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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下父母（第2页）

她自知上大学无望，发狠学习烹饪技术，当上了厨师。几年后她与人合资承包了当时县城最大的综合性服务楼，集旅馆、饭店、加油站、停车场于一体。每次我回家，出车站旁边就是服务楼，我进门，她赶紧放下客人让别人招呼，亲手做两个我爱吃的菜，坐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我吃。她总嫌我身子不壮，常攥住我那只不拿筷子的手，用它的双手使劲摩擦一会儿，说我是念书念得手脚冰凉。她总是哄着我：“再多吃一口，别给姐姐省啊。”

要是我直接回了家，她晚上打烊后就把菜带回去，菜用托盘和扣碗盖严实，这样冬天回家也是热乎的。

有一回我出其不意的跑进厨房，看到大姐袖子挽得很高，正用双手搅拌一个大盆里的凉菜，那些菜还带着冰碴，她的手臂粗糙通红。我也倒吸了口凉气。我一直以为她是老板，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哪里想到很多事她都要亲历亲为呢。

她以为我嫌脏：“手洗得很干净的，再说筷子也叫不动，这样可以少雇一个工人，不也省一份钱吗？”她精打细算的连一粒米也掉不到地上。

那几天有婚宴，还有“两会”的席，每天要上百桌。我不肯留下吃饭，大姐追出来，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一沓钱。我不要，她说不全是给我的，叫我分一半给我的同学霞霞，霞霞是个孤儿。我说那就只要一半，我的还没花完呢。大姐笑了，说我妹知道勤俭节约了，那就都给霞霞吧，叫她买件衣服，上次见她，大冬天的，连个围巾手套也没有，褂子都毛了边，裤子也脱了线，大姑娘了，别少襟露肘的看着寒碜。

大姐的服务楼干了十年，突然要拆迁，大姐也失了业。我正在为她发愁，她从《农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回娘家包了几亩地，养起了梅花鹿。电话里她告诉我，又一头最小最漂亮的母鹿是我的。我赶紧回家看“我的”那头鹿，脖子上挂着一牌牌，上面写着我的乳名，眼睛圆圆，睫毛长长，性格温顺，真是一头可爱迷人的小鹿！我把头顶的杨树叶子捋下来给我的小鹿吃。大姐说：“你不是会写那个什么诗吗，给咱这头鹿写首诗吧。”我没写诗，我画了一幅油画，一个半人半兽的鹿神，半边身子是大姐，半边身子是梅花鹿。大姐笑着说很像。

这是娜接一声中最辉煌的时刻，她的养殖场成了全县养殖业的龙头，嘴都的时候有六十头梅花鹿，二百多头猪，六十多条狗，后来还养过五千只鸡。

远近的村民来她这取经，有好几十户在她的带动下，也养起了鹿。鹿卖出去了，大姐还得免费负责上门给母鹿接生，她说这是嫁出去的“女儿”生孩子，“外婆”能不管吗？每年定期采抽鹿血割鹿茸，大姐和大姐夫都要起着摩托车亲临现场指导，因为割鹿茸很讲究也很危险，割早了鹿茸还没长成，割迟了鹿茸钙化就不值钱了，割少了浪费，割多了鹿会大出血而亡。

她的鹿卖到周边好几个县，本地也有几十户村民在她的带动下致富。小鹿在娘胎里就有了主儿，一生下来就是3000块钱；大鹿就更贵了，一头公鹿上万。普通的农户根本投不起资，大姐就先赊给他们，钱呢，等卖了鹿再还。这样大姐就有了一批“飞鹿”。有一阵子我很替大姐那些“飞鹿”担心，大姐说：“家财万贯，皮毛不算。我这儿养得多，死一两个还抗得住；小户不能出事，有事我先担着……”

还真有一个小户，头一天领养了三头，不到一星期就死了两头。大姐用车拉回来，解剖了一看，原来那家喂食时不小心，饲料里有一截白塑料绳缠住了肠子不笑话。那家很苦，本来想靠养鹿脱贫致富，不料出了这事，男人当时腿就软了，一屁股坐在那儿起不来。大姐说没关系，她可以把鹿肉卖掉。她让那人再拿回两头小鹿去养，这一回那人向养宝贝儿子一样小心。

