷纷云集在敦煌，那里曾是一个繁荣的宗教圣地。从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达，曾经十分辉煌的敦煌逐渐为人所忘却。王道士发现的这些所谓古董就是“敦煌文书”或“敦煌遗书”，其内容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文献，有儒学经典，有官私文书，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现已成为“死文字”的多种文字写本，是5到1l世纪敦煌繁荣的历史见证。如此丰富的文书是何时被封上的?又是因何原因而被封的?这些问题从藏经洞被发现至今，一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被敦煌各寺院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即所谓“废弃说”；还有人认为洞中的文书是因为避免战乱而有目的地藏起来的，即所谓“避难说”。

主张“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掠取这批宝物的外国人。斯坦因是匈牙利人，当时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职。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在藏经洞未发现之前，曾三次到中亚探险。当他得知敦煌发现古董时，于1907年来到了敦煌，几经周折，终于买通了王道士，当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喜不已，那密密麻麻的手抄本几乎堆得有3米高，信手抽阅几本，更教他们叹为观止，因为这些古老的卷轴毫无残缺的迹象，完整如新，既不见破裂，甚至连一页也没有松脱。在沙漠边缘的断崖下，900多年来雨雪不侵，里面极为干燥，正是最好的藏书地方。这些卷轴堆中更有精美绝伦的绢帛，以及绘上各种佛像的华丽横幅，颜色鲜艳，就像刚刚画上去的一样。斯坦因从中挑选了许多好的写本、绢画等，拉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经过长途跋涉，于1909年运到了英国伦敦，入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他对这批写本和绢画进行研究，认为是当时敦煌各寺院中的废弃物，因为这些写本和绢画及佛教法器等，都是宗教用品，具有神圣性，是不可随意毁弃的，于是，宗教人士就把这些没多大用处的东西集中在一起，保存起来。同时，斯坦因根据所见到的写本和绢画上的所题写的时间最晚是11世纪初，因此断定这个藏经洞封闭于lI世纪初。日本学者藤枝晃也主张“废弃说”，但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时间是在1002年以后不久。

主张“避难说”的代表人是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汉学家，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精通中亚的几种文字，当时供职于没在越南的法国远东学院，负责为该院收集有关中国的书籍、艺术品等。他也是20世纪初中亚探险的重要参与者。1906年在中亚探险时，伯希和无意中得知敦煌莫高窟有古代写本，并且也看到了一些散出的写经。他立刻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价值，于是改变行程，直奔莫高窟。1908年，他到莫高窟后，一面对洞窟进行探测、编号，一面与王道士进行交涉，终于获准进洞观看。当进入洞内时，他大吃一惊，虽然洞内的宝物已被斯坦因洗劫了一部分，但剩下的东西也足以让这位法国的汉学家大饱眼福，他决心把全部藏品翻看一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伯希和是一位汉学家，比较内行，所以他掠取的文物虽然数量上没有斯坦因多，但质量远远高出斯坦因所洗劫的文物。敦煌文书又一次遭到了被掠夺的命运。伯希和根据他所掠取的文书，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以后，驻扎在敦煌的军队被调入内地平定叛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乘机占领了敦煌，这一时期史书上称为吐蕃占领时期。唐宣宗时，敦煌一带的人民起义，建立归义军，摆脱了吐蕃的控制，史书上称为归义军时期。此后，敦煌又一度被沙州的回鹘占领。1036年党项攻占敦煌，虽然很快被沙州回鹘赶走，但在1068年还是被党项建立的西夏占领了。藏经洞中的藏品中没有西夏文书，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所以伯希和认为在第一次党项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僧人匆忙将这些东西堆人洞中，封了起来。中国有的学者也主张‘‘避难说”，但他们认为经卷的收藏是受到了黑韩王朝的威胁。宋绍圣年间（1094一1097），黑韩王朝向北宋提出攻打西夏的请求，得到了北宋王朝的回应。但黑韩王朝信奉伊斯兰教，与当地所信仰的佛教格格不入，于是当地僧人得知此消息后，为了防止异教徒对佛教的毁灭，主动采取了保护措施，将经典汇集一处，藏入洞中，并在外面画上壁画，进行了精心的伪装。

