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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奇闻轶事（第1页）

乾隆皇帝的奇闻轶事

第1节：文字冤狱的制造者（1）

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清朝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长期在人口比例上没有摆脱“八十万尼堪（汉人）”与“三万诸申”悬殊太大的局面，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满洲八旗男丁才有154329丁，而全国汉人的男丁，仅官方册籍的记载，就有25380209丁，二者之间的比例是1比164，满洲男丁太少太少了。这样少得可怜的满人的首领，能够长期统治住一亿两亿三亿以上的汉人，世代为君吗?清帝当然是忐忑不安，疑心太重，生怕汉人造反，必然要竭力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和镇压。另一方面，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其控制百姓的手段和传统，势必也会影响清朝皇帝，也会延续下来，有可能会更加专制。因此，用以恐吓、威慑、镇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乾隆古装像

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庄廷珑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两大文字冤狱，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几百人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最大的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一大批人被杀。

乾隆自诩明君，夸耀“大清全盛之势”，更加容不下臣民的不恭，更加专制，制造的文字冤狱更多，更加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杀，讽上者诛，连歌功颂德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借此诬告良民，敲诈勒索。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安徽巡抚闽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谕令严查。闽鄂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的曾孙养心殿内的“袖珍”书房——三希堂

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等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10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准按“大逆律”，将已故的卓长龄等“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

乾隆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十青玉“三希堂精鉴玺”

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抄》。乾隆读过其诗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有姑容，则与卫哲治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三月十三日，乾隆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加以批驳。一是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二是“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三是“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不开开”。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为何会有朝门不开之语！等等。

第2节：文字冤狱的制造者（2）

乾隆又在这道谕旨中着重指出，胡中藻之所以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的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著将胡中藻、鄂昌拿解进京问罪。不久，审查完毕，乾隆下谕说：胡中藻即行处斩。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鄂鄂尔泰像

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著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其实，胡中藻的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皇帝的。乾隆兴办此案的真实目标，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其父雍正帝之故技，举诗文之案来惩罚自己想处治的大臣，通过诛戮胡中藻、鄂昌，来处罚鄂尔泰，禁止朋党，抬高君威，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

一些文人因对贪官污吏豪横乡绅不满，书写诗文，也遭到乾隆重惩，蔡显的《闲闲录》之案即系一例。蔡显，号闲闲，江苏华亭人，雍正举人，先后刊行过自己的著作《宵行杂识》、《红蕉诗话》、《闲闲录》等书。因为他在著作中对当地官员乡绅的不法行为有所揭露，一些官绅遂摘取书中一些诗句，对蔡显进行陷害，指为讪谤朝廷，蔡显被迫于三十二年携其著作向当地官员自首，希望官府代为剖白，而当地官员竟以此将其问罪，拟以凌迟处死。乾隆审阅蔡显著作后，又发现了一些问题，如《闲闲录》对康熙、乾隆十六年十二月，两江总督尹继善关于查办“传抄伪稿案”的奏折

雍正年间的文字狱有所记载，且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还有一些“大逆不道”诗句，如“雨风从所好，南北查难分”，“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等。又抄写前人所作的《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乾隆认为这是蔡显“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命将蔡显立即斩首，其子蔡必照处以斩监候，所刊书籍通通销毁，为其书作序和帮助校刻的24位学者也遣戍边远。

也就是在这一年，发生了齐周华案。齐周华是浙江天台县的一位秀才，对时事和学术问题敢于发表个人意见，在雍正帝向天下生员征求对处理曾静、吕留良案子的意见时，他来到刑部，要求释放吕留良的子孙，被押解回浙，严加锁锢。在家乡期间，他写了《名山藏初集》等十余种著作，刊刻于世。乾隆三十二年十月，齐周华求浙江巡抚乾隆皇帝在尹继善奏折上的朱批

熊学鹏为这些书写序言，官府对其书籍进行审查，发现其中有《狱中祭吕留良》一文，高度推崇吕留良，“比之夷、齐、孟子”，并且“庙讳御名，公然不避”。乾隆谕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销毁其书，并严令追查为其作序的一些学者。受此牵连，李绂、谢济世、沈德濳等，或者是本人，或者是家属，受到死后受到文字狱牵连的老臣沈德潜像提讯。曾担任过礼部侍郎的齐召南，因与齐周华是一族之亲，又为其《天台山游记》写过跋文，被押解回籍，查抄家产，忧惧而死。