2002年春，大姐的鹿场出生了一头小白鹿，全身雪白，只有小嘴唇和四蹄有一点点黑。整个行唐县都轰动了，养鹿的和不养鹿的都专门跑去看那头小白鹿，孩子们放了学拔野草去喂着玩。一时间，大姐的饲养场成了动物园。小白鹿的照片上了新华社、省电视台等几十家媒体。石家庄去的专家说这是返祖现象，几百年难遇的，云南曾有过白老虎，《佛经》中有白象。民间说是吉祥的象征，史书中也有天下太平则瑞兽出现一说。东北的鹿场出十万高价买这只小白鹿当品牌，深圳一老板要给他母亲做寿也出高价竟争。后来我问大姐小白鹿的下落，大姐笑而不答。

大姐一边养鹿，一边还忘不了她的老本行，又承包了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食堂。过年回家时她还说要在山里投资建一个厂，我们都劝她别太累了，她说她这人就是受累的命，要是不累就会生病

2005年3月29日晚8点，大姐和人谈投资厂子的事儿谈得很顺利。在饭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团圆---她已很久没有和家人享受团圆之乐了。饭后出来站在马路边等车，被一辆无证无牌的摩托车飞来撞上，大姐当时就没有了呼吸。送到医院抢救，中间有几小时恢复了呼吸，次日凌晨6点呼吸停止，医生诊断是脑死亡。

平时那么能干能行、爱说爱笑的人，最后时刻竟一言不发，一句话也没留给我们。为了安慰衰老爹娘、年幼的孩子和当时局就昏死过去的姐夫，我们请求医生不要撤下呼吸机。她身体强壮，除了脑部弥漫性大出血，全身器官功能完好，输上液，心脏还在跳动，手还是软的，身体还是热的。

让死亡慢慢地来，让老人和孩子还有爱侣，在心理上有个接受的过程。

就这样坚持了八天八夜，直到最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慢慢衰竭，心率从高到底最后到零，生命何其脆弱，又多么顽强！

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医院的走廊上、院子里，站满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

我很像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起码有四个人比我更有理由悲恸：父母亲是老年丧女，姐夫是中年丧妻，小外甥是幼年丧母。所以我只有在处理完丧失后，回到石家庄的家里，坐在电脑前慢慢地一个一个的敲字。

有人说大姐命苦，光知道干活不知道享受。我觉得大姐的一生很幸福，她是一个成功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活得也算轰轰烈烈，她想干的事儿都干成了，她一个人干的事儿能顶上十个人干的；她虽然只活了46岁，但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的好几辈子。清一下她留下来的账，只有别人欠她的，她没钱别人一分钱。上天只是看她累了，叫她早早休息了。

当所有人围着她哭泣哀叹时，我很想为她唱一首歌。

亲人们啊，不要为远行的她哭泣吧，如果她的英年早逝叫我们流下滚烫的热泪。她充满热爱的一生，更值得我们为之歌唱。

父亲是一本书

闲来无事，翻出一本散文集。随手打开一页，正是一篇记念父亲的文章。当看到其中一句“父亲是一本书，做子女的也许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读懂”时，一阵锥心刺骨般的隐痛顿时刺上心头。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已有六年了。这六年里，我无时无刻地不在思念着他。我甚至企求上苍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做一回父亲的女儿，那样我必定将自己所有的孝心都给予他，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然而上苍永远不会给我这个机会，我也只能在愧疚中缅怀父亲了。

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出生的家庭曾经是很显赫的。他出生在江苏一个大户人家，属于书香门弟，祖上遗留了不少田地和房产，父亲儿时过着少爷般的生活。后来日本人来了，家产全部被抢光，家道中落、一贫如洗，全家被迫逃难到上海。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放弃了学业，不到14岁就给人当学徒、做小贩……整日在外奔波劳累。解放后，父亲为了获得一份高收入，瞒着家人报名到外地油田会战支援石油建设，从此一别上海40余年。

父亲的家世我也是成人后才得知，但在我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他的成份是地主。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我好像天生就低人一等。别的孩子肆意欺负我，我不敢做丝毫抵抗，我怕他们骂我是“小地主”；小学每学期开学都要填成份，那是我最伤心欲绝的时刻。每次在我胆颤心惊地填上“地主”时，我都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为此我曾经在心里恨过父亲很长时间，我恨他让我小小年纪就要承受那么多的屈辱和难堪！