藏经洞被打开之时，正是腐败的清王朝走向了它的末日，从政府到地方官员根本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保护这些国宝。更为可悲的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又是一个贪图钱财，缺乏民族责任感的人，这就使藏经洞的命运更是悲上加悲。敦煌藏经洞中共出土文物5万余件，目前国内所藏藏经洞的文书仅有9000多件，大量的珍贵文物却身在异乡，我们期盼着它们的归来。

“禹都”之谜

早期奴隶制夏王朝的存在不可非议，但由于文献和考占资料的缺乏，夏代的文化面貌始终无人确认。20世纪6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了一些古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十分特殊，介于龙山义化与商代之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二里头村，位于偃师县西南9千米的洛河南岸。古文化遗址包括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寨后和辛庄5个村，面积375万平方米。1957年发现后，1959年开始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文化遗物的特征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商文化早期之间，尚属首次重要发现，命名其为“二里头文化”。这处遗址的最下层被确认为夏文化，出土有铜刀，为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其上层为商代文化，发现有大型宫殿基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遗址中出土大批工艺精良的铜器与玉器，应为夏商时期的都邑遗址，在考古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了解和研究夏商文化的历史有很大意义。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一座早期王城。但这座都城是属于商代的还是夏代却还不清楚。2003年，考古人员又在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中找到了两座大型宫殿建筑。其中一座，呈缺了一个角的长方形，东西长为110米左右、南北宽100米，东北部折进一角。整个庭院范围都是建造在高于地面半米的夯筑平台上。庭院四周为走廊，除西廊是外有墙、内有走廊外，其余三面中间都是墙，内外皆有走廊，说明在庭院北、东、南三面可能还会有相邻的庭院。这座宫殿的样式，后代有许多建筑都沿用。新的宫殿建筑群的发现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无论从其规模，还是样式都是皇宫大院的建筑。

这两座宫殿遗址的特殊处和意义，不完全在于认定它们是王宫，更重要的是它们发现的位置。早先考查知道二里头遗址所处的社会，很大可能是处于夏商两代分界的时期，其上层是商文化遗留，其下层为夏文化遗留。而这两座宫殿初步考定是处于夏文化层，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确定这是夏代的都城了吗?有位考古号家激动地说，“这意味着人们几乎可以从中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

然而事实上，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并未得到公认，首先就此遗址本身的时期争论仍在继续，有人说属于夏文化晚期，有人说属于商文化早期，更为普遍的说法是“界于夏商之间”。历史学家冷静地说，“二里头遗址本身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

长城的两端之谜

长城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人类文化的财富。“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更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现在长城不但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而且世界各地的人也对它敬仰不已，只要提到中N-，便会想起中国的万里长城，只要来到中国，就一定要去万里长城。中国的长城号称万里，实是当之无愧，并无疑义，但长城的两端到底在什么地方却有着不同的说法。因为长城的修筑前后历经二千多年、很多长城并不是绵延不绝连在一起，以及早期修筑的颇多损坏，以致对长城两端所在地的认识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说法是据《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以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句话表明了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两端，即临洮和辽东。秦始皇修的长城其实包括三段，东段起于现在内蒙古德化县内，向东基本上是沿着今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处蜿蜒东行的。进入辽宁以后，折向东南，一直延伸到朝鲜境内的平壤大同江北岸。其终点即是所谓的“辽东”。秦始皇长城的中段，从东至西由内蒙古兴和县，北依阴山，南靠黄河河套，西抵乌兰布和沙漠北缘。西段长城，经考察西起甘肃省岷县，循洮河东岸向北至临洮县、兰州，再东折至榆中县。

专家认为今天的岷县就是秦朝时期的临洮县，是秦万里长城的西边起点。现在其遗址旁树立着一块碑，写的却是“战国秦长城遗址”，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修过长城，秦国也不例外。这一段从临洮起点的长城就是秦昭王时修建的，后来秦始皇加以修缮。可惜的是，经过时问的侵蚀，我们很难相信西起临洮的这一段长城是否存在过，因为几乎看不到绵延于山川田野的城墙。为了探访秦朝是不是在这修过长城，有人几十年来走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昔日的长城，并且找到了很多秦代遗物，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修长城之说，因为这一带本来就是秦朝活动区域，找到一些秦遗物并不能说明问题。