十年以后，又发生了徐述夔（ｋｕí）大案。徐述夔是江苏东台县的举人，著有诗文多种，死后其子徐怀祖将其遗作刊行，乾隆四十三年被仇家告发，布政使陶易认为罪名不能成立，未予定罪。乾隆知悉后，查看原书，发现了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罪证，如《咏正德杯》一诗中称：“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一柱楼》诗中称：“明朝重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认为这是“系怀胜国，暗怀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下谕严加追查。徐怀祖父子被开棺戮尸，曾为徐作序的礼部尚书沈德潜虽已逝世，也被扑倒墓碑，追夺官职、谥法，藏匿徐书的徐食田等人，以及办理该案不力的布政使陶易、知县徐跃龙等，通通处死。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的文字冤狱案数倍于康熙、雍正，大案多达60余起，的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敢议论时政，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能为前车之鉴的政治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烦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叹息。

第3节：英使马戛尔尼入觐（1）

英使马戛尔尼入觐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英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要求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使馆，遭到清政府拒绝，失望之下于九月离京返英。对于这次外交谈判，有的说，英使对乾隆行了三跪九叩的属夷恭谒天朝大皇帝的大礼，有的说英使没有这样做，因此惹怒了皇帝，从而拒绝了英国的要求。究竟英使向清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没有？英国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性质？乾隆为什么要拒绝，该不该拒绝？以下逐一叙述。

马戛尔尼像

马戛尔尼有勋爵身份，是位任职很久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的公使，后来英国政府委任他为孟加拉总督，他辞而未去。1792年英国政府委任他为访华全权特使，斯当东爵士为副使兼秘书，率领官员兵丁役夫船员700余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五艘船只，于1792年9月26日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通过英吉利海峡，往西朝中国方面航行。

这次英使访华之际的中英贸易情形，根据副使斯当东编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叙述，可以看出7个问题：贸易不断扩大；数量十分巨大，仅1792年16只东印度公司的船运往广东的货物价值就高达白银275万余两；中国的茶叶是英国必需的无可代替的商品，英国及其殖民地每年要消费茶叶1333万余磅；税收很多，仅每年从中国运回1000多万磅茶叶就可收税七八十万磅；逆差太大，英国每年需要拿几十万镑金银支付中国货物；降低成本，需要多口通商；潜力巨大。

据斯当东的看法，保护英商对华贸易，扩大中英贸易，是英使来华的缘由，“使节团是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去的”。

《皇清职贡图》之“英吉利国人”

在马戛尔尼使团启程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给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郭世勋写了一封信，用英文和拉丁文各写一份，通知马戛尔尼勋爵奉命访华。在这封信里，培林爵士说：“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从这封信的行文方式、用词和口气看，都是按双方是一样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来叙述的，英王和清帝都是大国之主，地位相当，不是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只想平等地经商牟利，并非乞沐皇恩。郭世勋当然不敢如实地翻译和转奏，便把英文、拉丁文的信函原件呈上，又将信译成汉文，作了修改，把平行口气译成下对上、外夷对天朝的禀帖口气。其译文为：“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马戛尔尼进献的火枪

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乾隆于五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之前看到郭世勋的奏折及培林爵士之信的译稿，以为强大的远夷国王遣使前来，为己祝寿，非常高兴，连续下马戛尔尼进献的腰刀谕，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优遇使者，其携来货物，“免其纳税”，供给上等充分食物，“赏给一年米石”。但是，他也强调，贡使必须实行藩国见天朝大皇帝的三跪九叩之礼。英使不愿，双方争执谈判，最后议定，英使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

第4节：英使马戛尔尼入觐（2）

乾隆十分恼怒，下谕指责贡使妄自尊大，命令接待不须如前优待。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受马戛尔尼入觐，马戛尔尼“单腿下跪”行礼。十三日举行乾隆83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行深鞠躬礼”。

马戛尔尼拜访了中堂和珅，详细说明英国政府的“和平仁爱政策”，对发展中英贸易提出了八项要求。

乾隆接见英国使团（英国铜版画）

乾隆于八月十九日，就英使之事，写了两道谕旨，但未立即下达，延迟到九月初一日，由和珅遣人，恭奉谕旨，以及送给英王及使节团的礼物，送到承德英使住处。礼品很多，英王、正使、副使、司令官、船长、官兵、船员、仆人、厮役，以及留在浙江的官员、船长、船员、兵士，都得到了优厚的礼品，尤其是赐给英王的礼品，又多又“俱系中国出产的精品”。

乾隆给英国国王的上谕档案

乾隆给英王的敕谕共有两道。第一道敕谕是正式国书性质的，主要是讲英王“倾心向化”，遣使来庭，“恭赍表章”，“叩祝万寿”，“备进方物”，故特许使臣朝觐，赐宴赏赍，并赏赐其随行人员及通事兵役。现使臣返国，特颁敕谕，并赐赍英王“文绮珍物”。同时，这道敕谕还专门讲了，英王表内请派一人留京照管英国买卖的要求不能批准的各种理由。

英国还提出了七项要求，即：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