记得有一次父亲回上海探亲，给我带回一件祖母亲手缝制的缎子夹袄，夹袄上还有祖母用金线精心绣制的花边。当我穿着这件新衣服上学时，同伴们嫉妒得眼珠子都要瞪红了。他们一边朝我吐口水，一边骂我是“小地主”。我一路哭着跑回家，将那件衣服狠狠地扔在地上，再用力地踩上几脚。父亲让我捡起来，我倔强地就是不捡，父亲气得扬起手要打我。我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谁让你不是贫农？你为什么是地主？如果有贫农愿意要我，我现在就不做你女儿！”父亲扬起的手慢慢地又放了下来。那一时刻，我分明看见父亲的眼角里含着眼泪。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很严厉的。他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女孩子从小就要受规矩。”他像培养一个大家闺秀般地培养我，我说话、走路、坐卧、吃饭乃至端碗的姿势都必须按他的要求去做。小时候，他经常把我关在家里，让我背《三字经》、《增广贤文》、《弟子规》、《千字文》等古文。而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父亲却放任他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耍。于是，这样一幅画面便在我脑子里永久定格：父亲拿着一把尺子，我像个受戒的小和尚一样恭恭敬敬站在他面前，一字一句地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背不出来，父亲手里的尺子就高高扬起，而此时哥哥正躲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偷笑。经常是我一边背、一边哭。那时的我心里想的就是：我怎么命这么苦啊？有个地主爸爸，让我受这么多的臭规矩。如果我有个贫农爸爸，保证我再不会背什么“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了。

我渐渐长大了，地主成分已经对我的生活构不成丝毫影响。长大了的我发现父亲是很疼爱我的，我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给予我的一切。记得上技校时的一个冬天的傍晚，寒流来临，气温骤降。父亲担心我的被褥太薄，骑着自行车走十几里路来给我送厚被褥。途中天降大雨，父亲怕被褥淋湿，脱下雨衣盖在被褥上，自己则冒雨前行。当他来到我的宿舍时，嘴唇都冻乌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当时正沉迷于一本小说中，只顾躺在**，连句问候的话也没对父亲说，更不用说去送送他了。

有句俗语说：“年轻时犯的错，上帝都会原谅。”而我对父亲犯的错，假如真有上帝，我想他肯定不会原谅我。在父亲活着的有生之年，我从未给他买过任何东西。我送他的唯一礼物：一双羊皮手套还是我在技校参加法律竞赛获得第一名的奖品。当我把手套拿给父亲时，他眼睛都笑眯了，连声夸赞：“还是女儿好，女儿有出息。哪像儿子，一点用都没有。”他戴着那双手套坐单位的值班车，有座位他不坐，偏要站着。他故意抓着上面的栏杆，让车上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戴着手套的手。当有人夸他的手套漂亮时，父亲立刻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我女儿奖的，我那个女儿可有出息了，别人都叫她才女呢。我女儿文文静静的，一点也不像别人家的女儿疯疯颠颠的。”父亲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而他仍旧兴奋地自顾自说下去。连母亲都看不下去了，对别人说他太虚荣。唉，一双羊皮手套就能引起父亲那么多的满足。可惜我对此认识得太晚了！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就一直在山东会战。退休后，他被反聘留在山东继续上班。这其间，我结婚成家，生孩子，一心只围着自己的小家转，父亲被我渐渐地淡忘了。只在逢年过节，我收到父亲托人带给我的礼物：毛呢大衣或羊皮靴时，我才会想起原来他还在山东。97年，退休已经5年的父亲终于回到湖北，回来后他就再也没有起来：胃癌晚期。在他住院的那段时间，我每去一次医院，心灵上就要受一次煎熬，我后悔自己对他的关爱太少。坐在父亲的病床前，我问他：“爸爸，我真的不是个好女儿，你怪不怪我？”父亲笑着说：“傻孩子，爸爸怎么会怪你呢？从小到大，你都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你哥哥就说爸爸偏心，爸爸是偏心，爸爸就是喜欢你比喜欢他多！”

病中的父亲话特别多，每次我去看他，他都要唠唠叨叨说上半天。他对我说：“你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就死了。医生说你没救了，不准备管你了，忙着去斗私批修。你妈妈没办法，跑来找我。我正在上班，一听就急了。我跑到医院，逼着医生抢救你。我说如果你们救不活我女儿，我就跟你们拼命，医生吓坏了。后来又说要给你输血，我二话没说就让医生抽血。那时我刚下夜班，头昏得厉害。”听着父亲的叙述，儿时的往事如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放映：上小学时，每逢下雨天，父亲都会到学校接我。怕雨水溅湿了我的裤脚，就一路背着我回家。路上还边走边说：“有谁要小女孩啊？我家卖小女孩。我的女儿又聪明又漂亮，你们买不买呀？”趴在父亲背上的我就连声高叫：“不卖，不卖！要卖就卖哥哥。”父亲接着又说：“你哥那个臭小子，没人要的！”说这话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注意到哥哥就走在他身旁。