第二种说法是万里长城东端到辽东，西端为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此种说法是基于汉代所修筑的长城之上的。汉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强大起来，不断在汉朝边境滋事，为此，汉高祖刘邦亲征匈奴，但却以惨败结束，被围困了七天七夜，后来用谋士陈平的策略，才得以逃脱。在匈奴威胁下，汉初国力衰弱，只得年年给匈奴交纳大量贡品，以求平安，但边境的骚乱并没有完全停止。经过汉初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后，汉武帝时国力空前强盛。于是汉王朝不再唯唯诺诺，而是主动出击，派遣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军多次给予匈奴巨大的打击。经过一系列战争，打通了甘肃经河西走廊到新疆罗布泊的交通要道，并使西域各王国臣服于汉朝的统治。

汉武帝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着手另一项工作即是大规模修筑长城。汉武帝有四次大规模的修筑，第一次在公元前127年，在击溃盘踞在此地的匈奴后，将防御匈奴的北方边界推进到今内蒙古阴山南簏的原秦始皇长城一线。第二次在公元前121年，夺得被匈奴占据的河西走廊，而后几年修筑了由今甘肃省永登县至酒泉的长城，东面与秦始皇所修长城相接。第三次公公元前111年，用了两年时间，修筑了酒泉至玉门关段的长城。最后一次修筑长城是在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修了玉门关至新疆罗布泊段的长城。

那么，长城的西端是否应该认为是在罗布泊呢?汉代在河西走廊到罗布泊的这段长城和我们一般概念中的长城不同，只有相隔的城墩、烽火台，而它们之间缺少相连接的城墙。不过其功能却是相同的——驻防，互相通报敌情。如果不认为是长城，那么这条千里屏障又如何称呼。

第三种说法是长城分别是东到山海关，西到甘肃的嘉峪关。这两座雄关修建得气势磅礴，至今保存完好，又经过多次修复，一东一西相互对峙，所以被认为是万里长城的两端。此说其实是明长城的两端。明代是最后一个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在其统治的200多年中几乎从没停止过长城的修建，因为明朝有着更为严重的边患。在周边众多实力强大的政权的压力下，明朝为求得安宁与和平，只得年年用大笔银子在崇山峻岭中铺就一条坚固的防线。朱元璋占领北京，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明政权。此时的元政权并没有被消灭，而是退出了北京，回撤到今长城以北，仍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到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地域。而且元政权的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死心，而是时时不忘收复失地，重主中原。在陕西、甘肃、辽东都有不服从明政权的规模庞大的军事政权，时刻让明朝统治者寝食难安。明代中后期，北方女真族政权兴起，更是成为明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时修建长城的工程也更为浩大。

还有人认为万里长城的东端并不是山海关，而是辽东鸭绿江畔。只是因由山海关到辽东一线修筑比较简陋，到现在基本被损坏，所以认为万里长城是明代修筑得比较精良的嘉峪关与山海关之间一段，其两端是这两鹰雄关。万里长城的两端到底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时候的为标准来定，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秦始皇陵兵马俑之谜

1974年3月，在陕西省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东面3里的西杨村，几位农民在奋力打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陶制人头。农民们十分泄气，因为据说挖井挖到人头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于是，他们悄悄把人头埋好，又换了个地方继续挖井。可是，没想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这次他们挖出许多陶制的身体和手。农民们感觉蹊跷，于是他们迅速地报告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立即派考古工作者展开钻探和发掘工作。当地表层被掘开时，神话般的奇迹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在5米多深的深坑内站满了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威武健壮的武士俑和拖拉木制马车的陶马俑。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一号兵马俑。1976年6月，第二号和第三号兵马俑坑又相继在一号俑坑的北侧20米处被发现。

秦始皇兵马俑共分3个坑，每个坑都是独立的一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通过红地下挖坑的形式修建而成。

一号坑为步兵、车兵混合编组，坑四周是旧廊，东西两端是守卫军队，南北两侧则排阵设防，中间9个过洞里，每个过洞四纵队组合，兵车相间，构成主体。二号坑在一号坑东端北侧20米的地方，总面积约6000余平方米，为步兵、车兵、骑兵混合编组。该坑平面布局较为复杂，分东、西两区。东区即“曲天”之首，东西长26．6米，南北宽38米，面积约1050平方米。东西两端各有一南北向长廊，中间是东西向过洞6条，洞、廊相通。全区陶俑分为跪射武士俑和步兵武士俑，这些武士俑均面向东方。西区共有14条过洞，其兵种主要是车兵和骑兵。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25米处，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深5米左右，面积约520平方米。坑内有一辆绘满彩图的战车，车后有4件陶俑。正中两件，前为铠甲武士俑，后为武官俑。三号坑出土陶俑68件，地位十分重要，是秦俑坑的统帅邵。

那么，这些威武雄壮、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究竟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呢。

据说，虽然拥有一个宏伟壮观、巨宝无数的陵墓，但秦始皇仍不满意。他向丞相李斯降旨，让李斯征集4000对童男童女准备为他殉葬。李斯想：营造陵墓、修筑长城已是民怨沸天了，如若再征发4000对童男童女以备殉葬，岂不是等于火上浇油。到那时百姓万一起兵造反，秦朝江山覆灭了不说，自己也难逃一死。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是，他赶紧上奏秦始皇说：“启奏皇帝陛下，臣李斯冒死直言，征人殉葬，必将引起**，不如以陶人陶马殉葬，以壮皇帝盛威。”秦始皇听了十分高兴，让李斯立即征集能工巧匠到成阳烧制陶俑。那么，这些陶俑和陶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从目前发掘的兵马俑来看，其制作方法是先制造出不同的模具，然后利用模具分别制造出不同的陶俑，再烧制而成。陶俑的头与身躯的连接部和俑臂与肩部的连接部有明显的接痕，这说明这些部分是先单独制作出来的，然后，在烧制前，用泥条把各部分连成一个完整的陶俑，最后才进行烧制。足踏板是用单模制成，再粘接在陶俑脚下。俑的头、躯干、手臂中空，而脚、腿、手却是实心的。这说明当时制作时是自下而上，先做脚和腿，再用合模法制造躯干，最后再把各部分连接起来。最后，等胎干后，装窑火烧，出窑上彩。

陶马的制作比陶俑更为复杂细致，工艺水平更高。其制作方法是，先分别做出马的腿、躯干、头、颈、尾等，然后再把各部分套合粘接。连接后，再在初胎上涂一层细泥，雕塑刻画筋腱、肉褶纹、毛丝纹及马饰等。然后通体涂细泥一层，并打磨圆润光滑。

秦俑的造型，运用了模、塑、捏、堆、贴、刻、画等7种传统的泥塑技法，把体、量、形、神、色、质等基本要素表现得淋漓尽致。秦俑不仅体态丰盈、生动逼真，而且其身上各部位都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显得更加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因此，有人称秦俑艺术是“三分雕塑，七分彩绘”。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七大奇迹，它们分别是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土耳其月亮女神庙、奥林匹克宙斯神像、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小亚细亚摩孛拉斯国王陵墓、埃及亚历山大灯塔。不过，除了埃及金字塔外，这些古迹都因地震、火山和战争的破坏而永远地消失了。然而，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后，世界上突然出现“第八大奇迹”，它就是已享誉全球的秦始皇兵马俑。

1974年春，陕西临潼县发现秦兵马俑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世界各地。不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便以《神奇的兵马俑》为题向世界各国介绍了秦兵马俑的情况。1976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到秦俑坑，他是第一个以外国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参观兵马俑的。李光耀参观后，激动地说“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第一个提出秦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说法的是法国前总理·现任总统希拉克。1978年他参观秦兵马俑后，说：“世界上原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1980年9月，新华社记者王光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参观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巡礼》的文章。这是秦兵马俑第一次以“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称号出现在报纸上。

随着兵马俑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越来越高，秦俑开始走出国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它们先后到过十几个国家的40多个城市去参加展出。据统计，在展出期间，参观秦俑的观众共达到1000多万人次。每到一处，都会引起该地区的轰动。

兵马俑真正主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